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高涨带来的民生压力让国家有关部委合力锁定流通环节“动刀子”。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5日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表态，去年物价调控目标未完成，今年将多管齐下完成任务，而首要工作就是“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

　　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7日继续深化这一话题称，控物价、促消费在流通业有很大的空间，物流成本还有一半左右的费用可以降下来。

　　两位部长的言论算是对去年年中一直持续到两会的，社会各界有关“最后一公里”讨论热潮的回应。就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高企不下的物流成本展开了热烈探讨和建言献策。

　　因为全国两会的平台属性，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话题向来能成为前瞻当年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据此，业内人士预言，在扩内需、促消费、稳物价的国家宏调语境下，物流业将迎来一个费用降低、效率提升的“大考年”。问题是，在饱受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下，物流业能否完成这场艰苦卓绝的突围战？

    高物流成本“卡”了民生的脖子

　　菜农抱怨蔬菜收购价格低，老百姓抱怨菜价贵，流通环节多推高物价的问题几乎成为过去一年社会各界“炮轰”的焦点。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以提案、建议的方式将这一话题持续发酵，相关的物流业话题热得发烫。

　　3月7日，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说，中国物流成本去年和前年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达18%左右，相比起大部分发达国家8%~10%的比重，中国贵一倍。这代表着当前外界对我国物流业发展水平的一种普遍说法。

　　身兼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一职的全国人大代表、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武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根据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判断，中国物流费用确实是非常高。

　　“美国密歇根大学曾就物流成本做过一个调研，发现美国商品物流成本占到了32%，但我根据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判断，中国的物流费用可能远远比这个权重要高，尤其是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必需品的流通成本肯定超过物价的50%。”

　　刘武说，他调研中走访了一些门店，发现一个出厂价只有24元的小马达，在北京卖到185元，门店的老板却说利润太低，问题就在于流通环节过多。

　　全国政协委员韩雅玲也表示其在调研了20种各类生活生产商品后发现，一件商品从生产基地到市场，往往要经过少则3个、多则近10个流通环节，每个环节价格都或多或少地上涨，最终销售价格远高于成本价。她因此向两会提交了一个“关于整治规范商品生产流通秩序”的提案。

　　这样直指物流成本高企的提案、言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可谓层出不穷。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阳国秀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专访时也表示，目前流通成本过高，政府除落实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外，地方政府要加大“农菜对接”、“农商对接”、“农超对接”，让蔬菜直接进菜场、进超市。

    体制机制性障碍待破除

　　由于物价高企，流通环节的整治将成为今年物价调控重拳出击的一环。但对于物流业而言，物流的高成本却是迫于无奈。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报告显示，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但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增幅仍高于主要业务收入增幅1.8个百分点，物流企业经营依然面临较大困难，而航运等物流更是身处“寒冬”。

　　对此，刘武分析称，今年特殊因素在于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贷款利率上调，企业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影响而成。而物流成本常年高居不下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物流业整体缺乏一个良好的规划，造成重复、迂回、倒流的成本，出现不必要的环节；

    二是中国商品库存非常大，管理费用非常高，商品损耗非常大。

　　在九三学社中央等物流业“外行人”看来，因机制体制产生的制度性成本是最大的“祸首”。

　　九三学社中央奔赴全国各地调研发现，当前商品零售价过高的“幕后推手”在于物流渠道的不畅通，表现有三：一是天价路桥费，二是处处乱罚款，三是货物进城难。尤其是后者，由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限制货车进城，使得进城最后1公里的费用比前面1000公里的费用还要高出150%。”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在广东团会议讨论时证实了这份调研说，其两个在外省的物流公司，一个企业一年的公路罚款要一亿多元，另外一个小企业也被罚款两千多万元。

　　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去年也曾带领政协经济委员下到国内8地调研，他跟中国商报记者介绍说，物流成本过高有当前直接的成本上涨推动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比如组织化程度低、结构性的税收等，还有对公益性的流通设施投入不足等。陈德铭也在7日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在占GDP18%的物流成本中，有一半多一点是因为交通收费等形成的。

　　造成物流成本高企的除了公路路桥费、各种罚款，物流企业的重复税制也一直负担沉重。对于货车运输企业而言，除要缴纳占到总成本1/3的过路费外，运输企业还需要缴纳3%的营业税，仓储和货运代理企业需要缴纳5%的营业税。

　　目前，“营改增”试点工作自1月1日起在上海启动，物流企业纳入本次试点范围。在操作过程中，企业却普遍反映税负有所增加。由此，刘武直言，按照政府扶持物流业发展的概念，是要帮物流企业减轻税负，但结果企业往往看到政府言行不一致。这让刘武不得不反问：“营改增究竟是准备加大税负还是减低税负呢，最终运输企业普遍反映税收不降反增，这明显说明政策设计本身有问题。”

　　此外，在刘武看来，原来有关物流的法律法规已跟现代物流的理念产生极大的冲突，物流企业普遍顶着违规压力和罚款压力，国家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必须尽快做出些修订。“比如现在的税收要开票的话就必须拥有车辆，这跟现在国家鼓励发展第三方物流业的精神是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