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旅游是人类自由支配个人时间的一种休闲行为,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出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状况密切相关。中国女性旅游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是伴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和女性的全面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为女性旅游奠定了基础,家庭结构变化为女性旅游创造了条件,生活质量的提升为女性旅游提供了便利。女性旅游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男女在多个社会层面上的平等,推动中国妇女的全面解放,而且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国女性旅游逐年升温
从1990年开始,女性在世界旅游市场上逐渐形成较大的消费规模。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女性旅游者人数增长了3.7倍,旅游者的年龄峰值为20~29岁,占旅游总人数的44%。中际广告协会主席卡·波尔明确指出,“以男性为主的消费主义正在转变为以女性为中心的消费主义”[1]。
在中国,女性旅游也日渐成熟。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旅游市场逐渐形成了女性旅游的大潮,女性出游人数以每年近20%的速度递增。从近几年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抽样调查来看,女性旅游者的数量一直多于男性旅游者,基本保持在56%左右的比例,而且形成了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由华坤女性调查中心完成的一项专门针对女性的调查显示,在女性有了余钱花在哪方面的提问中,选择“旅游”的比例最高,占28.23%[2]。2005年,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所做的一项相同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女性在2005年个人最大的一笔开支项目是“旅游”,27.6%的女性将今年自己最大的一笔开支花在“旅游”上[3]。2008年,由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与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公布的一项女性消费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旅游一直是过去三年中城市女性消费的热点,而且旅游消费额逐年攀升。由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妇女杂志社、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女性消费高层论坛”上,公布了“2008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况调查”结果:近六成的被访者2008年有旅游消费,29.1%的被访者2008年用于旅游个人消费在2500元以上[4]。这些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表明,越来越多女性渴望通过旅游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愉悦身心,享受时尚而健康的生活方式。鉴于中国女性旅游逐渐升温的发展态势,从2002年开始,全国近70%的旅游机构相继把女性市场作为首选的开发目标,这些举措在客观上又助推了中国女性旅游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女性旅游快速发展的三大社会原因
旅游是人类自由支配个人时间的一种休闲活动,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有着密切的关联,人们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才有可能从事旅游活动。中国女性旅游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是伴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和女性的全面发展而出现的。
(一)社会地位的提高为女性旅游奠定了基础
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这一位置主要由其对社会的贡献来决定,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往往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财产收入、教育水平以及所从事的职业。一般来说,女性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经济地位和接受教育程度这两个方面。
1.女性经济地位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倡导“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风尚,各级政府利用行政手段积极推进女性就业,努力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女性的劳动就业和经济收入得到普遍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妇女得以广泛参与社会各个行业、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生产经营活动,经济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据统计,中国妇女的经济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1950年代的20%提高到了目前的40%,在一些女企业家的家庭中,女性收入的比例已经高达60%-70%[5](P14),在当今世界,中国女性这种普遍较高的经济地位令许多发达国家侧目。
中国女性拥有目前的经济地位,主要得益于社会为其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积极实行男女平等就业的政策,保障了中国女性就业人数的迅猛增长。据权威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城乡妇女就业人数为2.91亿人,2003年增加到3.37亿人。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的就业比例,1978年为32.9%,2000年上升到38%。2000年至2006年间,中国妇女就业人数和就业比例又得到了大幅度提升。2004年,中国城乡女性从业人员达到3.37亿人,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48.15%,高于世界妇女平均就业率12个百分点。2004年之后,中国女性就业率一直保持在56%左右,始终居于世界各国女性就业率的前列①。2010年3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亚太地区人类发展报告——权力、话语和权利:亚太地区性别平等的转折点》指出,中国将近70%的女性拥有有偿工作,这一水平远远高出了世界53%的平均水平。报告称,这一数据和中国长期较高的发展速度以及工业化进程相符[6]。
随着中国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收入的普遍上涨,她们不仅拥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对家庭经济的支配权也与日俱增。在中国,由于受到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的影响,丈夫一般都将主要收入交给妻子管理,由女性负责家庭的各种开支和花销。据统计,中国家庭中除了夫妻协商共同理财者外,妻子掌握财权的占40%以上,丈夫理财的只有20%[7]。中国本来就有女性理财的传统,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迅速上升,女性基本上掌握了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在2005年进行的中国八城市女性消费状况调查显示,77.3%的女性是家庭日常消费的决策者和主要购买者,22.7%的已婚女性在家庭买房、买车以及购买其他贵重物品等大宗支出时会“自己作主”,46.5%的女性将个人收入“自由支配”[7]可以说,中国女性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为女性旅游消费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女性接受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法律、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积极保障中国妇女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中小学义务教育制度、独生子女政策及高考制度淡化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观念,两性接受教育的机会趋于均等;此外,经济发展带来家庭教育支付能力的增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遍实施,也为新一代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女性高等教育有了巨大发展,女大学生的在校人数连年飞升,1980年,普通高校女生在校人数为26.8万人,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为23.4%;1990年上升为69.5万人,比例为33.7%;2000年上升为227.9万人,比例为41.0%;2008年猛增到1104.22万人,比例为48.15%。此外,高校女硕士和博士生所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也有了飞速提高,1987年两者的比例分别为21.3%和8.8%,1995年上升为30.6%和15.5%,2000年上升为36.1%和24.0%,2008年则上升为48.16%34.70%[8](P92)。
男女平等地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对于推进经济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变化,而且伴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加使人发生质的提升。比如女性对自我的认知,对命运的自主支配能力,对社会的融入程度和适应性,都会得到较大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具有了得到高技能工作的资格,进而可以获取更高的社会经济回馈,这为她们外出旅游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此外,接受教育的女性所带来的文化程度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女性人格的完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用于休闲旅游、学习培训等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方面的消费也得到相应的增加。
(二)家庭结构变化为女性旅游创造了条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直接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生活的变迁,近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趋向是家庭结构的分化,据历史资料统计,中国家庭的平均人口数量,1982年为4.43人,1990年为3.50人,2000年为3.13人,2008年为2.91人[8](P92)。家庭数量的增多和家庭规模的缩小,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左右了女性的外出旅游。
1.核心家庭渐成主流家庭。家庭规模小型化的第一个特征是青年人独立组织家庭。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加之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获得增加、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人口的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这些物质和社会条件使以前的主干家庭逐渐分解为标准的核心家庭,并呈现出青年小家庭日益增多的趋势。首先,青年小家庭有利于男女平等和女性的相对独立自由。中国传统婚姻家庭模式是婚后妻从夫居,即年轻人结婚之后,妻子到丈夫所在的大家庭中居住生活。经济上的依赖性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得妻子在大家庭中一直处于卑微的地位,不仅身体要忍受高强度的劳动,人格上也处处低人一等。现代婚姻模式打破了妻从夫居的格局,青年小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主要依靠男女双方的心智来平衡,所以,家庭小型化较大地促进了夫妻关系的平等。其次,青年小家庭提高了女性在家庭消费中的决策权。在传统的大家庭中,媳妇处于从属地位,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在新式小家庭中,女性不仅拥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而且获得了与丈夫平等的家庭地位,这样,在家庭消费的决策上便出现了夫妻共同决策或部分由女性主导的局面。第三,青年小家庭加大了休闲消费支出的比重。传统的大家庭由于人口众多,主要经济收入多用于家庭的物质需求上,小型化家庭除了经济上的独立和富足外,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大大增多,这些时间主要被用于旅游休闲活动从而增多女性出游的机会。
2.“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规模小型化的第二个特征是中老年夫妇独自留守家庭,即所谓“空巢家庭”。随着中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无论在外求学、入伍或参加工作,大部分都已结婚成家,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于是,空巢家庭大量涌现。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超过1.4亿人,城市空巢家庭的数量已经达到整个老年家庭的49.7%[9]。对于空巢家庭,社会学者大多从情感缺失、养老困难等方面作负面性对策研究。其实,空巢家庭既是家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随着社会的转型,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更加注重追求精神生活。家庭中的老少两代人都要求各自独立、自由的活动空间,于是,小家庭得到了大家的普遍接受。从积极的方面看,老年小家庭作为一种家庭类型,反映了老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这对于家庭中的女性,至少会产生三个方面的利好。第一,绝大多数城市空巢家庭的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离退休金或其他工作收入,由于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经济上能够自立,生活上自给自足,生活质量反而有所提高,妇女由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财产支配权。第二,在子女离开主干家庭独立生活之后,空巢家庭由原来的以亲子关系为中心转变为以夫妻关系为中心,夫妻关系的重要性骤然凸显,妇女的家庭地位比以前得到更大提高,由此也相应地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第三,子女成家之后外出独立生活,致使空巢家庭女性以前所承担的大量家务劳动得以减轻,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考虑自己的学习与生活。而闲暇时间的增多,家庭的各种休闲活动尤其是长短途旅游必然会大量增加。
总之,家庭小型化这一家庭结构的变化趋势使家庭供养人口减少,日常消费支出降低,从而为从事旅游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同时,家庭小型化减少了女性照顾老人或子女的时间,使其拥有了更多的生活闲暇,这些都为女性外出旅游创造了条件。
(三)生活质量的提升为女性旅游提供了便利
女性生活质量包括经济收入、女性健康、婚姻家庭等方面指标,但生活质量的高低并不仅限于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更表现在女性在家庭中享有多少闲暇时间,也就是说,女性生活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女性在工作之外所承受的家庭劳动强度。在这方面,家庭劳动社会化将女性从社会工作者和家务劳动者这种“双重角色”中解放出来,使之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由此可以说,除去政治、经济、文化等指标外,女性生活质量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家庭劳动社会化。
1.家庭劳动社会化已成现代生活大趋势。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0](P70)恩格斯对女性解放的这种期望如今通过家庭劳动社会化的途径得到了初步实现。家庭劳动社会化是指以前基本上由各家各户独立完成的旨在满足家庭成员生活需要的各种家务劳动,部分地转由社会组织和市场提供。从目前来看,这种社会化的家庭劳动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由家庭制作和加工的消费品逐步改由社会提供;二是由家庭自我服务的项目转由社会服务机构来完成。比如“不愿做饭,可以买现成食品,或者干脆饭店定餐;吃不惯‘外卖’又不愿洗菜,可以买包装净菜;不愿洗衣,可以送洗衣房;不愿带孩子,可以雇保姆;不愿做卫生,可以找‘小时工’,不愿意辅导孩子学习,可以请家教……”[11]日益发达的家政服务将家庭自我加工制作、自我提供服务的劳动,转换成一种社会性劳动,使人们尝试新的生活方式的希望变成了现实。在“百度”检索“家政服务”,可以搜索到七万多条信息,不仅有七百多家家政服务公司的网站,所提供的家政服务也一应俱全,家教、保姆、保洁、陪护、厨师、钟点工、家庭保健、家庭理财、家电维护等应有尽有。目前,随着家庭劳动社会化项目的逐步开发,家庭劳动市场得到了极大拓展,家庭女性只要有需求,便能获得各种各样的家政服务。
2.家庭劳动社会化的积极影响日益显现。家庭劳动社会化对于女性的工作和生活,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正效应。首先,家庭劳动社会化有利于促进女性就业。家庭劳动社会化是用社会性的大服务方式替代个体家庭的自我服务,使家庭劳动成为重要的社会产业部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在形成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如果生产资料为私人所占有,商品生产者又在进行孤立而分散的劳动,这种劳动就是一种私人劳动。如果社会分工将每个劳动者联系起来,商品生产者又是为了社会和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生产,这种劳动便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同样,通过家庭劳动社会化,妇女以前所从事的私人家务劳动,在社会服务机构的组织下,经过市场化的过程而转化为具有商品价值的社会性劳动,她们在这种社会化的劳动中则可以获得应有的劳动价值。在中国,作为第三产业的家庭事务服务部门具有就业容量大、适于吸纳各个层次人员的优势,通过家庭劳动社会化,可以拓宽了妇女就业渠道,增强妇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竞争力,进而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其次,家庭劳动社会化是一条实现女性解放的有效途径。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妇女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更新,男性也开始承担部分家务劳动,但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家务劳动依然主要由女性来承担,这不仅耗费了她们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她们的身心健康,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因此,为了尽快使广大女性从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中解脱出来,必须加快发展和完善家务劳动社会化。列宁曾指出:“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12](P20-21)如今,家务劳动社会化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只有改变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使女性从家庭保姆、女佣的身份中解脱出来,才能使她们真正拥有同男性平等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
第三,家庭劳动社会化促进了女性的全面发展。如上所述,家庭劳动社会化为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提供了现实基础,尽管家庭劳动社会化不可能使女性解除所有的家务劳动,她们还是部分家务劳动的主角,但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却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发展而大量减少。由此,职业女性可以置换出自己的劳动力来做个人最愿意做的事情,以此来获得自身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在发展上的自由、自主、和谐和丰富。在全面发展的状态下,人们的独立意识得到增强,更加关注个体的价值和生活质量,而女性由于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家庭中拥有了大量自由时间和相对多的自由度和宽松度,从而有条件更多地从事各种休闲和文化活动,以此来实现自己生活的丰富多彩,促进自我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主体特征的全面拓展,最终实现个人的价值。
多年以来,现代家庭生活的高度电气化、自动化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女性的家庭劳动强度,如今,日益完善的家庭劳动社会化进一步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性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实现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共同为女性的旅游休闲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女性旅游快速发展的社会意义
当代中国女性旅游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不仅能够增加旅游客源地和目标地的经济收入,有力地拉动内需,促进全国旅游业发展,同时可以推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济增长方式,为第三产业发展和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此外,女性旅游快速发展还有着巨大的社会效益,不仅可以促进男女在多个社会层面上的平等,推动中国妇女的全面解放,而且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1.旅游可以改善女性的生活状态
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同时又是众多休闲活动的综合性重组,人们为了休闲而去旅游,通过旅游又能获得多种形式的休闲。在现代社会,女性依然承担着工作单位与大小家庭的双重劳动,身体疲惫和精神压力成为影响女性健康的主要因素。女性广泛参加旅游休闲活动,可以使身心获得放松,精神得到愉悦,有效改善生存状况和生活状态。旅游休闲能够扩大女性的社会交往,在家庭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增进人际沟通与心灵交流,缓解各自的社会压力,促进大家的身心健康。旅游休闲还可以让人更深刻地感悟生活的意义,体验到生命的价值,获得职场上得不到的快乐和愉悦。旅游休闲更能给人带来自我的满足,促使女性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与能力,提高个人的素质,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对自己提出的角色要求,最终带来个人的全面发展。
2.女性旅游的快速发展表明女性享有了休闲权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通过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接受各类教育、踊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经济地位、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均有了较大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但中国女性在争取到了工作权利之后,却一度长期为家庭劳动所牵累,如今,旅游休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女性自然也迎来了分享社会进步成果的机会。因为旅游休闲作为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人们在履行了个人对社会与他人的义务之后,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与个性需求,自由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休闲方式,所以,人人都应当拥有这样的选择权。
在当今时代,社会提供给女性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女性的生活空间得到不断扩展,女性休闲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这些都为女性通过休闲实现赋权提供了条件。许多女性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拥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女性不再单纯地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工作权利,开始思考和追求女性所应拥有的旅游休闲生活。实际上,中国当代女性在获得了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社会地位之后,在旅游休闲领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近二十年来,她们经过进一步奋斗,经济上获得了的相对独立,家务劳动相应地减少,人格尊严得到较大提升,旅游休闲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大幅度增加与扩大。可以说,近十几年来中国女性旅游逐年升温的状况已经表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她们的休闲权。
3.女性享有休闲的自由体现了新时代的男女平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已经成为公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休闲时间的增多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它一方面表明社会所提供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富足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有效地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广大社会成员由此而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能够用来享受更高层次的生活。但在目前,社会人群的休闲时间及休闲方式并不均衡,社会强势群体过度占有休闲时间与资源,社会弱势群体的休闲时间及资源却严重不足,这里面存在着了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中国,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女性的积极努力,基本上消除了对女性的“休闲歧视”,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同男性一样的工作权与休闲权,基本上实现了新时代的男女平等。
当然,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既反映着人的价值实现的程度,同时也是全体公民本应享有的一种权利。作为社会另一半的女性,理应与男子同样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这是女性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发掘女性内在潜能的重要条件,也是体现男女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享有休闲的自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进步层次,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文明程度。因此,进一步重视女性的旅游休闲状况,努力提高女性的旅游休闲意识,促使女性拥有更加充裕的休闲生活,是今后在中国进一步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
注释: ①以上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综合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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