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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理论上分析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现代服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我国服务业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表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信息化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对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显著;同时发现衡量“五化”中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指标,与市场化指数和人均FDI地区差异明显。鉴于全国数据波动比较大,实证结果表明它们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五化”理念;现代服务业;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不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其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何解决中国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且增长缓慢的问题亟待研究。本文基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现代服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对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性建议。
一、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受传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服务业一直不受重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个指标在世界各国中都处于最后几位。198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22%,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3%。同年,这两项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56%和6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增长较快,到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0%,就业比重升至32.4%。近30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特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前快后慢,20世纪90年代以前增长迅速,然后有一段停滞甚至下滑的时期,2000年以后基本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上;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处于缓慢但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从1980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4.8%,而后又稳步上升到2007年的32.4%。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较低水平上趋于稳定,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20世纪80年代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可能是对以往多年重建设轻生活、重工农业生产轻服务业发展这种传统增长模式的校正和补偿,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缓慢增长则表现为一种“常态”(江小涓、李辉,2004)。虽然服务业发展滞后,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受服务业发展缓慢阻碍的影响。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可见,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学者们通过分析得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经济还没有进入服务业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现象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
服务业比重稳定上升只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发达国家才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则上升趋势并不明显,甚至有时还可能出现短暂的徘徊甚至下降(魏作磊、胡霞,2005)。工业化一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峡谷”,我国的工业化任重道远(张世贤,2000)。我国目前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当然也是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工业相对于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使得GDP构成中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徘徊不前。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缓慢是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所导致的,是由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潜力,我国现代服务发展速度虽然缓慢但总体趋势还是良好的。
二、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因素的理论分析
作为一个产业,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不同服务业的发展所受的影响因素差异也很明显。所以,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应该从经济全局出发,细分各项经济指标,考察它们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文结合“五化”理念,从服务业整体发展角度出发,分析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各项因素,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配第—克拉克定律将产业结构发展过程描述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人口由农业移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移向商业和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提高的事实验证了这一定律。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各国服务业产值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服务业产出也相对较高,人均GDP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因此,用人均GDP来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服务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
2.消费需求水平。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是否随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服务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从较长时期看,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服务需求的一项重要的因素。消费需求对服务业的影响主要作用在生活性服务业。根据恩格尔定律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是分层次的,人们总是在满足了低层次需求后才会转向高层次需求。现代社会,农产品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属于最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工业品则是较高层次的需求,服务品中虽有一些也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如衣食住行等,但更多的是为满足高层次的享受和满足。随着人们收入增加,越来越大的消费比例将用于服务消费,换句话讲,也就是服务品的需求弹性高于农产品和工业品。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生活服务的需求,一些现代生活性服务产品在较高收入水平时才能大规模消费,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闲、健身等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类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见,消费与生活性服务业的联系紧密,可用最终消费支出来反映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水平。
3.工业化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市场不断扩展,产品的制造过程被分解成为一个个更细的专业化节点,大量的中间产品和加工过程独立出来,此时,连结这些节点形成分工网络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这些中间需求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了满足中间需求,向农业、工业甚至服务业提供服务,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及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工业、建筑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体。因此,工业发展状况对服务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服务业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发展好的地区,业务机会较多,更容易促进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化程度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工业化水平是一个技术指标,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变量来描述它,这里仅仅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的相对发展状况。
4.信息化水平。由于服务业的许多工作需要手工劳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慢,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滞后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是服务业就业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同时,服务业较低的价格弹性导致了“成本病”(Baumol,1967)。程大中(2004)使用1978-2000 年数据,较为系统地验证了Baumol的论点,结论是:中国的服务业除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务外,其它部门表现不同程度的滞后;服务业的需求几乎缺乏价格弹性,很容易导致“成本病”。传统服务业只有基于信息化才能加速发展,才能解决“成本病”问题。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基于信息技术上的先进管理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从国际服务业发展经验来看,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有助于服务业的增长,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信息化发展指数来表示信息化发展水平。
5.城市化水平。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是服务业的集聚地。世界发展经验表明,人口集中居住更有利于服务业的增长。人口规模决定商品潜在市场大小。服务品的非储存性,即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要求大多数服务只能在当地市场出售,因此,市场规模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首要影响因素。城市化带来人口集中,集中的人口能产生巨大的服务需求,从而为服务业创造了必要的生存条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 引起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规模扩大、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也促使服务业水平不断提高, 促进人均服务业增长。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城市化为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需求基础, 推动服务业新行业的形成和传统行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选用城镇人口比重来反映城市化水平。
6.市场化水平。学者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增长与市场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发展历程也相对较短。短期内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效应可能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对服务业的增长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考虑, 市场化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变,有利于行业内竞争,从某种程度上促进服务业的增长。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业来说就是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允许进入和允许竞争,即准许新的市场主体进入本行业,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本文利用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市场化水平。
7.国际化影响因素。扩大对外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大背景,它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服务业发展:开放条件下市场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分工深化和生产率提高;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引起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提升引进国技术水平,从而促进服务业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投资规模,对东道国服务业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开放有利于竞争环境的形成,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提升服务业竞争力。本文选择人均利用外资情况来反映国际化影响因素。
三、理论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服务业增加值比重SPER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服务业发展水平,以上文理论分析之诸因素为解释变量。服务业理论影响因素汇总于表1。
根据现代服务业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构建如下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
SPERt=α+β1PGDPt+β2PFDt+β3PIGDPt+β4IDIt+β5CITYt+β6MIt+β7PFDIt+ut
其中下标t指1995-2007各年,α为截距项,u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选取了1995-2007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信息化发展指数来自《中国信息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余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用其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理论分析所选定的7个自变量中部分不显著,加以剔除。其中,PGDP虽然显著,但与PIGDP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复合共线性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10多年中,工业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两者高度相关且共同趋势明显,产生了复合共线性。基于这一原因,剔除前者PGDP。模型回归及检验结果如表所示(见表2)。
表2报告了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以及各个研究假设的相关系数。回归分析中由于MI和PFDI明显不显著,所以把二者剔除掉。MI和PFDI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这两项指标的区域差异特别明显,在没有考虑区域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二者波动比较大(见图1),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存在相关关系。从表中我们容易看到PFD与SPER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相关关系是10%水平上显著的,这说明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下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PIGDP与SPER的相关系数一直为负,这说明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其大小不仅取决于服务业自身的发展速度,还取决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与工业和农业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利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程度,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工业化程度是一个技术指标,与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IDI和CITY两个指标与SPRE都是正相关关系,尤其IDI的正相关性最为明显。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过去的10年中国的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当然,这两个指标同样也没有考虑地区的差异性,也存在不合理的一面。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首先,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下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消费需求是有层次的,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最终消费支出主要为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属于较低的需求层次,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消费需求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才显现出来。就我国目前的平均消费水平来看已经突破了这个“门槛”,对服务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次,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其大小不仅取决于服务业自身的发展速度,还取决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与工业和农业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服务业比重低(高)一种可能是服务业发展水平低(高),另一种可能是工业或农业发展速度更快(慢)而相对“挤压”(“放大”)了服务业比重。实证结果显示的我国服务业比重受第二产业负向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此外,信息化和城镇化两个指标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都是正相关关系,尤其信息化的正相关性最为明显。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大幅降低了服务业成本并提高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
根据结论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首先,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从改变观念、规范行为、扩大开放和适当扶持等多个方面着手推进。要认识到,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必将日益增加,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宏观和结构政策的着力点需要有所调整,在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同时,要加大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在结构政策上,应将促进服务业发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其次,“五化”中除工业化(仅指工业化相对发展水平)以外,其它因素对服务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信息化和城市化最为明显。因此,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应增强我国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当然,工业化是基础,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服务业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化程度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发展服务业的长远角度考虑,工业化的步伐也不能停滞。再者,地区差异性是影响“五化”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我们的回归分析中,并没有考虑地区差异性,致使一些变量无效。因此,今后分析类似问题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这也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本文在一些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作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可靠性不如修正后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好。工业化是一个技术指标,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程度并不十分合理。没有考虑地区差异对各项指标的影响,市场化指数和国际化程度,存在很大的波动性。限于数据取得的困难,数据获取及分析并没有考虑地区差异,将地区差异考虑进来,通过地区面板数据对“五化”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是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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