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先的文明中我们得知，经济下降的最早标志不是经济而是环境。第一个是森林树木，接下来是土壤，最后才是文明本身。而从一般和本质的意义而言，文明是人类脱离了蒙昧期之后，自身创造的特有生存方式，如人类经历过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都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归根到底是由自己的生存方式所决定的。
　　时至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维护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并没有彻底改变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恶化的现实。相反，科技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危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的挑战。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类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关照，使得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消费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却走向了式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了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其资源消耗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国内的资源已难以支撑按传统工业文明所倡导的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我们需要积极探索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并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环境不经济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生态旅游的产生
　　
　　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特别是通过这些要素的配置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派所关注的。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实现手段，但仅有经济增长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经济发展除要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外，还涉及到经济质的方面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随着经济产出量的增长而实现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全面优化，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整体提高。
　　而我们看到，除发展经济学明确提出了环境的重要性外，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将生态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加以重视，更没有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一种“函数关系”。从源头的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边沁和穆勒，都把自利心或者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从理论上作为社会繁荣与进步的源泉。“经济人假说”的主流价值观指导下的工业文明，很自然地使功利主义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中，环境更是一项社会公共财产，环境的价格被作为零来看待。那么，既然在环境不存在通过买卖而显示在真正价值的市场中，根据经济学的供需关系，以零价格供给的物品，它的需求一定会比有价格的物品需求量大。由此，我们很容易推断出人类对环境这一财富的消费是不受经济因素约束的，环境问题的产生也就成为了人类在生产和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外部不经济性”的后果。
　　当前，人口数量、消费需求、人均工业产值、人均粮食产量以及污染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再生性资源和不可再生性资源以及全球脆弱的生态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必须将经济增长限定在某个特定的、谨慎控制的和意义明确的范围内，而不是让它毫无节制地自主发展。即必须在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之间寻找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优化生态环境的平衡方式（或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旅游在兼顾经济行为，促进当地居民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又兼顾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的社会行为，以促进当地居民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
　　因此，生态旅游是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下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途径的现实选择。生态旅游是对人和自然更高需求形态的关照；是人类对待生态环境心智上的理性复归；更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一种关爱和生态环境对人类的一种馈赠。
　　
　　（二）生态旅游之经济环境：生态旅游实现的条件
　　
　　对应于大众旅游，生态旅游所凸显的特征是明显的，除具有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之外，生态旅游更关注旅游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平衡的问题。它强调取之于生态环境的旅游经济行为，必须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有效统一，保护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然而，认为所有的旅游类型都具有生态旅游的价值功能，这一直是发展旅游业的一个误区。正如传统工业文明所带给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样，这一命题也同样存在于不同的旅游类型之中。生态旅游不是一种营销策略，而是一套严格规范的制度管理。但在现实的生态旅游实践中，生态旅游往往被当成了一种营销手段、技巧和策略，一个方便而有效的市场标签。生态旅游是一种专门的社会建制，它有多个利益相关者，其参与生态旅游的动机、方式和范围也不尽相同。生态旅游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它应该定位在较高层次的、具有责任感的旅游消费人群。而目前在国内，传统大众旅游和较高层次的生态旅游消费人群没有区分。把大众旅游的经营管理方式照搬到生态旅游的行为方式中，造成了许多破坏性的开发行为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因此，只有在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的旅游和生态旅游才是符合“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相兼顾”的“二本原则”的旅游，才能内生地将生态纳入表述人类旅游行为之间交换的方程中。可见，在实现生态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人类必须建立一个有助于实现生态旅游内部有序性（内生要求）的经济环境（外生要求）系统，称之为“生态旅游之经济环境”。这显然是一个理想的标准状态（最优状态）。如何收敛于这一标准状态，其实质就是旅游经济行为如何赋给生态旅游一个最佳的经济环境。
　　
　　（三）生态旅游要素的配置：生态旅游的实践方式与途径
　　
　　然而，在我国开展生态旅游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仍面临着一系列的“瓶颈”，它直接影响了我国生态旅游的质量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究其原因，既有生产方面的原因，也有消费方面的原因。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联合国《21世纪议程》（1992年）指出：全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工业文明非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消费行为模式的转变是人类“共同福祉”观的要求，即“人类不再以当代人的消费需要满足为标准，而是以追求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消费需要的满足为立足点，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这是当下我国开展生态旅游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首先，围绕生态旅游所进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有技术路径必须得到转变，并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保持一致。即围绕生态旅游进行的生产方式应该是满足再生性资源循环利用的经济生产方式，而生活方式则是采取替代可能产生的对可再生性资源和非可再生性资源破坏的生活方式。这一过程只与营造生态旅游所需的生态环境有关。环境保护一直是生态旅游的基础目标。相反，赋予生态旅游太多经济收益的目的，将只会忽视其作为公共产品所产生的效益的补偿问题。
　　其次，与大众旅游相比，生态旅游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教育和参与。生态旅游正是具有环境教育这一公益属性才不同于一般旅游活动。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游客和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态意识，就生态意识的实质而言，我们可以大胆的解读为是人类饱尝了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时代产物，它反映了当今人类主体对自己生存发展于其中的生态存在，即“社会－－生态系统”出现危机的深刻领悟、深层认知和深度把握。而参与则是一种保护意识下的行为特征，它让当地社区居民进入到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的民主决策的过程中。生态意识和生态保护共同构筑了对生态环境认知与实践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培育这种文化价值体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更为艰巨的过程。特别是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的实践过程中，它有时需要以公序（如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有时则需要以私序（如习俗）的形式形成默认。
　　第三，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一直是困扰生态资源富集但相对贫困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主要“瓶颈”。从对不同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进行直观的整体比较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贫困地区与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差距。其次，贫困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也是不平衡的。由于各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贫困地区公共管理能力主体的差异性，提供给当地社区居民的公共产品在量与质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经济相对繁荣、市场发达、中小型企业较多的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财源相对充沛，则有足够的财力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而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贫困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则呈现短缺的态势。
　　同时，贫乏与剩余的悖论也是贫困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瓶颈”之一。贫困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不仅表现为总量短缺，而且还表现在供需结构上的不合理，即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一方面，某些关系到贫困地区稳定、农业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切身利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比如农村道路、农村义务教育、农田水利等公共产品的成本都由贫困地区居民自己承担。这使得贫困地区居民负担沉重，增收困难。而另一方面，某些不符合贫困地区居民实际需要，但是对提供主体有利的贫困地区公共产品却被提供甚至过量供给，如贫困地区居民的土地被开发为冠以生态旅游标签的旅游产品，而让当地居民实现所谓的向城市化打工一族过度的开发等等。
　　经济学的观点也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竞争占据主导地位，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一般无法通过私人企业更有效地供给。在现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贫困地区居民无法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表达自己的意志，也无法显示其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同时，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社区居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从而使得以依赖生态资源为条件的生存方式成为贫困社区居民生活的主流。
　　因此，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公共产品的闲置，不仅能改善当地社区居民的生存环境和满足他们的投资需求，而且能提高当地社区居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并获取更为丰富的生态旅游信息。
　　第四，我国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一般是人力资本贫乏的地区，他们缺少开发生态旅游相应的技术指导，特别是缺少相应的组织引导。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的投入。贝克尔（Becker，1962）认为，一个区域发展初期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其变化对该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创立者卢卡斯（Locus，1988）和罗默（Romer，1990）则直接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的经济发展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自此，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得以模型化，并且大量的实证研究涌现并证实了实践的经验。大部分实证研究都证实，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固然生产要素的投入能直接促进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投入，就难以让贫困地区的居民辨别什么是生态旅游，什么是非生态旅游。因此，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加强对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投资，将深化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实践活动的认识，也容易使其在自身的经济行为中自觉维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