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年快速增长，2005年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标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遍布世界，中国身上凿下了“世界工厂”的烙印。

　　然而，与此同时，祸患便由此而生，“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也遭遇到了重重阻击：欧盟对中国皮鞋、彩电实施反倾销，对中国打火机实施新CR法案；美国对中国打火机进行“337调查”。一时间，国际上对中国制造的声讨声此起彼伏。

　　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仅当年遭遇的反倾销调查就达51起，涉案金额17.9亿美元。用“四面受敌”来形容“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处境一点也不夸张。　
　
蚂蚁的自残

　　无论是打火机、皮鞋、纽扣、领带，还是彩电、手机，乃至国产轿车，低成本向来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在全球化的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凭借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国迅速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外包加工基地。

　　2005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超过1400亿美元，是当年外贸顺差的主体来源。依靠出口加工和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之上的民族工业，中国经济维持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解决了大量城镇居民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人口的转移问题。

　　人力成本在温州有一个更加形象的说法，叫做蚂蚁雄兵，这些“蚂蚁工厂”通过制造一些跨国公司所不愿做的东西，靠明显的低价优势，分到了国际市场的一杯羹，他们为什么能如此低价？主要原因是，他们是“蚂蚁雄兵”，他们像蚂蚁一样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以经营各种小商品为特色的“产业集群”，无数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做同一件事，产生了强大的规模效应。

　　蚂蚁雄兵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价格战，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世界名牌Hugo Boss的精美衬衣在美国纽约第54大街的售价高达120美元，而剖析这个价格会发现，其中60％以上的利润给了销售渠道商，30％归了品牌商，而中国耗费大量资源、辛苦劳作的制造商拿到的只有区区10％。但是温州的商人说，即使只有1分钱的利润，他们也会去做，就是这种蚂蚁精神，硬是啃下了价值链末端的“加工链”这块骨头。

　　而在竞争激烈的代工市场，有些国内制造商为了打压竞争对手、拿到订单，不惜开出总售价8％左右的“超低价”。我国生产附加值极高的世界名牌衬衣的情况如此，而那些非名牌衬衣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世界上最简单的商业竞争方式就是价格竞争，而最低价永远只有一个。如果不调整竞争方式，在设计、服务、功能等方面进行差异化竞争，那么只有不断调低价格；这种竞争最可怕的后果是使行业的利润率不断降低。以中国纺织服装业这样产能巨大、利润微薄的产业为例，价格战无异于自残。 

新版杨白劳与黄世仁

　　有人说起中国工厂里边，中国工厂和国外品牌企业的关系至今还没跳出“地主和长工”这个老套，就像样板戏《白毛女》中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一般，处处充满压迫。工厂自始至终处于绝对弱势。企业会迫使多数工厂尽量多干活、少拿钱，尽量多地满足企业的任何要求，哪怕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

　　而此起彼伏的贸易战中对中国很重要的一条控诉，就是中国日益激化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中国的企业主，不知不觉中好像进入一个套，要想从外企那里拿钱，就要多快好省地拼命干，但是干完之后，还落下倾销，非法用工的恶名。

　　珠三角先富起来的企业主在知道WTO这个洋单词之前，更早知道的是OEM这个洋单词。他们甚至并不知道老外口中的OEM 就是“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意思，但是他们明白这就是“代工”。拿着从老外那里分来的钱，他们的工厂从一间几十人的小作坊扩张到上百亩地的大工厂，对于代工这个角色，他们还是满意的。

　　OEM就是中国制造在世界工厂的角色，在经济全球化生产链条下，参与合作的主要有外包生产业务的品牌商；建立自有品牌的经销商；以及从事OEM生产的制造商。伴随着OEM市场的逐步成长，小工厂主们的算盘打得噼啪响，但是让他们郁闷的是，他们发现虽然他们对厂房和人力的投入是成倍地增长，但是这种付出和产出逐渐不能成正比，利润逐年下降。

　　后来他们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丰富、廉价和富有技能的劳动力资源使得中国内地的OEM代工市场成为了外包商的市场，品牌商俨然OEM市场上的雇主，用质量和价格这两把标尺在无数的OEM制造商当中精挑细选。这一市场特点，决定了OEM生产商在与品牌商的合作中处于弱势地位。越来越多人加入竞争的队伍，价钱自然要降下来了，一分钱的利润也有跌到谷底的时候。

　　开放5年，蚂蚁雄兵坐不住了，也啃不动了。他们发现下边工人要求涨工资，民工荒不断，上边原材料价格一直涨，订单的价钱却不涨反跌，原来那套做法不行了，他们感受到WTO煎烤的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