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异军突起，而且很快就超过了整个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0%，被认为是最可以容纳大量劳动力的领域。
　　
　　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产业有着长足的发展，总量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与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不相适应。

　　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2005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2%，明显偏低，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粗放、资源消耗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服务业外资流入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利用外资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准。2002年到2005年，我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金额不涨反降，从140.11亿美元降至116.79亿美元。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比例偏低，一直不到3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入则一直以服务业为主，甚至超过了60%。我国FDI在GDP的比重与其他国家也有很大差距，占12%，而这一指标的国际平均水平是21%。

　　服务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下，收入分配差距显著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处于最基本生活需求的边缘，而相对富裕阶层支撑着一些奢华性的服务业畸形发展，中低收入阶层对质优价廉服务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服务业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小，服务领域被当成非生产性的活动。许多本可以产业化经营、商业化运作的服务领域，却被当作公益性、福利性的社会事业来办。资料表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中，商贸餐饮、交通运输、仓储等传统服务业超过1/3，金融保险、邮电通信、科研开发等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业占26.4%；而美国在上世纪末，金融、保险、不动产及各种新兴服务业就已占到50%以上。
　　
　　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轻商观念的影响

　　中国素有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歧视服务行业的传统。一些地方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上，对第三产业不重视。其实，服务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的必然。很多服务行业本来就是从第一、第二产业链条中滋生出来的，原本就是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分工细化后，如果没有了相应的服务，生产就会降低效率，甚至无法运行；而有专业化的服务，不仅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且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是说，服务业同样能创造财富，只不过它多数情况下是间接创造而且创造的财富比较抽象罢了。

　　（二）管理体制上的障碍

　　服务业领域的进入障碍远远超过了一般竞争性领域。政府在服务业准入上的门槛很多，进入后的限制与干预也很多。不仅金融、保险、证券这些现代服务业部门对民营企业开放不足，咨询、文化、软件等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阻碍，导致服务业难以像竞争性领域的制造业那样顺利发展。政府对服务业的管制较多，如行政审批环节、收费种类等都多于制造业。

　　垄断。如银行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也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政府对银行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而类似的政府措施触及到可竞争领域，往往会对非政府部门产生“挤出效应”，而由政府提供这些服务的效率通常是比较低的。另外，由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比较滞后，一些并不需要政府垄断的行业，例如科研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性的艺术表演等，事业单位提供了本可以由市场提供的服务，从而抑制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市场化。

　　（三）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和城市化滞后

　　市场在服务业的资源配置中还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主要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机制尚未建立；服务业投资基本上以国有投资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在服务领域远未形成。

　　我国服务业长期处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企事不分（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不分）的状态。对教育、科研、文化、体育等，过于看重其社会公益性的一面；对邮电通信、金融等，过于看重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社会活动工具的一面，导致服务业过分依赖政府投入，难以产业化发展。

　　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低。许多服务领域没有被当作产业对待；由于不能更好地引进外资及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服务质量和服务手段也就不可能迅速提高。

　　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取决于城市化的水平和城市规模结构，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有高度相关关系。我国城市化率长期低于工业化程度，不仅城市人口就业比例低，而且城市规模普遍偏小，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

　　市场化程度低，使服务业缺乏动力；产业化进展慢，使服务业缺乏活力；国际化水平不高，使服务业缺乏竞争力；城市化滞后，使服务业缺乏需求基础。因此，加快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和城市化步伐，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根本措施。

　　（四）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补充作用缺失

　　服务产业中，国防建设、公共信息、职业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西电东送等等多属于“市场失灵”领域。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很好地利用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来弥补市场调控的不足，正如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的“非分散化定理”所言，“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

　　目前，许多地方单纯依赖市场机制调节服务产业发展，忽视了各级政府在服务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或是依赖通过政府垄断，而不是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和政策扶持作用来发展服务业，使政府在服务业发展中不仅不能起到推动作用，反而起了负面约束作用。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作用的发挥，说明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而“市场失灵”问题的出现，则说明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五）缺乏健全的法律环境

　　服务业中的交易比较复杂，如金融服务中银行对企业的风险程度往往不是很了解，执行贷款合同就比较困难。加上服务业中有许多与服务对象特性相关的定制产品，交易这种产品时需要对产品进行详细的描述，交易往往还存在时滞性，导致了合同的复杂与执行的困难，所有这些都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

　　服务业中有许多产品不具有排他性，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困难。如消费者购买软件，其他人复制软件却不会对他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消费者就不存在任何积极性去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企业会更多地在内部提供服务，以避免商业秘密的外泄，也会导致服务社会化水平降低。

　　服务业获得投资较困难。制造业的资产多是有形的，如设备和厂房，企业要获得投资可以用厂房、设备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但服务业资产通常是无形的，服务企业可能没有较大规模的有形资产作为抵押品。在完善的法律环境中，无形资产可以得到充分界定和保护，获得投资的问题会较容易解决；否则，服务业就难以获得融资，从而也束缚了其发展。
　　
　　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策略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发展时期，已初步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条件。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

　　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形成较为完备的服务业体系，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丰富产品，并成为吸纳城乡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为此，2007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十一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服务业结构显著优化，就业容量显著增加，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总体发展水平基本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适应。

　　要达到这一发展目标，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制定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财政投资适当向服务业倾斜并引导其他社会资本投向服务业。服务业应成为我国今后产业发展和投资的重点领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产业。财政投资应适当向服务业倾斜并引导其他社会资本投向服务业，重点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或准公共服务领域；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投资，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充分发挥服务业引导资金的作用，以弥补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失灵”。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是指在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或国债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服务业重点领域建设项目等的补助性资金，目的是调动地方和企业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引导多渠道资金对服务业的投入。政府投资应当集中外部性较强的行业和一些新兴行业，其性质实质上是补贴性资金。

　　（二）完善与服务业发展相关的各项税收政策

　　1.改革所得税政策。调整税前可列支范围与标准，进而调整服务业的税收待遇。一是调整折旧政策。对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企业，可允许其按照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鼓励其创新；二是提高职工工资扣除标准。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高端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企业可允许其如实列支职工工资。

　　2.调整营业税。从国际趋势来看，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在逐渐缩小，营业税的调整应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调整征税方式，对于服务外包可采取增值征税的方式。服务外包是服务业分工的产物，是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目前的重复征税造成服务外包的税收负担太重，不利于服务业分工的进展；二是逐渐拉开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税率间的差异，鼓励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3.完善消费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应扩展到高档的消费性服务业（娱乐业），如高尔夫、保龄球等项目。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讲，对这些项目征税会阻碍其发展，但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可以引导社会资源向人民亟需的消费性服务业（如养老、教育、社区服务）和生产型服务业流动，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同时征税可以获得财政收入，政府可以用这些收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促进现代服务业更好地发展。

　　（三）发展职业教育为服务业培养人才

　　从教育的层次来看，基础教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而职业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甚至是私人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性教育可以忽略职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服务业培养实用型人才是“十一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在严峻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形势下，要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就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变唯学历教育、文凭至上的倾向。经济发展当然要有一批高学历的“精英”人才，但更需要有“一专之能”、“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现在“求大学生易，求高级技工难”的就业形势更昭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紧迫性。因此，应统筹财政性教育资金，把职业技术教育放到与普通文化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国家要发挥财政资金、税收优惠的导向作用，引导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加快推进服务领域改革且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

　　按照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将服务业国有资本集中在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深化电信、铁路、民航等服务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国有资产重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积极推进国有服务企业改革，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同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明确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公益性质，对能够实行市场经营的服务，要动员社会力量增加市场供给；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将营利性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并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服务业中的比重。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以进一步打破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推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设。

　　（五）加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规划建设力度

　　 近年来，一些发达地区服务业集聚区开始崛起，并呈现快速成长的态势。对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一是要统筹规划，加强引导。根据全国区域生产力和城市空间布局，突出以城市为载体，以园区为基地，以专业化、功能性集聚区为重点，高起点、高质量地做好服务业集聚区规划，进一步整合要素资源，培育核心服务企业，降低商务交易成本，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二是要加快推进重点集聚区建设。充分发挥服务业引导资金的作用，加快建设一批功能特色鲜明、辐射带动作用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形成集约型产业发展模式，降低商务成本，促进产业的融合与互动发展，实现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功能提升。

　　（六）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
　　正确处理好服务业开放与培育壮大国内产业的关系，完善服务业吸收外资法律法规，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经验和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企业。加强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增强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主要手段，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重点，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承接信息管理、财会核算、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资质的服务外包企业，形成一批外包产业基地；建立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平台，提供市场调研、法律咨询、信息、金融和管理等服务；扶持出口导向型服务企业发展，发展壮大国际运输。

　　（七）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是在传统商业、服务业创新基础上，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多层次、知识型产出的新型服务业态。其本质是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具有要素的智力密集性、产出的高增值性、供给的多层次性和服务的强辐射性等特点。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明确任务，突出重点。一是加快发展信息、金融、保险以及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商务服务行业，促进服务业行业结构优化。二是积极发展文化、体育健身、教育培训、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等需求潜力大的产业。不断拓展新的服务领域，加快发展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创意服务业、动漫服务业、会展服务业等。三是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推进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物流配送、代理制等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的发展。四是突出发展竞争力强的大型服务企业集团，促进服务业的集团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2.梁小民.西方经济学教程[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舒辉.集成化物流—理论与方法[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黄诗义(1965-)，安徽省合肥市人，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国际贸易系副教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