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文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也是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或推动或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该区域的文化特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该区域的文化内涵与外在经济环境相协调时，它会成为促进和推动该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要素，否则文化会成为该区域经济增长的阻碍。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有必要研究该区域的文化特质。如何推进浙中区域的经济增长，本文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文化 浙江中部 经济发展 协调 影响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之一，它与一定的地域条件和种族特性相联系。它的表现形式有三个层次：核心层为价值观念，即文化心理；中间层为制度文化与行为规范；表层为物质载体。认为“文化是世间的万物之灵—人，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认识并改造自然，认识并改造社会，认识并改造自身的生生不息的伟业。人、时间、空间，是文化创造的三要素。”

　　研究一个地方的经济，需要对该地方的文化进行研究。通过挖掘区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层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世纪，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
　　
　　浙中地区的文化特性和经济发展状况
　　
　　浙中地区指的是以金华市为中心，涵盖周边的金华市辖婺城区、金东区二区和义乌、兰溪、永康、东阳四个地级市以及浦江、武义、磐安三县。

　　金华素有“小邹鲁”之称，历来为文化礼仪之邦，历史上讲学群起，书院迭兴。宋元时期金华学派与金华文派名播四海。当今则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三头并兴。文化兴盛必然名人辈出。文坛巨匠、丹青大师、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专家学者，金华土地上代不乏人。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诗名画皆奇绝”的五代诗僧和书画家贯休、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南宋“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吕祖谦、陈亮，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的朱丹溪，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清代戏曲家、戏曲理论家李渔，近现代有国画大师黄宾虹、一代报人邵飘萍、史学家吴晗、诗人潘漠华、艾青及文学批评家冯雪峰，杰出科学家严济慈、蔡希陶等，他们彪炳史册，光照千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崇文重教的风气沿袭至今，形成了如今金华“千名教授汇一市，百名博士集一乡”的盛况。

　　（一）浙中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民风民俗

　　当我们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审视特定区域的文化传统，就会发现特定文化区中的群体性格特征大体相同。我们所感知的这种大体相同的群体性格特征就是区域文化性格。“区域文化性格，就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区域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带倾向性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与文化传统相比，区域文化性格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历史积淀，它反映特定文化区域中的人们普遍性的、稳定的心理趋势和价值取向，构成该群体区别于其他文化区群体的鲜明特征。它形成于一定的区域文化传统背景之中，与特定的文化区紧密相连，同时受到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外来文化传播的影响。浙江中部地区在悠久的金华文化传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种外来文化的整合下，形成了一种尚农务本、勤劳节俭、刻苦好学、热情好客、乡情浓烈的区域文化性格。浙中地区受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带自古以来频繁的商业活动的传统，成了一种“制度记忆”，为改革开放后的浙江创造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市场参与意识和创业精神。

　　（二）改革开放以来浙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浙中地区市场经济发育较早。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深受区域性的传统文化熏陶的农民，率先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区域文化与社会的经济体制相融时，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中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发达，90%以上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医药化工、汽配摩、轻工纺织、工量具、食品、建材等6大产业呈集群式发展态势，形成了特色明显的区域块经济。浙江是市场大省，而金华又是浙江的市场大省。目前，金华市共有各类市场400多个，2002年市场成交额566亿元，年交易额超过10亿元的市场有7个，年交易额超亿元的市场有32个。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建筑面积达82万平方米，经营户3.4万多户。2003年，市场交易额达248.27亿元，已连续13年雄居全国集贸市场之首，是浙江省唯一的五星级市场。永康有中国科技五金城的美称，年交易额达120亿元。市场的繁荣为浙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带动了区域特色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共同发展。它的发展与浙江的人文背景息息相关。

　　从横向来看，金华的发展与浙江其他地方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以2002年为例，各经济指标在全省中的比例如表1、表2。
　　
　　浙中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并对其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由于区域文化具有强大惯性，促进了区域经济也有传统习俗回归的冲动。这种文化惯性对经济有其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在当代，文化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一方面，人们享受着文化背景所赐予的灵感和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日益感受到消极文化所带来的惰性与锁定效应。

　　以义乌为例，它不过是浙江中部的“弹丸之地”，一个属于金华行政下辖的县级市，不靠海、不沿边，地理位置并不优越，但是，它今天却成了拥有一个全球闻名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被人称为“华夏第一市”的小商品城。义乌的发展有人称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的产生，人们自然想到义乌的“鸡毛换糖”文化。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义乌农民就开始了“鸡毛换糖”的经商活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后来被称为“扁担商”的早期义乌商人，纷纷走出田埂，远赴温州、广州等地进货，再回到金华、丽水等地的农村寻找销路。1982年9月5日，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在义乌的廿三里镇兴起，之后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其规模和影响力。区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 文化影响生产要素的质量

　　文化尤其影响作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创业者和普通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会极大地影响他们对待生产劳动的态度从而影响到工作的质量。所以精神气质是人力资本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是否具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是否能够承受创业活动的辛劳，这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衡量一种文化能否对创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核心的标志在于这种文化能否培育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企业家。文化正是通过经济这种塑造市场主体，进而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各个环节，而且以伦理道德规范和修正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将其引导到有利于市场秩序之形成和维持的方向。改革开放以后，浙中一些地区的人善于经商办厂，这种“重商”的社会氛围的形成是与区域性商业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这种“重利” 意识和利用财富数量来衡量人生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职业观”，构建了能在经商办厂中获得强烈的激励。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浙中经济的典型城市义乌，是义乌人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开始走街串巷，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华夏第一市”，凭借的是逐利而生的“鸡毛换糖”文化；今天的“中国科技五金城”永康市，寻找根源我们可以发现，永康人在古代就善于铸造兵器、大鼎等，永康人在常人的印象中就是肩挑行担奔走四方的打铁师傅，专门为人打酒壶、餐具等生活用品，因此就是永康人的这种精神文化铸造了今天的“中国科技五金城”；还有位于金华北缘的浦江县，交通不便，资源也贫乏，但拥有“中国书画之乡”和“水晶之都”的称号，在浦江人民广场，立着“神笔马良”的塑像，这是浦江文化的精神化身，因此浦江人从小就被教育练习书画，浦江的传统工艺品花边、竹编、草编、麦杆贴画和绒绣被称为“五朵金花”，这“五朵金花”及后起之秀的绗缝制品、水晶工艺品、挂锁无不与艺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

　　区域文化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观念，创造独特的氛围，从而引导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不能模仿他人的模式，只有研究该区域的文化底蕴，才能真正发展该区域的经济。因为一个市场、一种产品可以模仿，但是一个区域的“性格”及人的精神文化是没法模仿的。

　　（二） 文化影响经济活动的软环境

　　在硬件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一个地区的软环境。软环境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居民的价值观、行为 方式等方面。软环境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经济的走向。

　　我们将义乌和温州作一简单的比较分析：义乌人乡情浓郁，有重地缘的文化背景，即使外出发展亦将根留在义乌，而温州人恋乡不恋土，走南闯北打天下。正因为义乌人的这种文化氛围，这就使得义乌市场越办越大，而只重亲缘轻地缘的温州人为追求利润不惜离乡背井移师北上，于是他们加入了义乌的市场行列，成为市场中的主要商帮。

　　（三） 文化影响区域的产业结构

　　具体来说又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特定的文化类型决定了特定的企业组织形态。经调查与分析，笔者认为一个社会的个人是否有着较强的社会自发交往能力，往往决定这个社会的企业制度和组织安排。在浙中地区的企业大多是一些家族企业，在家族文化盛行不衰的文化环境下，家族主义企业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选择，因为在家族文化中，个人的跨家族的信任关系很难建立。相反，在一个平等开放合作的社会中，企业的契约关系不仅稳定而且牢固，合作扩展秩序较容易形成，企业可以越做越大。其次，文化的类型决定了产品的品质。劳动者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个人爱好以及鉴赏能力，都有可能摧毁或者挽救一个产业。再次，消费者的水平将是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消费者已经不再是被动的产品的接受者和使用者，消费意识和消费品味对企业的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产生强大的影响。好的消费者是一种竞争力的源泉，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浙中区域经济发展对文化的新需求
　　
　　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说过：“文化有很重要的协调力量，它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如果没有文化为纲领，经济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也难以持续发展，所以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文脉。”一个地方的文化不仅可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还会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种文化是否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以及对财富的欲望，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主体即企业家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泉是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也需要创新，文化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根源于创新，而要激发创新精神，使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则必须回到中华文化原创，摒弃限制社会微观活力和民众创造力的文化和传统，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文化和制度创新。”具体地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一） 发扬与市场经济发展协调的文化特质

　　优秀的文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如善于吃苦耐劳的人适应能力特别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自然会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崇尚忠孝节义的人特别讲诚信，不仅自己不搞坑蒙拐骗，也痛恨他人言而无信、制假贩假；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特别体谅国家，体谅别人，往往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自觉地为国家、企业分担责任；平时尊老爱幼的人大都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致富之后往往不忘乡里邻居，能带领大家一同致富。总而言之，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越多、越浓厚的地区，就越能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使投资者放心，行商者舒心，打工者安心。可以积极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建设。

　　（二）摒弃与经济发展不一致的文化

　　落后的文化传统观念则会制约经济发展。封建等级观念严重的人往往会把社会工作分为三六九等，看不起平凡的工作。浙江温州人借以致富、闯荡世界的“五把刀子”（即菜刀、剃头刀、剪刀、皮鞋刀、螺丝刀），在这些人眼里是不屑一顾的。他们中不少人宁肯待业、失业，也不愿放下架子，去从事服务性工作。“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人总是“唯官”、“唯上”，重官轻商，从而很难与外来客商及私营企业主真心相处，更谈不上热心为他们服务了。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人办事往往不循科学规律，而是求神问卜、投机取巧。有的人致富后则买地造坟，求祖宗保佑，他们往往走不出“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败业”的富不过三代的怪圈。总之，落后的文化传统观念越多、越浓厚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文氛围往往就越差。

　　浙中地区既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义乌人的“鸡毛换糖”文化、永康的“五金精神”、东阳人的“建筑文化”……但是同样存在着落后的文化，如一些人求“安逸思想”、不远游的观念，“安土重居，谓之众庶”（《后汉书•杨终传》），即由对父母的孝上升为对家乡故土的爱，这本是一种美德，无可厚非，不过人总是囿于一地，不接触新事物，不与外界交流，必然使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从而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金华市区与周边的县、市相比这些落后的文化表现得比较严重，人们大多安土重迁，不愿外出，又缩手缩脚，不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且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因此，改革的步子总是迈不开，从而制约了一方经济的发展。

　　目前，不少地方正在利用本地优秀的文化遗产，通过组织文化节、旅游节等各项活动，以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这正是人们所习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积极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当仔细分析后则可以看出：搭台的文化，大多都是当地的风俗文化，包括旅游文化、娱乐文化、饮食文化、花卉文化等，很少涉及到深层次的文化传统观念问题。尽管文化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名特产品市场人头攒动，但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却仍不尽如人意，依然落后于东部地区。可见，中部地区要取得快速经济发展，必须认真审视本地区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观念。首先要认真调研和分析本地区的文化内涵，分析和研究其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其精华部分，也要批判和克服其糟粕部分，以消除不利于发展与进步的传统观念。同时，要不断学习其它地区的先进理念，特别是学习浙江温州人的那种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敢闯天下的经商精神，不怕脏不怕累的吃苦精神，既能做大又能做小、既能赚多又能赚少的经营之道，以打造适合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观念和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我们中部地区所蕴藏的经济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资源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并逐步缩小与浙江其他地区在发展上的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完全可以从文化上寻求根源。浙江文化不仅包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这十六个字的“浙江精神”，还应该包括各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技能资源。这两个方面的资源与改革开放形成了有力互动，最终形成了促进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先进文化与人的素质、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文化能够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把文化建设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大目标，可以带来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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