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增权是旅游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鲜有研究从定量方法入手，探讨增权在旅游目的地空间不均衡问题。本文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样本地，借鉴雅克松关于旅游者罩空间划分的标准，将样本地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分别发放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感知的调查问卷，以此进行旅游经济增权的空间分异研究。结果表明民族村寨旅游经济增权在空间上呈现出依次递减的分异特征，符合地域衰减规律。
　　　
　　增权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1］。增权理论强调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和决定权，倡导个人通过自我实践增强能力（权利），实现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和环境的变迁［2］。民族贫困地区以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区域，经济增权主要体现在本地居民的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地位不断抬升，获益能力不断增强。作为一项特殊的旅游活动，民族村寨旅游是依托当地社区的历史文化、生活空间中的聚落景观及其构成要素以及其下的社会文化内涵为核心吸引物展开的。民族文化的鲜活性和以人为主体的构建性决定了社区居民必然是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主体和村寨资源资本化的利益主体。如果社区居民能感受到旅游发展为他们带来了真实收益或感受到有价值的个人收益超过了个人花费，他们将对旅游开发报以支持的态度。相反，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容易导致消极行为的产生，甚至使用暗中破坏形式的“弱者的武器”来反抗，进而威胁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因此，经济增权程度直接决定了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及参与相关决策的态度［3］。然而，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增权在民族村寨旅游地空间上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经济增权在民族村寨旅游地空间上的差异呈现何种分异规律，造成这种规律的因素是什么，都是亟待认识和研究的问题。这不仅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区域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
　　
　　一、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综述
　　
　　增权理论根植于社会工作传统，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维护观点、市民权利和妇女运动以及草根组织运动的孕育而形成的一种实务工作取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该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较为活跃［4］。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扩展运用至旅游研究领域。Akamal（1996）［5］最早提出社区旅游增权的必要性，Regina Scheyvens（1999）［6］构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里、社会4个维度在内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 sofield（2003）［7］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近年来，国内学者保继刚（2008）［1］、左冰（2008；2009）［7-8］、孙九霞（2008）［2］等人率先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中国，在对增权理论进行梳理、吸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旅游增权的基本路径，并以云南香格里拉部分藏族社区为例，探索将旅游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旅游实践的框架和途径［1，7-9］。

　　研究发现，国内外关于旅游增权的研究成果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和总结水平上，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关于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空间分异的实证研究，国内外研究文献还未给予关注。鉴于此，本文将利用旅游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优势，以经济增权为研究对象，以典型民族村寨旅游地经济增权的空间分异为研究内容，以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的感知为测量指标，研究旅游目的地经济增权的空间分异问题，以丰富增权研究内容，拓展旅游地理学对旅游现象的地域分异及其空间结构的研究。
　　
　　二、案例地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一）案例地的典型性

　　西江苗寨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一个苗族村寨，距雷山县城36公里，距州府凯里35公里，现有1 285户5 120人，其中苗寨人口占99.5%，故有“千户苗寨”之称。寨内分为平寨、东引、南贵、羊排四个自然村寨。整个西江苗寨依山傍水而建，吊脚楼层层叠叠，是中国苗族干栏民居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一个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较为完整的地方，是领略和认识中国苗族漫长历史与发展的首选之地。西江牯藏节、苗年等节日闻名四海，成为观赏和研究苗族传统文化的大看台。迷人的自然生态和古朴灿烂的苗族文化，构成了西江亮丽的风景线。

　　20世纪90年代初，西江苗寨社区居民依托资源优势,自发从事旅游接待与经营；但因受资金不足、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等众多不利因素制约，旅游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2007年以来，当地政府在深化县情认识，找准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以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以下简称旅发大会）为契机，将西江苗寨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在旅游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市场宣传、人员培训等方面积极介入。在当地政府主导下，西江苗寨旅游基础设施环境得以优化，产品内容不断丰富，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扩张，旅游人次呈现“井喷式”增长（见图1），旅游市场结构出现了重构。旅发大会前80%以上游客来自省内贵阳及雷山县周边县市，如今省外和国际游客接近50%（省外占40%，国外和港澳台占60%）；团队游客从政府介入前的零组团增加至2009年的4 429个团队。游客人次的增加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为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接待与经营，实现经济增权提供了前提和保障。然而，由于村寨过大，加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经济增权在西江苗寨不同区域呈现出空间上的巨大差异，这为研究旅游目的地经济增权的空间分异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

　　（二） 研究方法

　　旅游业的综合性特征使经济增权的各项指标很难从目的地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中剥离出来，社区居民作为经济增权的作用对象和实际感受者，他们对于经济增权的感知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旅游经济增权的实际效果。因此，该项研究将选取社区居民对经济增权指标的感知作为衡量旅游经济增权的状况。测量指标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已开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价值量表［9-11］；第二，已有文献中关于旅游经济增权的相关指标［1-2，6-8］；第三，实地访谈并通过小规模座谈了解社区居民对经济增权的认知与评价。问卷调查时间为2009年8月22日-29日。问卷调查前，我们根据西江苗寨旅游业发展实际，结合雅克松关于旅游者罩空间划分的标准，将西江千户苗寨分为三个区域（见表1），分别发放问卷展开调查。此次发放的问卷中，核心区80份，回收有效问卷73份，有效率为91.25%；过渡区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3份，有效率为94.17%；边缘区110份，回收有效问卷107份，有效率为97.27%。对调查问卷采用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16.0进行统计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不同区域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回收的有效样本中，西江苗寨三个不同区域在人口构成，尤其是本地居住时间、职业构成、与旅游关系的密切程度、家庭收入来源等方面差异明显（见表2）。这种差异既是旅游发展的结果，也是导致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感知差异的重要原因，为避免前后重复，我们将该部分内容放在后面予以分析。

　　（二） 研究结果

　　本文采用11个项目测度西江苗寨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利益感知的差异（见图2）。为综合反映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经济增权的感知差异，我们对表中涉及去权项目的均值进行正向转换的基础上实行加权平均，结果如图3所示，核心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感知的总均值为2.098，过渡区为1.792，外围区为1.710。总体而言，核心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的感知最强，过渡区次之，外围区相对较弱。

四、 社区居民与旅游经济增权感知空间分异
　　
　　根据统计结果，按照雅克松关于旅游目的地空间区域划分标准，初步归纳出西江苗寨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感知空间分异的基本规律。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的感知强度，呈现出由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依次递减的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包括：

　　1．对旅游经济依赖程度的差异。国外有关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研究表明，旅游对企业、就业机会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并因此影响以此为生的那部分人的态度。一些在旅游发展中获益的居民不仅对旅游带来的经济、文化效应表示强烈认同，甚至不愿意承认旅游发展造成的社会、环境成本［12］。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西江苗寨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感知的差异。调查问卷中，我们采用本地居住时间、职业构成、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及家庭收入来源四项指标来衡量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从本地居住时间来看，核心区居民居住在本地5年以下的占24.7%，而过渡区和外围区分别为7.1%和4.7%，这说明西江苗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经营商到当地投资经营，他们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往往高于本地居民。从职业构成来看，核心区从事旅游服务销售、商贸人员占被调查者的98.6%，过渡区和外围区则分别为7.1%和3.7%。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的指标中，直接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和家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核心区分别为75.3%和21.9%，过渡区为4.4%和18.6%，外围区仅为3.7%和7.5%。最后，从家庭收入来源来看，核心区被调查居民中全靠旅游获得收入的占21.9%，过渡区和外围区则均为0；从旅游为主，务农为辅的指标来看，核心区、过渡区及外围区居民的比例分别为38.4%、2.7%和0.9%。这样，在经济利益驱使和推动下，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存在着强烈的经济偏好，越是依赖旅游的社区越强烈地感知到旅游发展的正面影响，对旅游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13］。

　　2．参与旅游接待与经营、获益机会差异。西江苗寨的大部分旅游活动是在核心区范围内开展的，核心区成为旅游者主要集聚地，这为核心区居民参与旅游接待与经营提供了较多的机会。不仅如此，2007年以来西江苗寨蓬勃发展的旅游热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经营者，核心区所具有的潜在商业价值同样会吸引外来经营者将经营范围锁定在核心区。这样，核心区居民参与旅游接待与经营、房屋出租等获益机会将高于过渡区和外围区。

　　西江苗寨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接待与经营及获益情况表明，仅从参与项目来看，三个区域似乎没有太大差别；仔细研究发现，获益较高的项目，如开办农家乐、出租房屋、开办商铺均位于核心区和过渡区范围内，外围区居民几乎没有参与获益较高项目的机会。而农家乐虽然大部分位于过渡区范围内，但除个别旅游经济精英经营的农家乐如“阿侬苗家乐”、“木楼人家”、“农民画家”外，近90%的农家乐平时没有固定的客源，只能偶尔接待零星散客。所有参与项目中，出租房屋为获益最高的项目，且比较稳定。景区主干道上一栋两层老屋，二楼出租给“久久客栈”经营住宿，月租金为5 000元，楼下5个门面出租搞商品经营，月租金6 000余元，一年13万元的租金是过去西江人以及大部分过渡区、外围区居民不可想象的。综上所述，西江苗寨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接待与经营、获益机会差异客观上造成了其对经济增权的感知差异。

　　3．旅游业对不同区域社区居民的影响差异。基于人口居住空间的分异，旅游发展对不同区域居民具有不同的影响方式［14］，导致经济增权的空间分异。核心区居民利用居住上的空间优势很容易地融入旅游业经营中，旅游业主要对其产生积极的经济影响，所以他们对经济增权的感知最为强烈，相应地，对旅游经济去权的感知最低。外围区、过渡区居民不仅参与机会与获益能力不如核心区，他们还要承受旅游发展所导致物资与服务短缺、物价上涨等负经济外部性效应。如表3所示，旅发大会前，当地犁田、砌砖、作木活的价格分别为30元/天、25-35元/天、25-30元/天；旅发大会起后，因众多村民忙于开办农家乐，接待游客，参与歌舞表演，导致西江及周边村寨劳动力短缺，引发价格上涨。位于外围区的羊排上村，2008年前从现在的文化广场位置利用马匹运输至该村的物资为3元/次，2008年后高达12元/次，区位上的劣势使得该村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在西江这样的传统村寨，旅发大会前单个家庭难于解决的如盖房、耕地、收割等家庭需要，常常是依靠村寨内的亲缘或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内的“礼尚往来”的方式解决的，即通过劳务与物质的非市场交换来完成［15］。如今，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原先村内亲邻间的义务性劳动交换，差不多全用货币一次性结算清楚。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是外围区、过渡区村民面对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以前以劳务与实物完成的交换现在不得不以现金来支付；除非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副业或充分融入旅游开发浪潮中，否则，旅游产业发展速度越快、规模越大，过渡区、外围区居民现金支付与生活的压力越大。

　　4．旅游政策实施差异。参与机会及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差异导致了西江苗寨不同区域社区居民获益能力出现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为兼顾公平，当地政府应积极探索，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办法，以缓和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实现社会公平。然而，为培育市场环境，吸引外来投资商，当地政府曾经一度对核心区商铺进行补贴，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区域社区居民之间的不平等，导致经济增权感知的空间分异。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借鉴旅游地理学中关于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理论、思路、方法的基础上，以旅游经济增权为研究对象，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样本地，以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的感知为测量指标，对旅游目的地经济增权的空间分异进行研究，结论如下：

　　1．旅游地经济增权的空间分异是客观存在的。本文所揭示的社区和景区一体化的民族村寨旅游地经济增权的空间分异规律，有利于客观审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际效果，为制定“以人为本”，关注公平与效率，防止参与机会不平等引发的受益不均，均衡考虑同一旅游地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利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2．旅游地经济增权在空间上呈现出由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依次递减的分异特征，符合地域衰减规律。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三个区域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增权的感知由强而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围区、过渡区、核心区居民对于大多数反映旅游经济去权的测量项目，呈现出由强而弱的特征和趋势。当然，并非所有的增权项目都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对于个别项目，会出现核心区→外围区→过渡区逐渐递减的趋势；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某些项目的感知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和趋同性，但并不影响旅游地经济增权的总趋势。

　　3．旅游地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因受居住时间、职业构成、家庭收入来源等因素影响，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往往不一致。依赖程度越强，对旅游经济增权感知越强，去权的感知越弱。反之，依赖程度弱的呈现出相反的态势。这一规律与态势是社会交换理论基础上资源产权获益权和居民生活受干扰补偿权共同作用的结果［13］。也反映出民族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特点，即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政府和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存在着强烈的经济偏好，越是依赖旅游的社区越加强烈地感知到旅游发展的经济增权，对旅游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

　　4．空间地理位置、旅游流、政府政策、旅游影响等因素差异造成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与接待、获取经济收益以及旅游影响存在空间上的差别，众多因素共同叠加导致了同一旅游地不同区域旅游经济增权的空间分异。遗憾的是，目前“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社区内部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对生态旅游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当地政治以及跨越多个政治层次而形成的联盟的复杂性等方面造成影响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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