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与旅游的内在联系日益明显[1]，传统聚落旅游不仅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也是国外旅游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其研究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目前，国内对国外传统聚落旅游研究进展的综述很少，仅有王莉等对近年来国外传统村落与传统集镇旅游的研究评述[2]。鉴于国内传统村落与传统集镇之间存在差异[3]，且国内传统村落旅游在近几年发展迅速，本文就国外传统村落旅游发展驱动模式、主要研究内容等进行综述，希望为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深入带来启示。

    1　国外传统村落旅游驱动模式
    1.1　保护驱动(Conservation-Driven)模式
    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因为传统村落所在地自然环境脆弱，通过资源环境保护区的建立，引入生态旅游者，从而使保护区内的传统村落旅游得到发展。Grande Riviere是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的一个传统村落，是保护驱动旅游发展模式的典型案例。1992年设立的旨在保护革龟的Grande Riviere环境意识希望(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rust)最初并不是为了发展旅游业，但受保护区驱动因素的影响，该传统村落产业结构由可可生产地转化为革龟保护区，最后成为重要的旅游地[4]。
    1.2　国家发展战略(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驱动模式
    国家为了平衡区域发展，往往制定区域整合发展的战略，通过国家发展战略带动传统村落旅游。斯洛文尼亚于1991年制定了关于农村的国家发展战略，意在整合农村地区的发展和促使村落革新，使传统村落旅游在经历了政治动荡之后得到大的提高[5]。英国为了促进乡村小规模社区在国家范围内的旅游营销，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构建了“CVWB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untry village weekend break)，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推广，由此带来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形式在1990s获得成功[6]。

    1.3　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驱动模式
    二战后，在德国和法国海滨地区为休闲和娱乐而产生的农场旅馆诱发了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乡村旅游[7]，这种完全受市场导向的旅游形式促进了传统村落旅游的发展。日本由于多年追随欧美国家的生活，导致国家身份认同受到威胁；而乡村对于日本则是历史文化宝库，并视乡村为生活之源，国内乡村旅游被看做都市人生活“逆转的仪式(ritual of reversal)”，在乡村旅游背景下的日本传统村落旅游更多的是由国家身份认同驱动[8]。此外还有依托名胜发展的传统村落旅游，如印尼的巴厘岛传统村落。

    2　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传统村落旅游影响
    2.1.1　传统村落旅游影响的空间变化　该研究主要是从区域传统村落群的角度展开。Wall实证研究了印尼Bali岛6个传统村落村民感知旅游影响的空间变化情况。“游客行为是否与当地生活方式相融”、“学生是否愿意从事旅游业”等方面的问卷结果表明，随距旅游中心的由近及远，村民乐于接受游客行为，而学生则不愿从事旅游业，从空间上印证了Doxey的旅游影响的时间序列变化理论[9]。Nepal在研究尼泊尔西部地区徒步旅游线路上传统村落旅游影响时，发现区域村落群的旅游影响具有核心—边缘结构特点，还发现同样的变化出现在单个传统村落，即村民放弃在村落中心的房屋，而在村落边缘重建住宅，这种空间上的变化使该地传统村落城市现象显性化[10]。传统村落旅游对村落人口的空间流动影响也很大，Ulack在对南太平洋瑙鲁的两个传统村落进行比较时，发现存在旅游业的村落具有明显的人口集聚效应，且该村人口的日常流动非常明显[11]。

    2.1.2　传统村落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层次探讨旅游影响得到多数研究者的关注，特别是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更是旅游影响研究的焦点，也是传统村落旅游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关于旅游对文化的真实性影响上，Medina通过在伯利兹Succotz村的调查分析，否定了“旅游服务产生新文化”、“旅游服务产生商品化的文化”等说法，而是通过“出版物”、“导游对玛雅文化历史的了解”、“村民对玛雅技术的无限接近”，使青年人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评价玛雅文化，促使玛雅文化的恢复与保护。他认为通过传统的方法无法实现玛雅文化的原真性恢复，但可通过旅游实现[12]。Tucher认为，背包客的社会文化旅游影响没有得到重视，在村民与背包客的亲密接触过程中，各自通过对传统经历的需要与供给，使传统得到保护，从而实现传统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3]。Willinson等以印尼的传统渔村Pangandaran为例，探讨了旅游对村落性别的社会影响。由于该村旅游发展、性别意识、社区力量、整体经济水平等的特殊性，旅游发展主要对底层村民产生了社会影响；妇女获得了在服务性行业就业的机会，其在家庭生活中的控制能力得到提高[14]。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对外依赖性很强，特别是南部非洲国家的旅游业对西方国家依赖更明显。Lepp认为这种依赖并非源于旅游业，不能用Frank的依赖理论从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解释，应归因于当地特定的社会心理条件；他利用Collins的外部控制指标对乌干达的Bigodi村进行分析，发现该村完全符合外部控制指标的要求，因而认为旅游业是这种外部依赖性的产物[15]。Harrison通过实地调查Grande Riviere传统村落旅游，从系统水平、制度水平、相互影响水平三个层次分析传统村落的旅游影响，发现商业化并不是传统村落旅游影响的结果，而是长期的系统发展产物。他指出，由加勒比海地区得出的Doxey愤怒指数理论忽略了人种状态，并不适用于Grande Riviere；而该村落旅游发展生命周期没有探查、参与阶段，而是直接借助外部力量达到发展阶段，这也不完全与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一致[4]。

    2.2　传统村落社区与旅游
    2.2.1　传统村落社会资本与旅游　1980年Bourdieu和Coleman首次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它是民间社会的原始资料，产生于每天生活接触之中，是一种由下向上的力量[16]。在边远地区，传统村落通过血缘关系形成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类似社会资本的作用，对村落社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9，10]。社会资本在村落灾后重建中影响也很大。George在比较印尼受海啸影响的两个村落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个村落社会资本均值无差异，但对海啸之后的恢复支持意愿差异明显，即旅游村落比农业村落支持意愿低；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发现，旅游村落的社会资本与支持意愿呈反相关，而农业村落的社会资本与支持意愿呈正相关。其原因是由于社会资本有双重作用，当村民感知支持有利于自己时，就能强化支持，否则相反[16]。

    2.2.2　传统村落社区参与与旅游　传统村落社区参与行为与村民对村落旅游的态度明显相关，当村民态度积极时，参与意图明显，参与行为积极。Lepp 以乌干达Bigodi村为例，根据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进行访谈，发现因为该村收益漏损较低，村民对旅游的负面感知很小，正面感知较强，因此村民能积极参与村落旅游，由此证明了菲什拜因合理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的态度—行为意图—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合作、当地材料与地方性设计、以背包客与热衷于村落特色的游客为目标市场、培育社区决策、整合旅游与农业，能进一步增强村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17]。在培育社区参与机制方面，马来西亚的Kedah州依托传统村落建立了家庭住宿经营(home-stay operators)合作机制，既使游客获得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体验，又使村民在社区参与合作中受益，这一操作模式虽然产生不久，但推广很快[18]。社区旅游参与的不平衡往往导致很多争议，日本旅游胜地Hongii Cho就存在部门之间、村落之间明显的竞争关系，产生了对游客行为的多种定义，如朝圣者、旅游者、绿色旅游或自然旅游；于是边远地区的传统村落产生了与游客联系密切的早市、家庭村落社会(home village society)、家庭旅馆等，村落社区参与获得了回报[19]。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在土著人之间、土著人与外来迁移者之间的竞争很可能产生土著身份认同问题，导致社区参与能力下降；为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印尼的Pampang文化村落建立了跨阶层的非政府组织，但这种组织力量强大，往往又代表一定的利益阶层而形成新的村落内部竞争，致使存在村落传统消失的危险；Schiller认为，限制非土著精英的投资，视土著文化展示为艺术表达方法，才能维持传统，促进经济进步[20]。Ying等对中国宏村与西递村落旅游发展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社区参与重在利益分配，不在决策，重在整体参与，不在参与深度；认为这种与西方不同的村落社区参与方法有其理论依据，首先是受中国传统村落社区内在整合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其次是由于旅游成本由村落社区承担所致[21]。

    2.3　传统村落游客体验研究
    2.3.1　传统村落游客体验影响因素　“体验(experience)”是“个体接触事物后的感知或认知，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游客参观游览一个旅游吸引物很可能涉及一个体验流(a flow of experiences)[22]。传统村落旅游体验受游客动机[23]、村民社区参与、导游、村落环境[12，24]等多种因素影响。Zeppel对加拿大一个印第安人土著村落的实证分析发现，游客了解传统村落历史、与土著居民接触是影响其土著文化体验的重要因素；因此他提出，土著文化的解译应作为当地印第安土著村落提高旅游吸引力的关键。传统村落旅游本身就是在一定求异动机驱使下的行为，但求异心理的差异在不同游客的体验趋向方面会有反映[24]。Chang等通过对台湾两个原住民村落游客的问卷调查和聚类分析，得出高求异者(High Novelty-Seekers)、适度求异者(Moderate Life Change Tourists)、低求异者(Prepared Tourists)3种求异类型的游客，发现高求异者趋向于参与性强的节日活动，且高求异者与低求异者对社会接触强于适度求异者；但不同求异者也有共同体验趋向，即多购买原住民商品，视原住民村落为旅游目的地；而信息主要源于朋友、亲戚及重复光顾者的推荐[23]。

    2.3.2　游客体验ASEB概念化模式及应用　ASEB栅格分析是游客体验概念化模式(表1)，它是集中的SWOT(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hreats)分析和游客需要的序列层次(sequential hierarchy of demand)二者结合的产物。SWOT分析因主观性强等原因受到质疑，而游客受目的驱动，其体验过程由活动(activities)、背景(settings)、经历(experiences)、利益(benefits)4个水平构成，将SWOT的4个水平与游客需要的序列层次的4个水平结合构成栅格(图1)，根据栅格中不同水平之间的组合并结合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便构成游客体验ASEB概念化模式。Beeho等利用游客深度访谈资料对英国的New Lanark村进行游客体验ASEB半栅格分析，发现该村落游客的主要体验是愉快的享受历史文化教育，并从学习中获益；同时认为来自该村的分析结果对游客体验管理很有帮助[22]。

 

2.3.3　基于游客感知体验的传统村落旅游管理　传统村落旅游形象是旅游营销的基础，旅游形象感知更是影响游客对传统村落旅游决策的关键因素；Royo-Vela在西班牙的传统村落旅游形象研究中，从影响游客旅游形象感知的认知—情感因素中识别出8个维度，构成了传统村落旅游形象感知模式，认为传统村落旅游营销管理应基于游客感知形象模式[25]。传统村落旅游既是遗产旅游，又是民族文化旅游[26]。传统村落作为旅游资源，要求其在旅游市场上应有一定的吸引力(appeal)；作为遗产，又要求其有一定的承载力(robusticity)。Kam Tin是香港一个有900年历史的单姓传统村落，Li利用appeal-robusticity矩阵(图1)调查该村落游客感知和居民承载力感知，发现了该村落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潜力和承载力，因此他认为appeal-robusticity矩阵是传统村落遗产旅游管理的有效工具[27]。Mearns等基于游客感知和传统村落旅游从业者感知，利用知识审查(knowledge audit)工具检查传统村落土著文化的保存程度，认为传统村落可以充当土著文化的代言人；他认为在文化旅游影响下，知识审查可以作为传统村落土著文化变化的检测工具[26]。

    3　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区域性
    从研究者来源看，国外文献关于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者主要源于欧美、新西兰和东亚等国家和地区；从传统村落研究案例选择地看，以东亚、东南亚、西欧和南欧、北美印第安人分布区、加勒比海地区、南部非洲国家和地区等为主。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主要是对本土型的传统村落进行研究，而欧美等研究者除对本土的传统村落旅游现象进行研究外，跨国家、跨文化研究的现象非常明显(表2)

 

    4　对我国的启示
    传统村落作为人类集中生活居住的场所之一，在我国境内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地域差异明显。受我国传统社会“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国内现存的传统村落有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大多经历了明清时期乡村社会的社区整合和建设，成为明清时期乡绅群体活动的场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其突出特色[28]。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传统村落作为旅游资源进入研究者视野，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1990-1996年)：传统村落的旅游资源价值得到肯定，但没有成为旅游研究的主题；起步阶段(1997-2001年)：传统村落旅游成为旅游研究的主题，但研究方向少有分化；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全面展开，文献大量增加[29]。但与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相比，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功利性很强，研究内容集中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分析、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经营管理、旅游影响等方面[30]，较为关注传统村落民居建筑的观赏功能；而国外研究者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在传统村落旅游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于此，结合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现状与国内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特点，笔者认为，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在以下方面值得深入：

    第一，个案研究的拓展。在现有国内传统村落旅游个案研究文献中，75％以上的个案属于安徽、浙江与江西三省，属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仅十多处[29]。绝大多数传统村落旅游特别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旅游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很严重，旅游开发的盲目性很大。因此，研究者应根据各地传统村落历史发展特色，选择传统村落个案进行研究，为各地快速发展的传统村落旅游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本体可持续性研究。国内研究者考虑传统村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注意到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对古村落保护的意义；但其重点是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中有形的部分和收入，对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中的文化传承者——原住民主体生活方式的原真性问题涉及较少，换言之，对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本体的可持续性关注较少。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价值在于有形的建筑景观及其居民构成的统一体，传统文化是其内核。传统村落旅游的出现，城市化与现代化将直接影响传统村落的方方面面，必然会导致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原真性缺失，从而引发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本体的可持续性问题。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探讨传统村落居民主体的人口迁移与生活方式的变迁规律、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原真性的保持机制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本体的可持续性、传统村落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应是今后国内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

    第三，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再创造性。传统村落是传统农耕时期人类对自然改造的产物，它本身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再现，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但传统村落不仅仅是历史文化遗产，还是现实的人居环境，其适应环境的艺术创造机制并没有消失，即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再创造性依然存在。因此，探究新形势下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再造机制，值得旅游研究者深思。

    第四，传统村落游客体验、游客感知研究。体验经济被称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时代之后第四个人类的经济生活发展阶段[31]，在体验经济时代，游客感知、体验关系到游客对传统村落感知价值的大小。同时，传统村落旅游作为文化类旅游资源，其内涵丰富，只有把握游客感知、体验的要求，传统村落旅游经营管理、旅游发展才能有的放矢。

    第五，对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现象进行多学科研究。传统村落旅游涉及原住民、旅游经营管理者和游客等不同利益主体，还涉及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研究者应注意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从人类学、历史学、文化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入传统村落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分析传统村落旅游引发的诸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