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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在研究方法上所采用的数学模型及其研究思路，不仅在研究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研究上有所突破，而且对考察各种类型的现代服务业影响力问题都具有借鉴意义。

 

    本报告认为对于流通产业的界定，必须以流通为基点。一是看其是否专门从事商品流通；二是看其是否专门为商品流通服务。故而，商贸流通业包括两大部门：一是商业，主要指批发业和零售业；二是专门为商业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仓储业、运输业、包装业等物流业，两者共同构成商贸流通业的产业体系。所以，本报告所研究的商贸流通业范畴是主要指批发业和零售业及专门为商业服务的仓储、交通运输及邮政业行业。

 

    本报告认为，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内涵是指商贸流通服务业支撑或改变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原有状态的能力。或者表述为：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这种影响能力或依赖程度的大小、强弱，取决于相关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业政策和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企业状况，等等。

 

    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外延从直观及隐蔽看，包括商贸流通服务业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又称“溢出效应”或“外部性”)。直接影响力表现在对GDP的贡献额和贡献率、就业量和就业比重等直接作用上；间接影响力表现在优化空间产业结构、优化时间经济流程、增进居民消费等间接作用上。而外部性又可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是指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消费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相关产业的增长以及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等方面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负的外部效应，是指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上述各个方面所产生的促退效应。

 

    值得特别指出，服务业及其影响力在总体上的含义、基本分类和统计核算等基础研究最重要但也最薄弱。这是由服务生产活动本身不同于物质生产活动种种非直观的特点决定的，即模糊、无形、易逝、异质和不易存贮等。而除了理论自身的原因之外，现实生活也增加了这种识别其影响力的困难。具体到商贸流通业，第一，它所包含的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不易识别；第二，由于分工加深，商品流通不断分化出许多相对独立的专业化的经济环节，导致其整体功能越来越不易识别；第三，统计、管理职能被很多机构分解，众多机构分段管理，分别针对各自环节，使得统计、管理的整体职能面目不再直观、清晰。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增加了这项研究任务的挑战性和重要性，并有可能举一反三，为定量识别各类服务业的影响力作出有益的探索。

 

    总的发现是：本报告根据菲德模型的分析框架，构建出了测度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模型，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在1952-1978年和1979-2006年两种不同体制时间段下的影响力和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与检验，发现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力低于其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力。因而认为，长期以来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主观评价是不准确的，主要表现是高估了其直接影响力(因为比较直观)，而大大低估了其间接影响力(因为比较隐蔽)。在此基础上，就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其中，所用研究思路、方法和新的发现，对研究现代服务业具有普遍意义。

 

    分析考察得出的一系列具体结论：

    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力低于其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力。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内涵是指商贸流通服务业支撑或改变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原有状态的能力。或者表述为：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依赖程度。长期以来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主观评价是不准确的，主要表现是高估了其直接影响力(因为比较直观)，而大大低估了其间接影响力(因为比较隐蔽)。以前的研究注重测算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其外溢效应却没有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大大低估了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和总体贡献。也就是说，社会虽享用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但并未因此而支付任何费用。真实情况是，包括商贸业在内的服务业正在各个国家后来居上、蓬勃发展，不太直观的服务业正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原来“很表面、很直观、很物质”的传统农业和工业。所以，在合理的制度空间下，大力发展包括商贸流通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将会得到更好、更有效率的现代农业和工业，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总福利。

 

    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间接影响力在不同的政策和体制空间截然不同。商贸流通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在不同的政策和体制空间是截然不同的正负效应。1950-1978年，特别是1956年以后，中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特定的实物分配部门，作为市场交易专业化提供者的流通企业是不存在的，而整个商贸流通业的停滞及僵化使之对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优化国民经济流程、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增进社会总福利等全局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力起到了制约的负作用。因此，在市场机制无法作用的背景下，虽然商贸流通服务业直接影响力为正值，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却为负值。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赋予了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市场主体身份，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给商贸流通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市场扩大化和日益复杂化也对商品流通产生了强烈需求，以市场为导向的流通渠道模式开始形成，促使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协调一致的根本职能明显增强，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之对国民经济表现了正向的间接推动作用。

 

    间接影响力表现为外溢经济职能和外溢社会职能。(1)外溢经济职能。商贸流通业充当着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角色，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这种作用为外溢经济职能。生产专业化与消费多样化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流通过程方能获得相对的解决。由于社会化生产使生产部门“放宽”，生产序列“拉长”，对最终消费来说，生产部门或企业的产品大都以中间产品、局部产品的形式出现。这时，只有通过流通过程连接，生产对消费才有意义。这种情况下，对生产者或消费者来说，它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或者“提前”的活动，如加工、运输、保管、包装、装卸等的数量在大量增加，同时，需要向流通领域投入和取出大量信息，需要各种生产性、技术性、商业性服务。因此，流通在完成商品买卖基本职能的同时，完成着由此派生出的其他职能，如售前售后服务、广告业务、租赁业务、贮运加工、技术咨询、商业预测和其他社会服务等。流通已从交换中介人变成“综合服务”系统，相应的，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也在随之加深，流通以适应多样化的个人消费为前提，从经营战略上引导、参与生产。由此可见，流通通过对生产和消费影响的加深，间接影响了宏观经济的发展。(2)外溢社会职能。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一样，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商贸流通业承担起了破除体制改革瓶颈，减轻改革阵痛的功能。这些功能主要表现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约社会成本及吸收转移劳动力方面。首先，从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约社会成本方面来看，当前工作思路的主要注意力迫切需要从“靠加法、拼增量”转变为“靠减法、解存量”，即优化、降解、盘活累积延续多年、已被视为“既成事实”的经济存量。社会财富存量既定以后，只有通过商贸流通服务业实现货畅其流，消灭耽搁迟滞、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使所有经济环节和领域趋近于“流畅平滑”的有效状态，才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真实增长，才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人民生活得到实惠，反之，则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虚假增长。其次，商贸流通业充当了体制改革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职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商贸流通业的劳动力份额居主要第三产业之首，说明和其他产业相比，商贸流通业有极大的就业吸收空间。并且，由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对各相关产业具有一定的中间需求，从而推动了相关产业生产的扩大，引致相关产业大量的就业需求增加，从而对整个就业产生了巨大的乘数效应。

 

    在通过点、线、面和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融合，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对接，发挥天然媒介职能的时候，商贸流通业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还通过其职能的扩张，优化行业和地区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节约社会成本，增加就业，从而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改善了民生，进一步间接推动了宏观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商贸流通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作用机理见图1。商贸流通服务业同其他服务业一样，不仅存在可识别的直接影响力，而且存在较为隐蔽但仍然可识别的更强烈、更巨大的间接影响力。提高商贸流通业影响力对策的关键，在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流通基本组成元素和基本功能元素，形成商贸流通产业内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效应发挥基础的研究显示，商贸流通服务业外溢效应的发挥基础在于其自然自身的整体发展状况和行业内结构的发展状况。从总体来看，商贸流通服务业增加值改革开放以后比改革开放前有大幅提高，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商贸流通服务业基本职能开始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商贸流通业的增加值占当期GDP的比重改革后低于改革前，流通服务业发展和其他产业相比低于改革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报告中计算出的商贸流通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直接影响值小于改革前的结果。尽管商贸流通服务业在1978年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力下降，但是其自身在改革开放后增加值绝对值呈现出的大幅上升态势，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商贸流通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其基本职能得到了实现，为其他产业和经济要素作用的发挥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其间接影响力、外溢系数比1978年前迅速提高。

图1　商贸流通业外溢效应间接传导机制

 

    从相互关联的分析结果看，工农业产值每增加1％，商品流通速度增加0.40％；商业资本每增加1％，商品流通速度增加0.80％；流动资金周转率每增加1％，商品流通速度增加0.44％；最终消费每增加1％，商品流通速度增加0.62％。可见，商业资本规模是影响商品流通速度的最主要因素，商品流通速度的提高从而国民经济流程的优化应主要归功于商业资本投入的不断扩大。

 

    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费用是商贸流通业影响力的集中体现。而我国物流成本节约的潜力十分巨大。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底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3万亿元上升到88.82万亿元，年均增长22.2％；当年物流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1年的24％(5182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18.4％，达5.21万亿元。而美国物流费用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假如我国物流技术管理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则2008年物流费用支出仅为2.83万亿元，与实际支出相比，可以少支出2.37万亿元。而在这2万多亿元成本中，固然包含不同于美国的重化工业缘由，但也隐藏着巨额的“体制性成本”。

 

    至此需要特别专门讨论两个重要问题。(1)除了寻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般性途径之外，中国还明显存在大幅降低“体制性成本”的特殊途径。从管理机构纵向化、立体化与物流横向化、扁平化的矛盾角度讲，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而来的政出多门、九龙治水、自乱其制的现行管理体制，职能权限交叉、重复、遗漏已成痼疾顽症，从而是与物流天性处处“作对”的体制。从经济学观察，由此引起的物流成本属于物流的“体制性成本”，它有别于一般所说的物流管理成本。因为“体制性成本”带有特定体制下纯粹人为的性质和既得利益背景，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原本可以避免、剔除的行政性额外负担，因而是“最冤枉的成本”。在基于原有体制的统计框架下，是不大可能把它自己影子式的“体制性成本”独立识别出来的，但可以断定它确实存在。并且，还可以断定，只要相关体制和政策得到改变，与之对应的体制性成本就会即刻消失。例如，诸多不合理审批制度、政策规定、庞杂收费、税制缺陷、行政垄断、地区封锁、标准混乱及其他人为障碍造成的物流开支，都属此列。降低工业化物流的体制性成本是迄今最薄弱、最有针对性、最有希望立竿见影的重大政策问题，理应率先纳入我国节能降耗的总盘子。(2)模型和实践分析显示，商人们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增加而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时至今日，批发商和零售商在主流社会仍然遭遇着普遍的巨大误解，认为无商不奸，商人们层层加价销售牟取了暴利、侵害了用户和消费者利益。这个巨大误解不澄清，商人们将永无宁日。

 

    道理很简单。商人在为所有的人、为全社会提供周到服务，并最大限度地为所有的人节省时间和节约这笔分散支出的费用。同时，商人从这种“社会大节约”中，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并据此周而复始地继续为社会、为所有的人服务。于是，专门由商贸流通领域引起的商品加价，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性加价。这种合理的加价表象的本质是，交易商为社会提供了“外溢效应”，即提供了竞争性、低成本、高效率资源配置的免费搭车式的服务。而为企业提供省时省钱的信息和订单、降低交易成本，为城乡居民、消费者提高生活质量，提供省时省钱、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是商贸流通业的天然宗旨和生存发展之本。商贸企业得到的净收入(利润)，是社会对他提供服务的“奖励”。果真拒绝商人和这些社会必要的媒介环节，则生产者和消费者将要付出难以想象的高昂代价和无尽的“寻找成本”，社会将全面倒退到远古时代，社会分工将不会发生，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看来，用最先进的当代经济学和交易成本分析来求证一下“商人存在的理由”，对每时每刻享受商人服务却蔑视商人、心存偏见和无知的人来说，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含义。

 

    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前提下，某商品交易市场能否存在和成长，交易量大小，某商品购销差价额度、水平(批量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价、质量差价等)，表象是商人们的主观随意，本质上是由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市场竞争和供求状况决定的，是由“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回报”的平均利润率规律支配的，最终都要由市场裁决。在这个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社会表面现象是“商人们贱买贵卖、商品价格被乘法和加法行为所决定的结果”，事情的真相却刚好相反，完全是“除法和减法”的结果。任何社会，从来都不可能由着任何人随意加价和恶意加价来维持。(马克思语，这些论点是《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业资本与剩余价值分配问题中反复论述的最核心的论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现代市场经济就是商人们配置资源的经济；第二，商人们绝非为表面看到的“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恰恰相反，它天生就是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流通环节的多与少要由市场竞争来裁决，片面强调减少流通环节，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和误解，是中国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第四，无端扼制商人们的正常发展必然导致交易成本上升、市场秩序混乱、资源配置恶化和经济效率下降；第五，现实生活中某些倒买倒卖、炒作加价、获取暴利的现象，其根源绝对不在于环节的多与少，而肯定是权钱交易、行政垄断和市场变异等阻止了正当的竞争。

 

    发展商贸流通服务业对促进消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零售业能够直接实现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开发潜在消费。商贸流通服务业虽然不直接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可通过强大的服务职能，营造、改善消费环境，增加城乡居民的福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从货币储蓄到实际消费的转化，达到促进、催化、开发消费的目的。而消费数量、质量、方式、结构、服务则是流通服务业时空效能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

 

    从分析中还可以看出，顾客与商贸业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通常所说的“零售业要依赖顾客消费者”、“消费者是上帝、是衣食父母”只是一个方面，甚至只是表面现象。而由于商贸业的影响力，致使顾客、居民消费者每时每刻都离不开、都强烈依赖商贸业才是事情的本质。个别商店可以因为大环境恶化、经营不善或慢待顾客而垮台(例如国际经济危机时刻)，但商贸业和居民消费从来不会垮掉。各国的商业实践显示，那些在经济困难时期因洗牌加剧而垮掉的商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将为更多的有效率的企业腾出发展机会和空间，从而实现商贸业和消费者的整体提升和更大跨越。

 

    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政策含义和效果十分明显。当前，我国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强大的传统增长惯性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外延式、拼增量”的势头及其治理效果实难令人放心。这种情况说明，我国面临的重大主题都同不断累积、乱象丛生、质量不高、且绕不过去的经济存量困扰有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转变发展方式、建立节约型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化解风险、调整结构、优化流程、节能降耗、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增进消费、促进公平、生态环保等，都有一个实质性的共同点：如何优化、降解、盘活累积延续多年、已被视为“既成事实”的经济存量中的矛盾和问题，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激化了这些矛盾和问题。

 

    从国民经济大局观和大背景出发，从政策分析、对策分析的角度提出“关注存量效能”和重视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新财富观，有助于找到事关全局的新的政策思路和解决方案。这就是从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天然功能入手，可以最大限度消除经济存量中的闲置、浪费和损失。而一切存量的优化与盘活，最终都是稀缺资源的节省和生态压力的减轻。这是新时期成本最低的战略选择，有望突破存量困扰，切实解决国民经济存量中“结构扭曲、流程紊乱、高耗低效、就业压力、消费瓶颈、信用缺失”等老大难问题，从而带来数万亿元的巨额社会、经济效益。因而不仅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更有立竿见影的近期效果。

    根据我们的测算，在未来五年，从市场、流通入手优化结构、优化流程、节能降耗、扩大就业、增进消费、突破存量困扰，潜力巨大，前景可观，有希望从经济存量中斩获至少“6万～8万亿元”巨额实效，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和流程发生重大积极变化。即依托市场化、商业化订单机制，可缓解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优化结构，减少2万～3万亿元的产业结构性损失；加快经济节奏，可额外节省至少1万～2万亿元的流动资本占用；提高物流效率，可额外降低至少1万～2万亿元的物流成本；排除增进消费的非收入制约，可额外化解至少1万～2万亿元的购买力存量；强化流通服务业诚信，可消灭逃废债务、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商业贿赂、撕毁合同等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亿元。

 

    在新时期为切实取得这些实效，必须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多向性的影响力，努力开展相互关联的多项具体行动。即开展以市场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优化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消灭产业结构性损失的能力；开展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流程优化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加快流动资本周转的能力；开展以物流合理化为主导的节能降耗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降低物流成本的能力；开展以增进消费为主导的商品畅销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消费转化、催化能力；开展以培育现代农业为主导的反哺农村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村消费的能力。

 

    落实中央“搞活流通、促进消费”重大措施的近期对策。围绕以上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从市场、流通领域入手挖掘潜力的思路，还需要针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暂时困难，积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2月30日出台的“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重大措施，并利用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力从各个方面加以配合。近期对策要点是：(1)深化自身体制改革，如国有商业企业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改革，积极推进商贸流通服务业自身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增强竞争力；(2)以公平竞争为主导扩大开放，同时确保商贸流通服务业产业安全，警惕外资负效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3)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农产品绿色通道，剔除不合理的体制性流通成本；(4)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的重大作用，加强商贸流通服务业原创性建设，改造提升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同时实行零售业创新；(5)商贸流通服务业要介入第一、第二产业，以优化第一、第二产业结构和流程为己任。特别是要在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受挫背景下，商贸流通业要充分发挥独特的时间空间网络—信息优势，最大限度地化解工农业产品库存积压；(6)要改变发展的不平衡现状，优先发展中西部商贸流通服务业，推动发展商贸带动型经济；(7)建立低成本、高安全、动态化的商品应急储备体系；(8)根据外溢效应特点，加快推进商贸流通服务业中公益性认定工作，强化公共财政扶持力度；(9)要在国际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推动商业资本国际化、走出去，分销渠道向国外延伸，切实改变我国商品输出庞大而商业资本输出弱小、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严重失衡的状况；(10)要不断增强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可持续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11)积极开展以服务至上为主导的诚信商业行动，改变流通服务业“普遍不讲求服务、不讲求诚信”的形象，切实提供优质服务，而不再提供“麻烦”，从源头上降低交易成本中急剧增加、数以亿计的社会防范成本(实际上，化解诚信危机，也可从源头上降低至少1万亿元的社会防范成本)；(12)要以精确化为主导的科学监测行动。切实解决数据、信息、指标等缺失、虚假、混乱，不全不准不及时的问题，加强商贸流通服务业监管体系精确化、制度化基础性建设。重点建立商贸流通服务业现代化评价体系，商贸流通服务业标准化指标体系，商贸流通服务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特别是要按照竞争力系数及其以相对指标为主导，推进商贸流通服务业绩效评价体系创新，改变现行绝对指标为主导的外延式、粗放型、拼数量的评价体系。

 

    最后，必须强调指出，鉴于2009年以后国内外因素共同造成的严峻形势和产成品滞销、库存积压的强劲势头，无论中远期还是近期，商贸流通服务业的所有政策措施都要努力形成一股合力或一种机制，即充分发挥全部影响力，实施“反滞销战略”，千方百计促进消费，有效遏制滞销增量，化解滞销存量。而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必要储备和滞销积压的区别；在滞销积压中，要注意绝对滞销和相对滞销的区别；在相对滞销中，要注意滞销存量和滞销增量的区别。“注意三个区别”可引出多向性的对策思路，为反滞销提供政策支持。

 

    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外延界定和影响力研究内容梳理

    一、商贸流通服务业外延界定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表现在对流通业所包括的行业范围宽窄认识不同，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外延认同者(张绪昌等，1995；林文益，1995；孟子敏，2002；夏春玉，2003；贺爱忠，2004；黄鸥翔等，2004；崔向阳，2005；刘子峰，2005；王月辉，2005)指出，流通业主要包括商业、物流业、信息产业和金融业；狭义外延认同者(贾履让等，1998；乔均，2000；宋则，2002；金永生，2003；马龙龙，2005；韩永飞，2005；张厚珂，2006)提出，流通产业只应包括专门从事媒介商流的批发业、零售业，以及从事物流的运输业、仓储业等。本报告认同狭义商贸流通业外延，认为对于流通产业的界定，必须以流通为基点。第一，看其是否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第二，看其是否专门为商品流通服务。故而，商贸流通产业包括两大部门：一是商业，主要指批发业和零售业；二是专门为商业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仓储业、运输业、包装业等物流业，两者共同构成流通产业的产业体系。所以，本报告所研究的商贸流通业范畴是主要指批发业和零售业及专门为商业服务的仓储、交通运输及邮政业行业。

 

    二、现代商贸流通业影响力界定

    (一)商贸流通业影响力研究内容。
    学术界对商贸流通业影响力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流通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认为流通产值对GDP的贡献越大，GDP增长越快，所以流通产业的发展好坏对GDP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陈文玲等，1999；夏春玉，2002；黄国雄，2005)。(2)流通产业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分析。(刘世彦，2000；宋则等，2002；任刚举等，2005；王德章等，2006)。(3)流通产业对社会就业的贡献。指出一定时期内流通产业就业人数占该时期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越大，流通产业对社会就业的贡献也就越大(夏春玉，2002；乔均等，2000；戢守峰等，2004；宗颖等，2005；黄海，2005)。(4)流通产业对国民福利的贡献。认为流通产业虽然不能与所有的福利内容直接相关，但是在国民收入、消费者闲暇和消费者爱好的满足这三个方面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乔均、韩耀，2000)。(5)流通产业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贡献(谢朝斌，1995；晏维龙等，2004；王小平、董哲，2006)。

 

    综上所述，文献内容主要从对国民福利与就业贡献、经济增长贡献、产业结构优化、企业供应链和城市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来对流通产业影响力进行分析，分别属于对社会、国家、行业、企业、消费者五方共赢的影响力。

 

    (二)本报告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内涵、外延和研究内容界定。
    本报告认为，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内涵是指商贸流通服务业支撑或改变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原有状态的能力。或者表述为，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依赖程度。即由于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商贸流通服务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下，会发生的总量与结构的变化。这种影响能力或依赖程度的大小、强弱，取决于相关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业政策和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企业状况，等等。

 

    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外延从包括商贸流通服务业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又称“溢出效应”或“外部性”)。直接影响力表现在对GDP的贡献额和贡献率、就业量和就业比重等直接作用上(上述文献综述中的流通服务业对ＧDP的贡献、国民福利的贡献、就业的贡献、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城市化的贡献等即属于此)；间接影响力表现在优化空间产业结构、优化时间经济流程、增进居民消费等间接作用上。而外部性又可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是指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消费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相关产业的增长以及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等方面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负的外部效应，是指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上述各个方面所产生的促退效应。

 

    从文献内容发现，由于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直接贡献比较直观，也有例行的统计数据支撑，因而当前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直接贡献上，而对于识别它的间接贡献，也就是商贸流通服务业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的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问题则研究较少。所以，商贸流通服务业间接影响力识别问题属于最重大的前沿课题，也是影响力研究的难点、薄弱点和今后的重点。此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商贸流通服务业本身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发展经历了巨大变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而这一点在上述文献中大多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因此，本报告同上述文献综述中影响力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以1978年为界，分阶段把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特别是间接影响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运作机理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问题进行大跨度、全方位进行分析。

 

    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实证研究及作用机理分析

    这里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为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即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二为商贸流通服务业作用机理分析，即在得出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系数后，对商贸流通服务业职能和间接影响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确定商贸流通服务业作用机理，为报告继续分析打下基础。

 

    一、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实证研究
    (一)模型介绍与研究思路。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商贸流通业在组织制度、融资方式、政企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本报告以1978年为分界线，以菲德两部门模型①为基础，将整个社会的经济部门划分为商贸流通服务业和非商贸流通服务业部门，从两个时间阶段对比研究商贸流通服务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通过影响非商贸流通服务业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

 

    (二)模型构建。

式(8)中θ是流通服务业直接贡献系数，可解释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流通服务业产出每增加1元，GDP直接增加θ元。系数估计值[δ/(1+δ)-θ]是流通服务业的全部作用，可以解释为流通服务业产出每增加1元，假定其他条件不变，GDP将增加[δ/(1+δ)-θ]元。它不仅包括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直接贡献，而且包括了通过外溢作用而产生的间接贡献。

    (三)数据来源与计算结果。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选择标准如下：由前述的商贸流通服务业外延界定，本报告中商贸流通业的产值(LT)包括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储运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及商贸流通业产值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就业人数包括城镇和农村就业人口。投资(I)在本报告中使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有、集体、个体和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

    根据数据和公式(8)，使用Eviews 5.0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中，1953-1978年这阶段，调整的R[2]=0.85，说明本模型对商贸流通服务业溢出效应的拟合度为85％，可以在85％的程度上解释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F=36.31513，Prob(F-statistic)=0.000000，所有自变量可以显著预测因变量；1979-2006年这阶段，调整的R[2]=0.51，说明本模型对商贸流通服务业溢出效应的拟合度为51％，可以在51％的程度上解释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F=5.873856，Prob(F-statistic)=0.0017，所有自变量可以显著预测因变量。

    (四)回归结果分析。
    从直接影响力来看，1953-1978年和1979-2006年间的回归方程结果中，dLT/LT的系数分别为1.50和0.09，表明商贸流通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直接带动两个期间内经济分别增长1.50个和0.09个百分点。从全部影响力来看，1953-1978年和1979-2006年间的回归方程结果中，(dLT/LT)(LT/Y)的系数分别为-5.67和1.52，这表明商贸流通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促使两个期间内经济分别增长-5.67个和1.52个百分点。这不仅包括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直接贡献，而且包括了通过外溢作用而产生的间接贡献。

    从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1.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力低于其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力。商贸流通服务业在1978年前后两个阶段，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力都小于间接影响力绝对值，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力足以弥补自身较低的直接贡献并绰绰有余。以前的研究注重测算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其外溢效应却没有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大大低估了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也就是说，社会虽享用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但并未因使用这种外溢效应而支付任何费用。这也许是所有不那么直观的服务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而也是包括商贸业在内的服务业在各个国家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深刻缘由。不太直观的服务业正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原来“很表面、很直观、很物质”的农业和工业。所以，在合理的制度空间下，大力发展包括商贸流通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可能会得到更好、更有效率的农业和工业，会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总福利。

    2.商贸流通服务业效率低于非商贸流通服务业。利用(dLT/LT)(LT/Y)的系数可计算出非商贸流通服务业和商贸流通服务业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差距值δ。结果显示1953-1978年间δ的平均值为-0.80，1979-2006年间δ的平均值为δ=-2.3(由δ/(1+δ)-θ算出)。改革开放前后两阶段δ值均为负值，这意味着两个时期在投入同等劳动力和资本的情况下，商贸流通服务业的产出比非商贸流通服务业低。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商贸流通服务业的相对边际生产力低于非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局面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并出现了差距拉大的现象，如在计算机管理技术、中央采购技术、物流配送技术、营销创新技术和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等方面缺乏硬件装备及资源的整合和管理优化能力。所以，如何实现高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仍然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3.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力在改革开放前大于开放后。1952-1978年和1979-2006年间，商贸流通服务业直接影响力系数分别为1.50和0.09，改革开放前大于开放后。这种状况同产业份额和经济机制变化有着深刻的关联。
    1978年前，商贸流通服务业占GDP比重平均高达12.8％。“一五”时期，农业以手工劳动为主，工业等第二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商贸流通服务业成为振兴经济的产业份额较大的部门之一。1961-1977年间尽管受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影响剧烈，但是在商品匮乏的背景下，商品流通部门凭借行政权力占有商品资源的实物分配权，为保障消费与各产业的资源需要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在这两个时段内商贸流通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表现了较高的直接贡献。

    1978年后，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当期GDP的比重平均下降为10％左右，同时观察发现我国商贸流通服务业较高的直接影响力来自于行政性垄断和市场供不应求时的特殊时期。如在1978年后直至1997年，在供不应求的市场态势及市场与计划混合的二元体制下，商贸流通服务业快速发展，效益良好；而自1998年后至今，供过于求与单一市场体制成为经济运行常态，在其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后，商贸流通服务业的相对边际生产力低于非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局面仍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并出现了差距拉大的现象，许多商贸流通服务企业的财务绩效主要来源于供应商的进场费和拖欠的货款，商贸流通服务业的直接影响力不可避免地有所降低，可见，流通服务企业提高管理及营销能力是其走科学发展之路的当务之急。

    4.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间接影响力在不同的政策和体制空间截然不同。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在不同的政策和体制空间是截然不同的正负效应。1950-1978年，特别是1956年以后，中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定部门经济，作为市场交易专业化提供者的流通企业是不存在的，而整个商贸流通业的停滞及僵化使之对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优化国民经济流程、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增进社会总福利等全局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力起到了制约的负作用。因此，在市场机制无法作用的背景下，虽然商贸流通服务业直接影响力为正，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却为负值。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赋予了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市场主体身份，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给商贸流通服务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市场扩大化和复杂化也对商品流通产生了巨大需求，以市场为导向的流通渠道模式开始形成，促使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的个人消费协调一致的根本职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之对国民经济表现了正向的间接推动作用。

    二、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作用机理分析

    (一)直接影响力作用机理。
    商贸流通服务业通过点、线、面和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融合，实现生产和消费对接的基本职能，并发挥其直接影响力作用。

    1.“点”、“线”、“面”形成商品流通的基本空间构成元素。“点”为商品流通经济活动的中心或节点。既可以指商业网点，也包括由网点形成的节点体或活动场所，如城市、贸易中心、集贸市场等。“线”为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通道，在所有权转移上，由商品所有者组成，推动商品从生产进入消费领域的组织序列。在实物转移上，与交通干线有较强的联系。“面”指商品流通吸引和辐射的范围。就单种商品而言，可用消费者的分布情况表示。从日常消费品来看，可用零售商店的布点情况来表示。点线面要素的层次组合，形成空间等级规模结构，而点线面要素的有效结合，将形成一个高效的网络系统。

    2.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构成联结商品流通点、线、面的基本功能元素。简单地说，商流是指商品从生产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运动中一系列价值形态变化和所有权转移过程；物流是指商品使用价值实体移动的过程；信息流是反映商流、物流历史和现实的运动情况，又预测它们的可能运动情况的过程。三者合则形成同一的流通过程，分则有彼此独立的运动形式和客观规律(由于资金运营已经由独立的金融机构承担起来，所以在这里不再讨论资金流的情况)。在商流、物流、信息流三者之间，以信息流为媒介、通过商流实现商品的价值，通过物流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完成商品流通全过程。

    因此，要使商贸流通业顺利、高效完成其媒介生产和消费的基本职能，就必须加强其空间序和功能序的立体组合。具体表现为商业网点相互依存，域面协调发展，通道配套运行，各种经济实体的三流联系密集交错，形成职能综合化的流通体系，这种职能综合化的流通体系的运行，形成了商贸流通业直接影响力的作用机理。

    (二)间接影响力作用机理。
    间接影响力作用的发挥由外溢经济职能和外溢社会职能承担。
    1.外溢经济职能。商贸流通业充当着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角色，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这种作用为外溢经济职能。由于社会化生产使生产部门“放宽”，生产序列“拉长”，对最终消费来说，生产部门或企业的产品大都以中间产品、局部产品的形式出现。这时，只有通过流通过程连接，生产对消费才有意义。这种情况下，对生产者或消费者来说，它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或者“提前”的活动，如加工、运输、保管、包装、装卸等的数量在大量增加，同时，需要向流通领域投入和取出大量信息，需要各种生产性、技术性、商业性服务。因此，流通在完成商品买卖基本职能的同时，完成着由此派生出的其他职能，如售前售后服务、广告业务、租赁业务、贮运加工、技术咨询、商业预测和其他社会服务等。流通已从交换中介人变成“综合服务”系统，相应的，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也在随之加深，流通以适应多样化的个人消费为前提，从经营战略上引导、参与生产。由此可见，流通通过对生产和消费影响的加深，间接影响了宏观经济的发展。

    2.外溢社会职能。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一样，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商贸流通业承担起了破除体制改革瓶颈，减轻改革阵痛的功能。这些功能主要表现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约社会成本及吸收转移劳动力方面。首先，从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约社会成本方面来看，当前工作思路的主要注意力迫切需要从“靠加法、拼增量”转变为“靠减法、解存量”，即优化、降解、盘活累积延续多年、已被视为“既成事实”的经济存量，通过商贸流通服务业实现货畅其流，消灭耽搁迟滞、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使所有经济环节和领域趋近于“流畅平滑”的有效状态，发挥社会财富的实际效用，实现总福利的真实增长和人民生活得到实惠。反之，则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虚假增长。其次，商贸流通业充当了体制改革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职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商贸流通业的劳动力份额居主要第三产业之首，说明和其他产业相比，商贸流通业有极大的就业吸收空间。并且，由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对各相关产业具有一定的中间需求，从而推动了相关产业生产的扩大，引致相关产业大量的就业需求增加，从而对整个就业产生了巨大的乘数效应。

    至此，商贸流通业影响力作用机理可见一斑：商贸流通服务业在通过点、线、面和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融合，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对接，发挥天然媒介职能的时候，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其职能的扩张，优化行业和地区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节约社会成本，增加就业，又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改善了民生，进一步间接推动了宏观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商贸流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作用机理见图1。

    由以上分析的作用机理可知，商贸流通服务业同其他服务业一样，不仅存在可识别的直接影响力，而且存在较为隐蔽但仍然可识别的更强烈、更巨大的间接影响力。提高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对策的关键在于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构建流通基本组成元素和基本功能元素，形成流通产业内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因此，本报告接下来主要回答三个问题，(1)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效应发挥的基础分析；(2)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社会经济的外溢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3)获得正面的外溢效应的对策。这些分析也将有助于强化上述的基本结论。

    注释：
    ①菲德模型是美国学者菲德在研究出口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得出的模型。利用两部门分析框架，菲德将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推导出出口对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Feder Gershon，1983)，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并被广泛应用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本报告利用菲德模型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经济部门分为商贸流通服务部门和非商贸流通服务业部门，探讨了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