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深入了解闽籍商人的精神内核，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曾在福建省多家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高层管理岗位任职、对福建省企业历史、现状与发展有着深入研究的方池雄先生。　

“四四四”划分企业家群体　

    《东南快报》：企业家无疑是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区域经济圈的逐步形成（如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经济圈等），中国也已形成一大批企业家群体。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方池雄：“企业家才能”是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四要素”之一。它对其他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进行“组织”，以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所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体上，可将中国目前企业家群体分布状况概括为“四四四”，即三个“四”。第一个“四”指得是具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四大流派的企业家群体。具体而言，我认为目前中国已形成四类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群体：

一、燕赵派。以联想的柳传志、方正的王选、四通的段永基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为颇具古代“燕赵”之风，“皇城根子”味较浓，善于从理念层面演绎日常的企业管理经验。如柳传志提出的管理三要素——“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等。

二、川蜀派。以长虹倪润峰、希望的刘氏四兄弟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为颇具“一代枭雄”之风，霸气十足，企业管理风格极为细腻，宛如三国时的诸葛亮，事无巨细。

三、齐鲁派。以海尔的张瑞敏、海信的周厚健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以儒家、道家哲学理念为根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独成一派，善于从古代哲学的视野高屋建瓴概括企业基本管理经验。如张瑞敏的“海尔是海”、“日日清、日日毕”、“激活休克鱼”、“赛马不相马”等。

四、岭南派。以TCL的李东生、华为的任正非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以“岭南商业文化”为底蕴，大量借鉴港澳华人企业经营中形成的“华企文化”优势，刚柔相济，进退自如，不愠不火、静中有动，独具一格。

    《东南快报》：那另外两个“四”呢？
     方池雄：第二个“四”指得是代表中国四大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家群体。

一、珠江模式。其典型代表如创维的黄宏生，格兰仕的梁庆德、华帝的黄启均等。

二、苏南模式。其典型代表如万向的鲁冠球、红豆的周耀庭、华西的吴仁宝等。

三、温州模式。其典型代表如正泰的南存辉、均瑶的王均瑶等。

四、晋江模式。其典型代表如恒安的许连捷、安踏的丁志忠、七匹狼的周少雄等。第三个“四”指得是代表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圈的企业家群体，即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和闽东南经济圈企业家群体。其中我们所熟悉的建发的王宪榕、万利达的吴惠天、金鹿的张华安、惠泉的程汉川都是闽东南经济圈企业家群体的代表。

    《东南快报》：您的“四四四”架构非常清晰完整的描述了中国目前企业家的群体状况。那么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模式下的企业家群体有着哪些普遍的共性呢？

    方池雄：共性是很明显的：他们普遍都具有中国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特质，那就是要敢于冒风险但又不是盲目冒风险，勇于创新，对事业执著追求，对外部反应非常敏捷、深刻的忧患意识等。我记得前几年华为任正非先生深刻反映忧患意识的名篇《华为的冬天》曾经是那样深深感染着我周围的每一个企业家。从更广义的中国大文化的角度看，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均能为企业家精神提供其所需要的文化源泉。如儒家伦理中蕴涵的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勤俭节制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以苦为乐、甘冒风险、积极进取、追求成就的企业家精神取之不尽的宝藏，它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与企业家精神一致的契合点。历史上著名的“晋商”和“徽商”便是所谓“儒商”早期的代表。
闽商发展分为三阶段

    《东南快报》：我注意到您前面所谈的“四四四”架构所提到的企业家群体有两处涉及“闽籍商人”，一处是“晋江模式”，另一处是“闽东南模式”。那么同其他企业家群体相比，“闽籍商人”的成长具有哪些方面的特点呢？

    方池雄：“闽籍商人”可分为海外“闽籍商人”和国内“闽籍商人”。海外“闽籍商人”主要是由于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到海外“求生存，谋发展”所形成的企业家群体。如遍布全球的近４０００万的闽南人（包括台湾、南洋等地）和460多万客家人中所产生的企业家群体。海外“闽籍商人”典型代表如祖籍福清的印尼林绍良、林文镜兄弟，祖籍泉州的新加坡黄亦聪、黄鸿年父子，祖籍永定的胡文虎、胡仙父女，祖籍安溪的香港施子清等，他们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圈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这里重点探讨国内的“闽籍商人”。国内闽籍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这里有两种主要发展途径。其一，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敢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通过从事贸易、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慢慢完成资本积累的同时形成企业家能力。这一过程中，农民出身的很多。如恒安的许连捷、柒牌的洪肇设、浔兴的施能坑等。其二，在承包或同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合作过程中，积累经验的同时，完成资本的积累。如才子蔡宗美，福耀的曹德旺等。

    第二阶段：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以后，开始投资办企业，进行工厂制或公司制运作。这一阶段，大部分“闽籍商人”主要靠的是经验来选择拟进入的行业。因此他们的知识结构、资金实力及历史惯性决定他们只能进入一些传统产业。如“闽籍晋江商人”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纺织服装、陶瓷建材、制鞋业、塑料玩具、食品饮料、电子机械六大传统产业。

    第三阶段：在实业投资以后，“闽籍商人”又进一步积累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真正能力强的一批企业家逐渐冒出来，他们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运作能力，同时又有能力实施行业上的整合，甚至进行跨国资本运作。如世茂的许荣茂、灿坤的吴灿坤、金源的黄如论、侨兴的吴瑞林、新大陆的胡钢、利嘉的陈隆基、超大的郭浩等。

    《东南快报》：无论是海外的“闽籍商人”还是国内的“闽籍商人”，他们的成长过程都是相当艰辛的，而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企业家精神更让人钦佩。您能否总结一下“闽籍商人”企业家精神的主要特征？

    方池雄：可以。同其它地方的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内涵相比，“闽籍商人”具有很强的个性特色，我认为主要有三条：

一、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的浓厚的企业家意识。由于闽籍企业大部分为个私经济体，因而“闽籍商人”“求生存，谋发展”的市场意识比其他地方的商人更早，也更为强烈。如改革开放初期，侨乡晋江商人利用“三闲”（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优势，选择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闯出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独具特色的“晋江模式”经济发展道路。

二、以朱熹“理学”为文化导向的企业家文化精神。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闽籍商人”同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如新儒学中的濂、洛、关、闽四大派中，闽学的代表就是朱熹；而新儒学即为理学，其主要精神在修身养性和爱人爱国。“闽籍商人”深受此理学的影响与传承，养成节俭、勤劳、守信、尚义等理性行为，这对于“闽籍商人”均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闽籍商人”又与时俱进，发扬“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前面所提到的遍布全球的闽南人和客家人对东南亚经济圈崛起所作的巨大贡献就是这种精神的明证。

三、以“坚持福建本地优势，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企业家发展战略思路。如以曹德旺为代表的福耀集团所走的国际化道路便是一个典型范例。福耀集团早期国际化所走的“生产基地福清化，营销渠道直销化、品牌模式国际化”，同海尔的“国际化就是本土化”的思路有着较大差异，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而近来媒体所报道的“福建企业群体出走”的现象，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应该把它看成是“闽籍商人”为在更大地域范围内谋求企业发展的一种表现。

更多闽商将驰骋世界舞台

    《东南快报》：外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福建省企业长不大；而且其根源在于福建地方文化的封闭性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方池雄：我将企业的发展阶段和赢利模式简单扼要概况为“四步曲”：第一阶段为业务拉动增长型，也就是卖东西、开源阶段；第二阶段为内部管理效益型，也就是在市场份额较为稳定且很难再有更大上升空间时，通过优化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来求效益；第三阶段为资金运作、资本运作和品牌运作型，也就是创造产品附加值的阶段，使产品在同等情况下能卖个好价钱；第四阶段为企业文化型，也就是创造企业附加值的阶段。企业发展“四阶段”是逐步递进、互为因果、螺旋上升、相辅相成的一个完整过程，而这不同的四个发展阶段对企业家的素质和精神要求是不一样的。客观来讲，福建省的企业（包括一些龙头企业）目前绝大部分处于第一阶段，而这一阶段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如敢于冒风险，对外部反应非常敏捷等特质绝大部分“闽籍商人”是具备的。但随着企业逐步向第二、第三乃至第四阶段的转变，有些“闽籍商人”还停留在纯粹的商人阶段，自我封闭，固步自封，丧失了企业家最可宝贵的精神——创新精神，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我认为不要大惊小怪，这是中国企业界甚至是华人企业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更不必仅仅归咎于福建地方文化的封闭性。目前，“闽籍商人”在这方面想了很多办法，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最近国内最大的玻璃制造商福耀集团董事会聘请日本积水化学公司高性能塑料国际部前部长丰桥重男出任公司总裁，就预示着福耀着力构建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国际化职业团队建设的决心。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从历史文化看，愈靠近中原文化，愈不容易产生企业家。福建身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带，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带的崛起，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闽籍商人”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舞台上驰骋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