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引进外资的关键主要是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引进与利用外资的根本就是要对外商在华投资形成稳定的收益与收益预期。生产成本是分析制造业的基础，交易成本却是分析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关键。所以，在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的SCP分析范式的创新，就是分析我国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利用外资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现代服务业，SCP范式，交易成本，制度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服务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服务业的全球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服务业的发展模式，而且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此，中国既面临通过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也要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挑战。
　　
　　一、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外资政策的理论思路
　　
　　毫无疑问，在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那么，应当如何运用政策力量来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呢?又应当如何运用政策力量来促进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呢?在理论上，我们应当具有哪些基本思路呢?笔者认为只有在理论上具备了成熟的思路，才有可能在政策上形成稳定的策略，从而在实践中产生良好的效果。

　　现代服务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对其研究的理论工具最合适的莫过于产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是国际公认的一门应用性经济学学科，是微观经济学深化和发展的结果，也是近些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最激动人心、取得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之一。

　　在西方，产业经济学又称产业组织学或产业组织理论，是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应用性经济学科。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Stigler）198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产业经济学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相对侧重基本经济理论，而产业经济学则侧重实际应用。不过，产业经济学虽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但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相当理论化的学科（泰勒尔，1988）。

　　研究方法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时甚至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3种：案例研究、经济计量学和博弈论方法。

　　在这里，我们主要运用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即SCP范式来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外资利用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

　　哈佛学派的这…理论体系集中表现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 市场绩效”范式，即SCP范式。所谓“市场结构”，是指在特定的市场中企业间数量、份额、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竞争形式。它是反映产业组织竞争性质和垄断程度的基本要素，主要以进入壁垒、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成本结构、经营多样化等指标来衡量。“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和相互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和对策，一般包括产品政策、价格政策、促销策略和并购行为等。“市场绩效”是指产业运行的效率，是企业的市场行为所形成的产业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产业规模经济实现程度等方面所达到的状态，藉此来判断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优劣。按照哈佛传统，这3个要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单向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行为产生市场绩效。SCP范式构成了哈佛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主体内容。另外，一个明确的特征就是，在政策主张上，该理论赞成政府对产业组织的行为实施干预。

　　我们研究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年来崛起的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North）、成廉姆森、阿尔钦（Alchian）等人。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关系研究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产业组织内部，从企业“黑箱”内部的产权结构、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行为，以及它们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例如，他们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说明产业组织的效率来自交易费用的节约，运用产权理论说明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在于产权配置的失误，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两权分离对企业动力结构的影响以及建立相应约束机制的途径。新制度经济学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深化起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外资政策的理论分析
　　
　　2005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引进外资的成功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稳定的外资政策环境和强大的工业配套能力。但是，这样的情况现在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变化。首先，我国过分依赖优惠的引进外资政策需要已经在发生变化，此类优惠在我国引进外资的政策中正在淡化。其次，强大的工业配套能力也的确是我国优于其他发展中小国的一大优势，但是，这种工业配套优势主要甚至仅仅是适用于制造业，而不太适用于甚至是完全不适用于现代服务业。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引进外资的关键主要就是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当然包括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在理论上，我们为什么这样来认识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引进与利用外资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要对外商在华投资形成稳定的收益与收益预期。国内以往的研究往往仅仅局限于宏观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缺乏微观基础的研究。但是，关于引进与利用外资的微观机制研究恰恰是我们深化研究的关键。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行为产生市场绩效。在这里，将“稳定的收益与收益预期”与“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我们分析问题的微观基础。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将SCP范式中的“市场结构”概念进行新制度经济学的拓展与延伸，由此引伸出我们上述的“市场制度环境”这一关键性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市场交易者信息对称的理论假定，认为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从而在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主要基于信息的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降低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不同，交易成本的降低则主要依赖于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另一方面，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生产成本是分析制造业的基础，交易成本却是分析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关键。所以，在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的SCP分析范式的创新，就是分析我国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引进利用外资的理论基础。
　　
　　三、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吸引外资的产业分析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具有一些竞争优势，如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源优势，但在跨国公司看来并不如此。在一些对形成服务业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对信息技术投资和流程组织管理，中国的重视还很不够。我们不能以制造业的思维模式来承接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在选择服务业承接方时，跨国公司以承接方的服务业竞争力为导向，内容包括：服务市场的规模和质量，服务人才的成本和质量，服务业的信息化程度，服务企业的流程管理能力。这些都是跨国公司考察承接方服务业竞争力的重点，也是其决定服务业转移的规模、深度和方式的依据。

　　客户满意度是服务企业的生命线。中国很希望将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成功复制到承接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上。但是，服务业转移和制造业转移的最大区别是满意度要求，对制造业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可以明确量化到产品的性能和价格，但是服务消费更偏重心理层面的满意度要求往往很难量化。制造业企业的优势取决于其产品配套体系，服务业则取决于人才配套体系。因此人力资本就成为服务业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关键。

　　信息技术是服务业投资的主要方向。数据库和供应链等软件信息技术平台，是服务企业提供相对完善服务的必要条件，是服务企业规范和组织信息流程的框架结构，是服务业实现规模经营的基本手段，也是服务业专业人员发挥其特长的前提。

　　流程组织管理在现代服务管理中处于中心地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流程的实质是一种战略性的组织管理技术，其特点是兼具综合性和复杂性，相关的知识是内隐的，难以规范分析，一旦确立，往往会帮助企业组织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对手很难拷贝。由于缺乏流程管理能力，中国企业很难将制造业的优势扩展到服务业。

　　由于全球资本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加之中国是世界上对FDI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我国服务贸易领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和外资金额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生产型企业适度增长的同时，服务贸易领域的外商投资快速增长，服务贸易领域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外资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服务产业利用外资约占全国外资流入总额的1/5左右。由于服务领域总体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同时中国大部分服务领域（如电信、运输、金融和保险等）主要以国有成份为主，缺少必要的市场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32%、29%和17%，合计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78%。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国内看，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区服务贸易规模较大。另外，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的项目集中在旅游、运输、转口贸易、经营租赁等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项目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项目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明确地知道，我国特别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空间是十分巨大的。笔者认为：金融和商务服务应当成为上海服务业的核心行业。具体领域可以包括：现代物流业、旅游业、会展业、现代金融服务业、知识型服务业等等。

　　另一方面，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服务外包产业将会成为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利用外资的重要新领域。我国商务部《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指出，近20年来，全球跨国投资更多地向服务类部门集中。2001～2002年与1989～1991年相比，投资到服务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从50.56%上升到65.26%。中国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与这种趋势有明显错位。同期，中国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利用外资仅占利用外资总额的22%，明显低于全球65%和发达国家71%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49%的水平。

　　2003年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加速向中国转移服务外包业务。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最快的领域就集中在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都超过30%，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增长也都超过10%。在软件，数据处理、商务中介、动漫制作、设计、研发等领域，我国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都已颇具规模。

　　《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07》显示，2006年中国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市场容量为13.8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48.4%，未来5年复合平均增长率将达到37.9%，其中日本是目前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最大转移方。服务外包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

　　发展服务外包是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重要方式。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承接全球服务外包正在成为我们利用外资的重要新领域。
　　
　　四、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市场准入，逐步开放市场
　　
　　第一，加快垄断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放宽部分行业市场准入的资质条件，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第二，依据透明度原则，完善服务市场政策环境。对有关政策、规定（包括地区性的政策规定）尽力做到规范、统一，并及时给予公开，为国内外服务提供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三，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下，竞争力较为薄弱，因而在服务业市场开放问题上，应充分利用WTO中的一般和特殊例外条款，对我国服务业市场实行适度的保护政策。第一，根据《GATS》中“例外条款”，对可能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的服务部门采取适当限制措施；第二，依据“逐步自由化原则”中的规定：自由化进程取决于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及整体和个别部门的发展水平。这使得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可根据内部不同行业的发展水平逐步进行；第三，利用“保障条款”，合理保护服务市场。

　　GATS的保障条款规定，成员方在因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和承诺失当从而对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造成严重损害或威胁时，部分或全部终止所作出的承诺。
　　
　　（二）正确引导投向，优化产业结构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保证。目前，在我国服务业外资主要投向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而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新行业和资金短缺行业，如交通运输、电信通讯、地质勘探、科技服务、教育文化等行业，外资所占比重相对较低。我国必须要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为调整产业结构服务。首先，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宏观调控。2002年3月11日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其中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4类。这为我们正确引导外资流向，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客观依据；其次，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适度加大服务业开放程度。近几年，在金融、保险、通讯、航空、运输等行业虽然都有部分外资进入，但总的来说，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度仍较低，外资进入的限制还较多，这必然影响外资在这些行业中的结构比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在现有开放基础上，对外资政策做相应调整，逐步放宽对某些服务行业的过多投资限制，使更多的外商能够投资于该行业，进而优化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第三，通过制定一些具体的投资鼓励措施，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引导。对于符合我国引进外资重点、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项目，如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和配套产业，我们应当在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待遇，并制定出详细具体的政策措施以保证其落实。
　　
　　（三）完善法律体系，健全制度环境
　　
　　加入WTO前后，中国政府根据所作的承诺在一些重要的服务贸易部门颁布了新的审批外资进入中国的法规和条例，但我国目前仍然没有专门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立法，相关法律也只是在《合资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法律法规中体现，有些行业的基本法还是空白，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另外，外资大规模进入，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中国的垄断行为也日见增多，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和国家经济安全，应当尽快完善《反垄断法》，制定出台实施条例，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
　　
　　（四）通过制度创新，优化商业环境
　　
　　首先，要深化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对服务业而言，迫切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管制体制，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和行政程序，使各类企业能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使产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其次，改革原来由部委行使管理职能的管制模式，尽快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合理发挥政府的协调、监管作用。此外，有关职能部门对服务业监管不规范，在一些服务行业里，权力寻租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得不到体现，监管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严重阻碍了产业发展。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管制体系，发挥政府在服务业发展中的协调、监管作用。改变服务业管理中存在的乱收费或收费过多的不合理状况。除基本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要争取尽快推进非公共服务的产业化经营；第三，完善服务业统计制度，为我国服务业发展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目前服务业统计存在统计调查方法不合理、统计范围缺口比较大、统计指标的设计缺乏系统性等一系列问题，造成我国服务业统计资料不能客观反映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水平，这也给我国政府在进行市场分析、制定方针政策时带来较高的难度。因此，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行业标准划分，尽快建立健全服务业统计标准体系已是我国当前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