1995年，家乐福进入中国大陆，把大卖场模式也带入了中国。大卖场模式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价格定位上，采取了严格按商品的品种分别定价的方法，大卖场一般的价格政策和价格形象是：最优的品质、最优的价格。以自己加工的商品为第二利润源；合理组织供应商和商品配送以获取第三利润源；出租场地给商品品质相关联和互补的供应商，以降低经营成本。大卖场凭借其庞大的体积、一站式的购物环境、精细的产品分类、超低的价格以及旺盛的人气，无论是从营业面积、商品数量、销售额抑或影响力而言，都成为零售业态中的重要力量。家乐福最早将大卖场概念引进中国，开创了全新的大卖场商业模式。后来的国美、苏宁等大卖场模式也都或多或少借鉴了这一模式。但是一些大卖场兼并联盟，垄断销售终端，逼生产商降价让利，操控市场价格，有可能使制造企业变成卖场的厂房。大卖场和生产商之间的矛盾在很多行业显现，比如格力电器退出大卖场，卡夫与世纪联华，以及康师傅与家乐福的矛盾等。这凸显了产业链上下游纵向关系、绩效情况、整合与优化的动力机制等因素对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的生成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大型大卖场贱买贵卖、通道费、租金、常规商业功能发挥等不同盈利模式与产业链的绩效之间也有较强的关联，但对于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的关联程度，学界一直缺乏有效的度量方法和尝试。这种缺乏容易造成对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和产业链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危害认识不足，从而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因此，探讨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究竟如何或从多大程度上影响产业链绩效，成为我们认识二者之间的关联，从而促进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优化和产业链绩效提升所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然而，传统分析理论一般仅重视从生产者视角探讨制造业产业链绩效，提出诸如资金投入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创新研发因素、企业流动性因素（市场势力因素）、工资水平、金融环境、分工因素、所有制因素等分析制造业产业链绩效的框架。这种分析框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产业链绩效提升的影响因素，但是，随着流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跃升，流通产业的影响力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大卖场所具有的生产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双重属性，既可以引导生产，又可以促进消费，成为促进产业链绩效提升，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提升经济绩效的重要战略因素。因此，分析制造业产业链绩效的影响因素可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流通方面的因素，从本研究来看，主要是零售方面的因素；二是制造方面的因素。因此，本研究拟从这两个方面搭建研究框架。

　　在此框架下，通过研究发现，大卖场盈利模式与产业链绩效相互关联的作用机理并非是简单的直接关联，其相互作用的影响是由大卖场和零售产业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比如大卖场盈利模式、零售规模、零售绩效和大卖场分工水平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二、理论分析
　　
    理论研究表明，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优化是由分工深化、顾客价值和信息技术所推动的，其提升产业链绩效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服务中间需求增长与分工深化提升专业化效率，顾客价值创新催生更好的服务满足和产业链报酬递增，零售服务创新与信息化交易平台网络建设导致交易费用降低等方面。而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测量：

　　一是零售的盈利能力和水平。大型大卖场的盈利能力是反映其纵向约束能力的重要指标。大型大卖场盈利能力的增强有助于大型大卖场对制造业产业链实施更强的纵向约束和控制，从而有更大空间提供更多的零售服务以改善产业链绩效（Lariviere and Padmanabhan，1997；Desai，2000；徐从才、丁宁，2008）。在现实中，大型大卖场盈利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商业毛利率、成本利润率和销售利润率，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大卖场的盈利能力。

　　二是大卖场的产业组织与规模。零售产业集中度与规模情况也是影响零售市场势力的重要因素，是增强大卖场议价能力的重要指针。零售市场集中度与规模的上升可以有效促进大型大卖场集中资本，从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降低流通成本，从而有利于产业链整体成本降低，产业链绩效提升（Bloom，2000;Rao，A.and H. Mahi，2003）。但是，如果缺乏有效政府管制，大卖场一家独大，会形成市场优势地位，会导致部分大卖场滥用市场地位，从而导致制造商利润受到挤压，零供危机凸显，从而降低产业链条整体优化能力，限制了产业链绩效的提升。

　　三是大卖场专业化分工水平。大卖场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促进了零售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市场扩张，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收益，同时降低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扩大了零售企业盈利的增长点；与此同时，对零售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成本节约也促使整个产业链的绩效提升和成本节约，并通过迂回生产链条，促进采购、物流、销售、管理、财务、信息、售后等专业化功能细分，实现产业链绩效的优化。

　　四是零售的服务创新角度。大型大卖场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顾客导向的价值链延伸、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和标准化平台的构建等服务和价值创新，对于促使大型零售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节约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的产业形态上，大卖场服务创新主要表现为经营业态的创新。在零售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市场环境中，在分工深化、信息技术和消费需求的作用下，大型大卖场在业态选择上广泛采取连锁经营方式，实现效益提升和市场扩大，进一步提升大型大卖场市场势力和盈利能力，并促进产业链绩效的优化。因此，我们可以从连锁经营程度角度测量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对产业链绩效的影响。
   
    三、大卖场盈利模式对产业链绩效的影响
　　
    （一）大卖场盈利能力的提高将提升制造商的劳动生产率

    事实上，大型大卖场盈利能力的提升是包括零售环节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绩效提升的一个表现；同时，大型大卖场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显著提高大型零售商市场势力和纵向约束能力，促进大卖场之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从而提升产业链的绩效；更进一步，大型零售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优化大卖场盈利模式，为制造业产业链提供生产者服务，通过提升生产者服务绩效促进制造业和零售业融合及整体绩效的提升与优化。
　　
    （二）大卖场规模和组织化程度提高将提升制造商的劳动生产率
　　
    大卖场规模和组织化程度提升是大卖场市场势力提高的集中体现，市场势力的提升有利于大卖场壮大资本规模，形成技术和人员等要素优势，并重新组合服务价值链形势，促进顾客价值链延伸，提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虽然也会存在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造成产业链绩效损失的情况，但此处不妨假设在大卖场市场势力管制合理的情况下，大卖场规模扩大的积极效应。
　　
    （三）大型大卖场分工优势越明显，对产业链绩效提升的作用越大
　　
    大型大卖场分工深化沿着三条路径提升产业链绩效：一是促进分工深化，促进大卖场自身销售迂回链条效率提升，提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促进产业链绩效提升；二是通过提供生产者服务，包括物流、信息、研发等服务和引导，促进制造商通过服务外包，将自身资源集中于企业价值链核心环节，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链绩效；三是通过大卖场与制造商之间的分工融合，刺激市场中服务中间需求增长与制造商服务外移，进而提升制造商和大卖场各自的专业化效率，产生积极的产业链绩效提升效应，提高制造商的劳动生产率。但是，由于大型大卖场分工迂回特征，其分工深化程度与制造商分工深化程度及产业链上下游分工程度如果不匹配，有可能导致产业链绩效的下降。

    （四）连锁经营程度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制造商的劳动生产率
　　
    连锁经营的程度是衡量大型大卖场市场势力和盈利模式的重要指标，因为连锁经营等现代经营方式的创新有利于大卖场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综合效应，优化盈利模式，提升市场势力，并进一步实施区域市场扩张，迂回提升产业链绩效。连锁经营也是大卖场服务创新的重要方式，主要由连锁经营门店数、连锁经营面积、统一配送和自有配送额等指标衡量，其规模和比重的扩大有助于实现产销间的紧密衔接，建立统一的销售运转平台，从而使大型大卖场通过连锁经营的服务创新与标准化交易平台建设降低交易费用，提升整个产业链绩效。

    （五）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促进产业链绩效提升效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有一定的差异性
　　
    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促进产业链绩效提升效应越明显。由于大卖场的社会分工程度、连锁经营水平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各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导致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发挥产业链绩效提升作用效果的差异。这其中，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它涉及到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各种市场法律法规的执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较为深入，大型大卖场的分工专业化与连锁经营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市场化较高的区域，法制契约的执行程度和政府对于市场的管制较为规范，也有利于减少行业不规范和寻租行为的发生。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大卖场视角研究制造业结构调整、产业链绩效影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对于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影响产业链绩效的具体研究则不多见。本文研究了一个综合零售与制造因素的产业链绩效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大型大卖场因素和制造业因素对产业链绩效的影响都较为显著。其中，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优化和能力提升对产业链绩效提升作用显著。同时可以借助提升为制造商提供生产者服务绩效促进制造业和零售业融合及整体绩效的提升与优化。但是，限于数据的缺乏，本文没有对细分行业及外资进入对产业链绩效影响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和分析，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从政策含义来看，正是由于大型大卖场盈利模式、分工深化、零售规模与组织化程度、零售效率和零售业态先进性等因素对产业链绩效提升的作用非常明显，因此，迫切需要利用零售盈利模式转型、分工深化，通过规模化与组织化提升效率和业态先进性等促进产业链绩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