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国的结构调整要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加快培育现代市场体系,壮大流通服务业应当作为新时期结构调整的主导思想。目前,由于网络技术和供应链管理的兴起,产业结构实现竞争性升级调整、高效率运作在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外部体制和政策环境,在于改善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至今的纵向化、条块分割、九龙治水的行政管理体制。要着力解决政企不分、行政垄断、地区保护等顽症,流通服务业要率先从政府主导型体制向市场主导型体制转变,切实实现企业自主经营,行业(协会)自治管理。同时,要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和相应的执行机制。

　　第二,在依靠通常的财政、货币政策求解中国难题的同时,更应该强化流通服务业和市场体系的疏导、中介功能。最新迹象表明,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人格化”表现,企业竞争性的商业订单机制及其流通渠道已经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明显增强;凭借贴近市场和了解消费信息的优势,流通服务型企业已取得对上游制造商、供应商的支配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要给市场以机会,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变“保姆心态”和包办式思维习惯,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流通服务业,不应再继续有意无意地把它当作次要产业来看待。为切实促成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必须将主要注意力从以往侧重于制造业转向流通服务业,寻求和探索解决原有诸多问题的新途径。

　　第三,要鼓励流通服务业向第一、第二产业渗透,紧密结合当代重大.生题;提供化解系统风险、消除“跑冒滴漏”的周到服务。结构优化只能更多地依托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来寻求‘彻底解决,实行市场化、竞争性的商业订单机制和流通渠道建设,促使商品和生产要素高效率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分工深化进程,改变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高度趋同、放大的自然经济体系的状况,改变国内商品和要素市场分割、封闭、垄断、无序以及价格信号扭曲的局面。尤其要对行政主导下的产业进入冲动极为强烈而淘汰退出机制严重缺失所导致的一轮又一轮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严重的结构性损失,实行釜底抽薪、根绝后患。

　　(二)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流程优化行动

　　保守估计,通过加快经济节奏,提高资本周转速度,我国全社会工商企业可节省至少15000亿元的流动资本。由于周转缓慢,导致企业流动资本占用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GDP的增幅。据跟踪分析,由于资本效率和周转速度下降,1999年同1992年相比,仅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就白白蒙受了8400多亿元的隐形经济损失。目前,我国企业资本周转速度同过去相比虽然略有改进,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特别是2005年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又出现减慢趋势。相比之下,日本经济尽管经历了战后最长的“平成不景气”时期,但其制造业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率始终保持在7.5～8次②,周转速度是中国同类企业的4～5倍。2004年末,我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本占用达到86884.71亿元,如果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速度从2004年末的2.16次提高到3次,则周转时间可缩短48天,同等经济规模下可节省流动资本11280亿元。

　　另外,发达国家批发、零售业多种业态的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约10-12次。一些跨国零售巨头,如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的资本周转速度则保持在年均20—30次的水平③。如果我国批发、零售业的流动资本年均周转从目前的3-4次提高到7-8次,则可节约至少8000-10000亿元的流动资本。

　　把两部分节约的流动资本加总,扣除资本交叉占用导致的重复计算,我国全社会工商企业流动资本占用每年可节约至少15000亿元。

　　同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对应的另一种指标是库存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德国、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3％～1.5％;批发零售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14％～1.29％。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运行节奏的不断加快,流动资本处于沉淀状态的比例很小,进一步印证了周转速度普遍较快的现实④。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减少商品库存量是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的一项可行的战略⑤。调查显示,美国71％的制造商利用这一可行的战略,已经使商品库存时间从最初的2个月下降到了1.2个月;而汽车、电子产品和零售企业的周转时间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27天,缩短为90年代末的12天⑥。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发挥流通效能、加快经济节奏和消除迟滞耽搁来挖掘竞争优势和开发利润源泉,已经成为新世纪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以制造业和商贸业、流程优化为主导的经济节奏的较量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表现在微观主体层面就是提高科技含量、加快资本周转、控制库存、精确采购、周到销售、降低成本、推行供应链一体化等等。为了促进流程优化,需要注重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要努力促成国民经济实现“第三个转变”。中国不仅面临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而且迫切需要借助流通创新,塑造传导机制,提高流通效能,以加快经济节奏、加快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为核心,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高成本、低效率向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的“第三个转变”。突出强调“第三个转变”,是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出发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既不是画蛇添足,也不是对“两个转变”的简单重复。时至今日,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无不叫喊“资本不足”、“资金短缺”,与此同时却又放任经济节奏l的缓慢、迟滞,任凭已经投入的巨额资本沉淀不:动或隐性闲置。现在看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到处缺钱”,而是循环太慢,缺少“动感”,几个钱不顶一个钱。

　　第二,要将动态化的新财富观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展流通服务业,提高所有时点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社会产品所占比重,最大限度地减少处于闲置状态的产品(包括“必要闲置产品”,即各种形式的必要储备)所占比重。提高所有时点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社会产品所占比重,是评价流通效率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根本性指标之一,也是现代流通产业问题首先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重要理由。在社会财富总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减少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努力使所有环节和市场趋近于“流畅、平滑的最佳点”,即处于资源使用效率最高的状态,就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真实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得到实惠;反之,则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虚假增长。

　　第三,在新财富观指导下,历来比较重视周转速度和流通成本的批发业、零售业和物流业要发挥市场中介的天然优势,积极主动介入农业和农产品、工业和工业品流程的优化整合,实行“三个改变”。即一要改变流通渠道行政化、孤岛化,商业资源各起炉灶、重复建设,三大产业分隔,信息传递受阻,货不对路,产、供、销脱节,脱销积压并存,流程支离破碎,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局面;二要改变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条块分割、纵向管理的经济体制,把制造业从一个个非市场化的封闭型车间孤岛中释放出来,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三要改变我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无渠道、无品牌、无订单、无技术,处处受制于人、勉强微利经营甚至亏损经营的状况。与此相关,解决就业问题要有长远战略考虑和方案储备,而不应当过于看重拼数量生产和粗放式出口对扩大就业的暂时贡献。

　　第四,流程优化的前提是利益关系的优化调整。即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这一市场化的公平原则,推动流程中相关各方,特别是零售商和供应商结成“利益共赢体”,改变目前因为利益冲突而轻易损毁流程的状况。具体而言,就是促进流程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包括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等的利益关系趋向公平、公正、合理、稳定,使原有的松散型、节点状资源,以共同受益为主线优化整合成平滑的链式资源。

　　(三)以物流合理化为主导的节能降耗行动

　　提高物流效率,改变粗放格局,可降低至少1万亿元的物流成本。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统计,200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48万亿元,同比增长25.4％,绝大部分来自采掘加工制造业,由此引起的货运、仓储和物流管理活动所付出的社会物流总成本高达3万亿元⑦,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1％。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历经多年徘徊后虽然有微幅下降,但仍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9～11个百分点。

　　从全球看,成本削减的重点和注意力,正在从余地越来越有限的制造环节向空间广阔的流通环节转移。以此为依托展开“经济节奏的较量”,正在成为新世纪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新主题。原来理解的产品生产时间和生产成本发生了新的结构性变化,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物流时间和物流成本所取代⑧,物流成本占产品销售价格的比重平均高达30％-40％⑨,已经成为吞噬企业利润的巨大“黑洞”。

　　推算得知,在现阶段,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每降低1％,就可节能降耗1600亿元以上;在此基础上,如果我国能达到当前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平均水平(10％-12％)。则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14000～16000亿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将快速发展我国现代物流业、推行物流合理化、高效化纳入节能降耗、提高国民经济质量的“总盘子”,“十一五”期间要明确将社会物流资源优化整合、工业企业物流绩效改善作为主攻方向。在我国,物流的主要问题不是出在引发人们过多指责的批发、零售业等流通服务业,而在于制造业,突出表现在工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及其普遍“自办物流”的低效格局。在历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生产资料投资品销售总额中,工业企业自采自销比重高达70％;在社会总产品中,工业生产资料产品占75％,工业品物流总值占社会物流总值的85％以上,这些产品的市场流通绝大部分是在工业企业之间直接进行的。目前,对工业企业自设的采购、库存、储运、销售机构所造成的巨额投入,以及成本和效率状况几乎难以统计,原因在于游离于市场交易之外的非社会化物流运作在全部物流活动中所占比例过高。这个深不见底的巨大黑洞正是中国物流效率低下、流程恶化的要害所在,也是改善潜力之所在。根据对第三方物流市场的调查,工业企业通过外包物流服务,平均可以节约39％的物流成本⑩。这对大多数处于微利状态的生产型企业而言,诱惑无疑是巨大的。

　　第二,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第三方物流市场,防止重复建设。针对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滞后、格局散乱、家底不清的状况,有必要就目前的物流资源进行全面的普查摸底。重点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仓储设施和运输能力的种类、结构、分布、水平、闲置状况以及探讨其现代化升级改造、存量重组的可能性等,以便为制定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可靠依据。要坚决制止各地巧立名目,采取违背物流规律的做法“大办”物流产业的倾向。对配送中心和物流园区等“第三方物流”领域的投资行为,应当采取最严格的政策措施,加强指导和规划,注重存量重组、升级改造,避免铺新摊子,滥占土地、滥上项目。

　　第三,改革物流体制,降低跑空率也大有潜力。“十一五”期间,要以大幅度降低跑空率、提高综合效率为近期目标,改变物流资源条条块块分割,铁路、公路、水路、海运、航空、管道各自为政的物流管理体制,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整合现有物流资源存量,使各类车辆平均跑空率从目前的40％,下降至20％,明显缓解能源、道路资源短缺的压力。

　　第四,专门研究降低“涉农产品”的物流成本。包括来自种养殖业的农产品、满足农民需求的工业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等等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据初步了解,我国农产品流通方式陈旧落后,市场风险巨大,由此造成的直接、间接的实物损耗和价值损失高达30％。与此同时,农民需要的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质次价高,物流成本占较大比重。结果导致“出村的贱,进村的贵”,“里外里”算下来,“剪刀差”在不断扩大。可见,专门研究物流成本和剪刀差,对于增进农民收入、降低生产和生活成本、促进生产和消费,以及实施新农村战略意义重大、实效显著且立竿见影,值得认真对待、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四)以增进消费为主导的商品畅销行动

　　连续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并不同步,非收入消费制约因素大大抵消了收入增长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消费水平未能实现同比提高。截至2006年2月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15万亿元,这是在13个月内,居民储蓄存款连续跨越的第四个万亿元大关,高储蓄率的背后折射出消费环境的隐忧。而从市场、流通服务业入手,排除非收入制约因素的影响,可化解至少1万亿元的购买力存量,从而增加即期消费需求。

　　为此,迫切需要在增长动力、经济结构上完成由政府推动、投资主导型向市场调控、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必须改变“重投资、轻消费”,“重需求、轻供给”,“重收入、轻转化”的陈旧思路,将改善消费环境、排除非收入制约因素、化解购买力存量作为政策实施的重点。目前,尤其需要根据收入增量有限而购买力存量巨大的突出特点,顺势大力度改善消费环境条件,加快释放收入-消费能力的存量。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

　　第一,要先行管住“四大取款机”,高度重视其对居民即期消费的巨大阻碍作用。城乡居民日常的、大量的、基本的消费需求,即国家统计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统计范围内相关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始终是最大量、最直接体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消费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予以优先保障。然而,当前即期消费范围之外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这四项最大开支已经成为许多家庭支出的重要负担,俗称“四大取款机”。目前,政府投资向市场越位,而建立社会公共保障体系职能缺位,迫使许多家庭为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四大取款机”而被迫储蓄或借贷、还贷,不得不紧缩日常开支。由此所造成的挤出效应,正在剥夺公众的即期消费,甚至造成新的贫富差距,被迫节衣缩食,有的已经“返贫”,成为“时尚穷人”。

　　第二,要切实发挥现代流通服务业在促进消费方面转化剂、催化剂功能,建立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商品畅销体系。流通服务业虽然不直接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会通过强大的服务职能,营造、改善消费环境,增加城乡居民的福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从货币储蓄到实际消费的转化,达到促进、催化、开发消费的目的。而消费数量、质量、方式、结构、服务则是流通服务业时空效能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为此,要顺应消费国际化趋势,提高有效产品供给比率,调整优化商品供给结构。促进文化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从批发、零售场所建设转变为大批发商、大零售商的培育;促进农村市场主体成长,构建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扩展“万村千乡”工程的内涵;倡导绿色、健康、环保、可持续消费;建立、巩固快速反应体系;在内外贸一体化背景下,优化各类商贸流通企业资源和国内外商品产供销流程,实现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有效对接。

　　围绕以上从市场、流通服务业挖掘潜力的思路,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行动加以配合。一是不断增强流通服务业企业可持续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外开放的政策思路要改变各自为政、少稳多变的优惠吸引政策,创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积极开展以服务至上为主导的诚信商业行动,改变流通服务业“普遍不讲求服务、不讲求诚信”的形象,切实提供优质服务,而不再提供“麻烦”,从源头上降低交易成本中急剧增加、数以亿计的社会防范成本(实际上,化解诚信危机,也可从源头上降低至少1万亿元的社会防范成本)。三是以精确化为主导的科学监测行动。切实解决数据、信息、指标等等缺失、虚假、混乱,不全不准不及时的问题,加强流通服务业监管体系精确化、制度化基础性建设。重点建立物流成本核算体系,流通服务业现代化评价体系,流通服务业标准化指标体系,流通服务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等等。

　　注释:

　　①　关于“补课”一说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承认现行的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够完备、制度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那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②宋则:《中国经济发展前沿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③宋则:《中国经济发展前沿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④参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第689、692页。
　　⑤威廉.佩赛克:《控制库存商品量使经济稳定下来》,美国《华尔街日报》1997年8月29日。
　　⑥杏尔斯.巴彻勒:《供应链中的后勤工作在公司议程中有更重要的作用》,英国《金融时报》1998年12月1日。
　　⑦这尚不包括社会物流活动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诸如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关于物流外部性的统计目前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难点,但外部成本随着经济成本增加而增长的趋势是勿庸置疑的。随着物流合理化、高效化,在经济成本降低的同时,外部成本也会随之减少。
　　⑧根据香港贸易发展理事会(2002年)公布的数字,中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占生产总成本的40％.物流时间占整个交货周期的90％。(肯.吉布森:《分析趋势:预测亚洲物流业的前景》,在“迈向最后的疆界:物流业与高效供应链”大会上的发言,2001年9月27日)。
　　⑨吉布森(Gibeon)2001年研究指出,中国的企业平均物流成本占了制成品总成本的30％一40％。《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强供应链的效率—运输与物流业》,香港贸易发展理事会,香港,2002年)。安德鲁.坦泽(Andrew Tanzer)同年在全球福布斯论坛上发表文章称,与供应链有关的成本可能占了中国批发价格的30％～40％,而相比之下。美国只有5％～20％。
　　⑩http://www.ebwodd.com.cn/html/2004-10-22/20041022134800.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