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流通产业在促进生产、引导消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作用日益突出。但是，当前国内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流通理论研究滞后于流通实践工作也是不争的事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为确保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国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将“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流通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流通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流通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推进我国流通产业现代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摆在中国流通理论界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于2007年12月16日在杭州举办了“中国流通创新与发展方式转变”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商务部与浙江工商大学等从事流通研究的国内知名学者，以及浙江省发改委、经贸委、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流通理论发展现状、原因与未来创新重点”和“新时期中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政策选择”两大主题，就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商贸和谐发展，引入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构建流通理论框架，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加速流通体系现代化，提升商贸流通效率、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本次研讨会主要内容作一综述。

    二、中国流通理论发展现状、原因与未来创新重点

    学术界对于是否存在真正的专门以流通为研究对象，并主要以经济学为分析工具的流通理论，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不存在“流通”的概念，也没有“流通经济学”这个学科。中国人民大学马龙龙教授提出，由于没有系统的基础理论作支撑，国内流通研究方向分散、研究力量弱，理论的系统性和方法的科学性较差。当前，中国流通理论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现有流通理论缺乏基础理论体系，流通理论研究普遍存在研究方法单一且较为传统、知识结构陈旧、视角狭窄等问题；二是现有流通理论对实践活动的支持力不强，对波澜壮阔改革过程中的现实流通经济问题缺乏解释力；三是实践活动中对流通理论没有足够重视，例如，国内大中城市在设计交通路线时就很少从商品流通的特殊性考虑物流问题；四是流通理论教学与现实经济相脱节，一方面，中国自身流通理论很多还停留在传统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西方舶来的与流通有关的理论与中国经济现状难以兼容。马龙龙教授认为，中国流通理论的发展必须依赖中国理论界自身的力量，与现实经济紧密结合，比如：在流通理论与产业政策，流通理论与反垄断法等交叉领域做好研究工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海大学的李骏阳教授认为，中国流通理论研究更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中国流通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创新。当前，许多中国流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错误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一是先做大、再做强。国内商业企业纷纷追求“做大”，实现高速度扩张。但是许多企业在做大过程中不顾自身实力，一味攀比，盲目扩张，既没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也没有足够购买力的市场需求支撑。二是“后台毛利”是现代零售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以通道费、销售数量折扣等构成的“后台毛利”成为零售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后台毛利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源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负面影响。而巧立名目，不断加大向供应商索取通道费和增加年终返利已成为大型零售企业热衷的行为。三是商业企业发展不存在资源约束。近年来商业的快速发展掀起了一场“圈地运动”，商业企业在各城市投入巨资争夺商业房地产资源，选择优良地块建起了一个个大卖场、购物中心和专业市场，不断突破极限，大城市的商业设施建设已经过热。商业在土地的使用上一直是粗放型的；另外，面积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的大型商场耗能惊人。四是渠道关系中“强者为王”。大型零售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对供应商的商品进入商场收取名目繁多的通道费用，不断压低进货价格，制定霸王条款，大幅压榨供应商的利润，使供应商不堪承受；零售商还任意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使供应商大量资金长期被无偿占用。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对供应商的过分榨取，已经威胁到部分供应商的生存，激起供应商强烈不满。流通产业的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意义重大，我国当前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流通产业一方面必须做强做大，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又要实现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李骏阳教授认为，流通理论与流通产业必须探索科学的发展观念，对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这不仅是一个对流通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促进流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

    浙江工商大学的郑勇军教授从基础理论体系构建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两个视角对中国流通理论现状与创新重点展开分析。就研究现状看，与流通相关的研究从中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展开，主要运用了经济学中的产业经济学，以及管理学中市场营销与电子商务等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体系内并没有“流通经济学”这个学科，这是因为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市场主体之间“买”与“卖”的均衡关系问题，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之前的西方经济学就像不考虑摩擦力的物理学，大部分主流经济学都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零成本”的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再进行研究。然而，流通问题的内核是流通效率的问题，并非市场主体之间的均衡问题，必须从“存在交易成本”这一基本假设出发展开研究。所以，流通理论界应该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演化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构建“流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此外，国内流通理论界还可延循以诺思和托马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的研究方法，深化对国内流通产业中的特殊现象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蕴含了大量与中国历史文化因素相关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不仅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数据，更有助于我们挖掘流通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构建流通理论的基础框架。新经济史学派的主要特点和观点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不同社会历史上的经济成败及其缘由作数量的分析研究，对经济史研究不止是搜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郑勇军教授还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思想的产生都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决定，流通理论创新也不例外。从国家需求层面看，对流通理论创新充满了期待。我国国家竞争力构成中，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于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而流通产业又是整个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短板。目前，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主要是依靠制造环节的价格竞争力，但是，随着中国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工资、土地价格、排污费等方面)，制造业优势不断弱化。在此背景下，发展以流通产业为先导的现代服务业，提升流通效率，降低经济运行中的流通成本，已经成为中国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攻方向。

    浙江大学的金祥荣教授提出，流通研究属于应用型的理论研究，在现代经济学前沿领域，以克鲁格曼、滕田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范式将有助于国内流通理论界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内研究贸易问题，对于研究中国流通产业中的特殊现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新经济地理学突破性地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内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概念，通过构建“中心—外围”等模型，对制造业中心、大城市等经济中心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强有力的解释。克鲁格曼和滕田等学者都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中心”的地理坐标是由“历史的偶然性因素”所决定的，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正处于“中心”形成的初期阶段，这为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找寻那些“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从实证角度观测“中心”自我增强的过程提供了的最佳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乡镇企业”、“专业市场”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批令人关注的特殊现象。金祥荣教授对郑勇军教授提出的利用新经济史学派的研究方法，深化对国内流通产业中特殊现象的研究表示认同，并以浙江专业市场为例展开说明。在西方世界工业化早期，欧美国家的专业市场也与现在的中国一样十分繁荣，但是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以大批发商为主的公司化经营组织逐渐取代了专业市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和地位，但是为什么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一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导致了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从而制约了独立的大型商业批发组织在中国的产生。①对于义乌小商品市场在电子商务发展方面较为落后的问题，金祥荣教授一度认为这是由于附着在小商品上的信息量很大，不适合通过电子商务方式交易所造成，但是由义乌出口到日本的小商品，普遍是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再分销给下级经销商，由此表明：小商品也是适合以电子商务交易的。在国内，义乌小商品市场在电子商务交易方面发展滞后，则很可能是由于不良的信用环境所造成的。

    三、中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政策选择

    2007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在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08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全球经济回落，预计2008年中国出口将受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差距将会持续收窄，与此同时，一系列更加紧缩的调控措施都将限制投资增幅。因此，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将是必然的，拉动内需，促进国内居民消费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则教授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与扩大内需之间是有矛盾的，今后若干年内，政府部门政策设计难度将很大，这也为流通理论工作者在政府部门扩大影响力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会。流通产业在促进国民经济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增长的转变过程中将发挥出重要作用。以往的宏观政策实施效果已经证明，总量调控历来是政府的强项、市场的弱项，而结构调整历来是市场的强项、政府的弱项。但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往往重视政府部门的行政调控，忽视流通产业内在的“订单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天然作用”。转变增长方式迫切需要强化市场和流通过程在化解经济存量诸多难题方面天然具有的“空间上优化结构，时间上优化流程”的独特功能，依靠“存量发展法”，从市场、流通入手，理清工作思路，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战略意图，切实解决国民经济存量中“结构扭曲、流程紊乱、高耗低效、消费瓶颈”等老大难问题。我国的结构调整要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加快培育现代市场体系，壮大流通服务业应当作为新时期结构调整的主导思想。在依靠通常的财政、货币政策求解中国难题的同时，更应该强化流通服务业和市场体系的疏导、中介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荆林波研究员认为，随着宏观经济形式的变化，投资与净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贡献率开始下降，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显，这就对我国流通产业政策，尤其是消费政策的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目前形式下，我国流通产业发展实践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和值得研究的前沿领域：一是服务业在三次产业内部比重较低，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都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匹配；二是流通产业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外资商贸企业的进入，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但更多的是对本地流通企业形成了就业岗位的“挤出效应”；三是流通行业内的技术创新与新技术应用问题，如何跨越“技术鸿沟”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时都会面临的问题，可喜的是我国在部分技术领域，特别是B2B领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是因为在我国存在着大量中小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为国内B2B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B2B实践的快速发展又不断地推动国内B2B理论的创新；四是流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绿色节能”问题，例如：商品包装的环境保护问题，货物运输中的效率与能耗问题等；五是流通领域的和谐发展问题，包括外资商业与民族商业之间的关系、强势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等；六是流通产业发展总结与评价工作，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三十个年头，重新审视过去三十年中国流通产业发展历史，对相关政策进行总结与评价，有助于我们未来更好地制定流通产业发展政策。

    浙江虽然是流通大省，但是存货周转率、产销率、利润增长率等体现经济循环效益的指标并不高，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履行管理职能时也遇到了不少困惑。浙江省经贸委的周日星主任作为流通产业主管部门的政府官员，向与会专家提出“实践呼唤理论界的思考”，并从政府管理角度向流通理论界提出了六方面的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与现实经济的脱节问题，政府部门在研究区域产业政策时更多的是考虑工业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在现实经济中的企业老板则更多地考虑将产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流通问题；二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界定问题，特别是农产品流通和医药流通的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应如何界定，政府部门行政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流通理论的支撑；三是流通产业内部“公共性”与“市场性”的问题，流通产业在促进民生、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可以由政府部门去推动，哪些部分应该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②；四是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流通产业与其它经济部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先导作用”多一些，还是“纽带作用”多一些；五是流通产业内“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比如：曾经普遍认为百货业属于传统的夕阳型商业业态，但是最近两年杭州、宁波等地的百货业经过痛苦的内部调整、提升之后，经营业绩开始蒸蒸日上。周日星主任认为，从浙江行政管理实践的角度，当前对流通产业的管理迫切需要做好综合执法体系的工作，重视政策、法规和商贸基础平台的建设。

    针对周日星主任提出的问题，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铁生教授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之间的脱节问题，流通理论不仅需要理论创新，更需要服务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流通产业的理论工作存在明显滞后，这不仅体现在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还体现在我们的理论宣传方面的滞后。一些理论界已经有共识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却不明白，这说明我们的理论宣传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理论界应该组织研究力量，出版一些面向政府和企业家的通俗易懂的“理论读本”，做好理论与实践的衔接工作，做好流通理论的普及化工作。关于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和流通产业政策，高铁生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我们并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流通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通产业发展主要表现在量上的扩张，具有很强补课性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流通产业质量的发展与效率的提高。当前，我国的产业优势主要体现在微笑曲线底端的加工环节，比如：我们兵工企业生产的质量很好的望远镜出口价是10元，但贴上德国的牌子后就能卖到100元，这说明我们的流通产业尚不能帮助我们的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打胜仗。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物流技术，促进流通现代化是必需的，但是，政府管理规制流通产业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不能迷信或照搬西方的做法。

    浙江省发改委经贸流通处张国云处长认为，浙江省流通业虽然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但是在体制和发展方式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浙江流通产业总体规划编制滞后，浙江对粮食流通、医药流通都做过相应的规划和调研工作，但是对流通整体的调研与规划所做的工作并不多，一些大型专业市场缺乏长远发展规划，在建设初期都没有充分考虑物流问题，结果后期补课；二是在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结合方面发展不均衡，这方面浙江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余姚中国塑料城，通过发展塑料期货交易已经在国内塑料行业中取得了定价话语权，而一度十分红火的嘉兴茧丝绸市场却正在走下坡路；三是政府与商贸平台之间管理关系的认知存在偏差，部分地方曾认为“国退民进”是发展商贸平台的正确思路，但是在中国数千年特殊文化背景下，经营户普遍具有较强的小农思想，仍然需要强势政府的主导作用才能解决好商贸平台的建设与发展问题，义乌市场与柯桥市场发展路径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商务部国内贸易与市场研究部李永江研究员对商务部在流通领域中的职能范围与相关政策做了解读。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消费与净出口属于商务部管辖范围，而投资则属于发改委管辖。根据“十七大”精神和最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将主要放在消费方面，即把促进国内消费需求放在各项经济的首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流通领域主要体现了效率问题，要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水平，促进出口商品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积极发展新型流通业态，结合国情，不断提升流通业服务质量，努力实现流通业态现代化；做好流通业的信息化工作，现代流通业竞争已经更多的产品竞争转为信息技术的竞争。

    本次学术研讨会集思广益，碰撞出大量思想火花，取得了良好效果。与会者普遍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形势为流通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历史性机遇，国内流通理论界应凝聚研究力量，加强对流通产业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从经济热点事件中寻找值得关注的重大学术与现实问题，在服务政府、服务地方和服务企业等领域积极发挥自身作用。

    注释：
    ①笔者对此有不同观点：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调控确实是干预了自由的市场竞争，但这种干预既有造成竞争不充分的成分，也有强化市场竞争的成分。比如：义乌政府通过控制专业市场的摊位转让，不断新建市场等方式维持了整个专业市场内部始终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②对这一问题，高铁生教授表示，中国可以借鉴韩国和日本的部分经验，如：农产品市场、大型流通基础设施就是由政府出资建设，流通网点规划等涉及立法方面的问题也应由政府部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