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跨区域发展的第一阶段，总体来说是自发与自觉及其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统一，具有鲜明的“个众”特性。最初，浙商走出浙江发展是个人和众人的自发行为，与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发展环境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发展环境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当时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外出创业的浙商还不多，但是由于浙江人多地少，为了生存，加上长期外出经商创业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如温州的弹棉郎、义乌的“敲糖帮”等地域性商人群体，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跨区域流动。20世纪70-80年代末，温州等地的一些乡村就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外出跑买卖和做手艺。浙江仙居农民从全国乃至越南、俄罗斯回收银废料废液，一年加工交易白银500吨，相当于全国白银产量的1／4。而浙商的“功利性”和“务实性”使得这些走南闯北的浙江人经济观念强，对市场反应快，他们带回的各种市场信息，直接导致了浙江许多专业市场和产业的发生和发展，从而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和纽扣产业、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与小商品生产、柳市的低压电器都是在外出浙商的推动下形成的。
　　
　　(二)浙商跨区域发展认可、突破的第二阶段

　　浙商跨区域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至2000年前后。胡宏伟在《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中把从1992年起到1999年止这一阶段，并称为“大突破”，主要是基于城乡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的产权改革，以及政府与企业和官员与商人关系的转变。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将个私经济纳入到这一体制中，实际上是官方正式地肯定和认可商人。给浙商合法的身份，这对浙商“个众”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因为如此，浙商跨区域发展取得快速发展，关键是突破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限制。经历了自发与艰难发展的第一阶段后，浙商已经初步积累了财富，加上本身具有的“功利性”、“务实性”和“草根性”，使得浙商在全国各地区间竞争中占得优势。张维迎说，地区之间的竞争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民营化浪潮。正是地区之间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浙商在全国各地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到处有成群结队的浙商，有浙商办的企业和市场，到处有温州街、义乌城、浙江村。1994年北京“浙江村’’的人口达59.12万，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者重点关注的经济社会现象。在陕西西安，1万多名温州人在碑林区做服装生意。山西太原，从事服装加工的温州人多达数万。

　　 (三)浙商跨区域发展觉悟、转型的第三阶段

　　浙商跨区域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从本世纪开始至今，是一个伴随“社会转型与趋于成熟”的过程而形成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个私所有的企业与公有制的企业同被认可为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主体。浙商跨区域发展的觉悟和转型，经济上体现在有越来越多浙商在寻求差异化和推进专业化以及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发展，探索和努力构建独立或相对地独立于专业市场的营销渠道与网络，进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等。

　　浙商在跨区域发展中，整体上开始意识到，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在高基点上持续发展，是浙商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走出去”要求浙商充分发挥“个人自发、众人自发”的特性，与各地方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结合，在更大范围发展和完善主体性特征，从“浙江经济”转变为“浙江人经济”。据2006年由浙江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和《浙商》杂志社共同调研后发布的“浙商中国投资分布图”描述，截止2006年末，有超过400万浙商在省外发展，浙商在各地的投资总额已超过1万亿元，其规模相当于2005年浙江全省的GDP。浙商在全国勾画出这样的投资版图：北上，“振兴东北”计划出台前后，浙商开始成批闯关东，在东北三省约有40万浙江人。西进，资源丰富的西部已经成为浙商创业的乐土，截至2006年，浙商与中西部省区签订了555个合作项目，总投资263亿元。新疆、云南都有超过15万人的浙江商人。南下，香港、澳门共有40多万浙商，连地理面积不大的海南省也有10万以上的浙商大军。东移，浙商最为青睐的创业地是上海，抢占上海放眼国际，是大多数浙商的谋略。目前在沪的浙商已超过30万人。抢占华中，武汉自古商贸发达，亦成为浙商抢滩之地，尤其是房地产商，在武汉的浙商已接近20万人。
　　
　　二、浙商跨区域发展的机理
　　
　　(一)个一众关系机理

　　浙商跨区域发展首先体现了个人与众人关系的机理。浙商个人与众人的关系，是一种普遍的自在自发，以及从自在自发到自由自觉的关系。这不仅使自发关系具有广延性，从历史渊源到浙商跨区域发展，涉及行业从金融、交通运输、工业产业等到流通、服务，经商关系扩展到各个行业和领域，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许多地方，而且具有进化或演进的深厚基础，逐步地从一个优势地区扩展到各个地区，以致成为经济圈里面的民谣描述的那样：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市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将有浙江人。衣俊卿说，人作为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是现代社会的创新能力、内在活力和驱动力的源泉。特别重要的是，这种个体的自觉状态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殊状态，而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普遍的生存状态。经验式、人情式的宗法血缘的前现代的文化基因让位于自觉的、理性化的人本精神。但是，浙商在跨区域发展中还比较普遍甚至比较严重地存在经验式、人情式的宗法血缘的文化基因。这种经验式、人情式的宗法血缘的文化基因，通常也是自发地起作用的。例如，历史上的浙商发展，就会逐渐形成以乡谊为纽带的同乡会、会所等以维护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团体组织。现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展的浙商几乎都成立了以地域、亲缘为纽带的商会组织。于是，浙商个人与众人的自发关系也就更加强了，即功利自发关系加上亲缘自发关系。这里所说的亲缘也包括地缘，即泛亲缘。功利自发关系，主要是体现个人与众多个人的自利本能的自发关系。而亲缘自发关系，主要是体现个人与诸多亲近者的亲缘本性的自发关系。“个一众”的功利自发关系是动力或动机，而亲缘自发关系是纽带或媒介。布劳认为，不管是在微观领域中，还是在宏观领域里，交换都需要有一种“共同价值观”作为媒介。“亲缘关系一特殊信任”，就是浙商“个众”的一种共同价值观起媒介作用。
　　
　　(二)主体一环境机理

　　浙商跨区域发展的机理，还包括主体一环境关系机理，即主体反映环境的状况和变化而形成和发展。主体一环境机理在各个阶段中主要表现为：在1978年至1991年这个阶段，首先是少数自发性强，具有商业意识和敢闯精神的浙商，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活动方式和文化模式，通过在全国随机的流动后，发现市场需求和获利机会，并赚到让人心动的钱。于是，一批也具有自在和自发倾向的人先后跟着走出浙江开始经商和办企业，从而形成第一批跨区域发展浙商，这个阶段体现了浙商主体自主性的一面。。在1992年至2000年前后的这二阶段，不仅第一批跨区域发展的浙商开始在全国落脚，并且随着国家对于个私所有制地位的确认，更多的浙商从原有的城乡集体和国有企业转制中走出去，在全国各区域参与竞争，并逐渐凭借自己的“草根性”、“务实性”，顽强地落脚。这个阶段体现了浙商主体相关性的一面，即通过适应不同环境变化，不断发展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目前浙商跨区域发展中转型的过程，也是浙商利用自己善于抱团、关系性等“个众”特性，进行了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以资源为导向、以市场开发为目的聚合，是浙商主体主体性与相关性高度融合后的发展。目前，全国省级地区除了西藏外，都成立了浙江商会；浙商在全国不同城市都建有“浙江村”、“温州街”；浙商在全国基本从事商品流通、地产开发、消费品生产等产业，体现了浙商主体充分发挥自主性，又结合全国不同区域经济与环境特点，充分体现相关性的特性。
　　
　　三、浙商跨区域发展的“个众”特性
　　
　　浙商的跨区域发展，是一种以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式为主要特征的分布，既充分体现了个众自主相关理论的个人化、关系化和类别化的特征，又是浙商主体性更广泛和充分发展的过程。浙商的跨区域发展的“个众”特性中既都存在大家普遍认同的、浙江经济发展中共同的特性，如在发展中充分体现生产的产品成本低、规模大，经营中具有吃苦性以及善于抓机会等的共性，又表现出与发展地区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特性充分融合后，产生的“能人+缘约+契约”、“独立一抱团”和“多-众-合”的特性。
　　
　　(一)“能人+缘约+契约”的发展特性
　　浙商跨区域发展特性之一是“能人十缘约+契约”，即自主自利+人脉网络+商业网络。改革开放之初走出浙江的浙商，有一大批是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这些“能人”，走出浙江后，率先从事商品生产和进行商品贸易，率先找到经商和创业的机会，率先取得经验和赚取钱财。紧接着把家人组织起来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然后，带领亲戚和老乡一起经商和办企业。即能人通过血缘、姻缘、亲缘和地缘等把人员、资源、生产和贸易聚合起来，形成被称为“家庭工业+专业市场+营销大军网络”的发展模式。“能人+缘约+契约”的发展特性，也是一种民众普遍的创业发展和创业创新模式，即“少数人领先创新和多数人跟从模仿”的创业创新发展模式。

　　当然，浙商在跨区域“个众”发展中“能人+缘约+契约”的特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在不同的发展区域浙商身上的内涵与表现是有差别的。在早期走出浙江的浙商身上，“能人+缘约”是其显著特点，表现得特别突出。以在广东发展的广州彩风月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理校(苍南人)为例，1983年家境贫寒的陈理校，因生活所迫南下广州寻找商路。凭着朴实、勤劳、肯钻的个性，闯入广州挂历市场。经过艰辛打理，从租摊零售发展到设计、制作、生产、批发。接着从自己家乡带出400多人，相继开办了300多家企业。目前该公司已发展成为集高档月历、办公用品、广告礼品、精品赠品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企业。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浙商，带着浙江先发优势形成的资金和经营理念，走出浙江后他们身上一方面仍然包含和体现“能人+缘约+契约”，另一方面“能人+缘约+契约”的内涵已大不相同。首先，这“能人”有很多是具有企业组织和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其次，这“缘约”更多地体现在企业内部的家人、亲戚和朋友等之间的关系上；第三，这“契约”也进入企业内部，体现在与外来员工的关系上。当然，在企业外部也有缘约和契约关系。这期间特别是再到后来，相当部分浙商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和减少缘约，而扩大和加强契约，同时也就更多地选拔、使用和培养能人。如在北京经商和办企业的乐清人杨乐钧，超越功利，有气度和胸怀，善于学习和合作。杨乐钧与香港的一家基金公司合作，尽管对方只占30％多的股份，但请对方担任董事长。同时，聘请在北大的EMBA同学担任公司总经理，并给予股份。杨乐钧与他的合作伙伴包括温州人和非温州人，一起进军前景广阔的风力发电等新兴行业。郑永刚的杉杉集团，1999年开始将集团总部移到了上海后，主动与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进行全面战略合作，将25％的股份转让给日方，通过与世界500强企业伊藤忠商事的合资合作，把杉杉放到国际化大企业的熔炉里面，学习其规范的管理体系、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技术研发能力以及开拓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将杉杉从单一的服装产业扩展为包括了新能源、新材料、资源产业等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正是这些在省外发展的浙商，使传统浙商创业中亲缘发展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主要变成“现代企业+产业链+营销终端网络”，即“能人+缘约+契约+联合”的模式。
　　
　　(二)“独立一抱团”经营的发展特性

　　浙商跨区域“个众”发展特性之二表现为“独立一抱团”经营。浙商在跨区域发展中的“独立一抱团”经营，首先是源于走出去浙商本身的文化传统以及开放和包容的特性，彼此间的排斥不那么强，容易达成相互理解和信任，往往会在生意场上自动靠拢。其次，是因为在省外的浙商开始时普遍企业规模小，在当地中处于弱势，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和抗风险的能力弱，生存需要联合和抱团，尤其是面临经济或金融危机时，更需要抱团取暖。第三，是因为浙商比较理性，能够认识到抱团能够更快地发展。
　　浙商“独立一抱团”经营，既体现为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式的抱团，也体现为股份合作制和企业团队组织的抱团，还体现为浙商群体或商会组织的抱团。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式的抱团，充分体现地缘和业缘的相关和合。浙商在跨区域发展中这个特点非常鲜明和突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浙商在缘约上的显著特点是地缘意识和关系比较强。而地缘意识和关系在产业上的表现，就形成业缘。河南郑州浙商周荣标是当地最大的家私专业市场一坂田家私这艘“航空母舰”的缔造者，而在他经营该市场前，这个市场一直闲置，招商困难重重。周荣标经过实地考察后租下该市场，并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改造，并通过浙江本地专业市场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对于大量追逐商机浙商的了解，首先吸引了大批浙商进入市场，最终通过浙商造市，造就了一个繁荣的市场，造就了一座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浙商的地缘特性，也使天下浙商抱成团。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萎缩对浙商的冲击，使天下浙商增强抱团取暖共度危机的意识。2008年12月19日，由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和浙江省企业联合会等八家政府和传媒机构主办，广东省浙江商会承办的，以“危机、转机、商机”为主题的FORTEI(富铤)杯首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于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就是抱团取暖，应对危机，寻求发展。广州当地的媒体称，只有浙商才会举行这样的会议和开展这样的活动，而粤商是不会的。

　　浙商“个众”“独立－抱团”经营，还突出地体现在商会的行为与作用上。北京浙江商会着力于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和世界，充分开发资源，组团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美国去考察，寻找危机的根源和发展的机遇，为商会企业谋划战略发展和指引发展方向。海南的浙商商会，现任秘书长许麟法利用自己曾经担任浙江省驻海南办事处主任期间积累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积极为在海南发展的浙商建立社会资源网络。如伟星管业刚开始开拓海南市场时，就先通过海南省浙江商会的介绍和推荐，帮助其快速地建立起一些客户关系。
　　
　　(三)“多－众－合”的发展特性

　　浙商跨区域“个众”发展特性之三是“多－众－合”。“多－众－合”主要体现浙商在跨区域发展中与当地社会与经济的融合后，体现一种公众的特性。一个社会必须有某种公共性的实体、关系、属性和机制，才能使之作为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社会中众多的主体需要有公共活动的空间，有一定的公共机构和组织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公共秩序，满足公共需求。主体活动和交往范围的扩大，要求公共主体性、公共性得到相应的发展。市场经济也有公共领域，也需要公共秩序和公共服务。但是，由于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公共职责和职能作用不到位，所以公共缺失非常突出。这也就给浙商提供了创造的空间和施展的舞台，使浙商充分地显示和发挥其“个众”特性，创造“众合”组织，形成“多－众－合”发展特性。浙商在山西的煤炭投资一度占当地的煤炭总投资的60％，其中大部分投资在中小企业中，物流运输是浙商发展中的瓶颈。2008年，山西浙江企业联合会牵头组织当地浙商，投资50亿元建设服务数百家煤炭企业的第四方物流，这种“多－众－合”的物流模式和平台就体现了浙商的发展特性。

　　浙商跨区域发展的“多－众－合”特性还集中体现在商会上。浙商善于组成商会，目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浙商自发和自觉地组成的商会多达数百家。省级浙江商会除了西藏暂时没有建立外，其他各省市全部都已建立。市县级浙江商会更是普遍和广泛，特别是温州籍浙商或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有170多家。商会是一种众多商人联结和组合起来的社团。它既具有统一的宗旨、规章和职能，又建立统一的组织和进行定期的换届。在2009年“浙商全国市场联合会会长新春联谊会”上，在场企业老总们普遍认识到，作为草根的浙商在浙江省外的迅速发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样，独木难成林，只草也成不了辽阔的原野。在金融危机和经济紧缩的形势下，抱团取暖就更显得重要。而“资源共享”是抱团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包括人才资源、信息资源、资金资源、政府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资源的共享。沈阳国际商贸城董事长陈学军说，我在建设中的市场，急需工程人才、商业运行和招商等人才。很多人在等待信息，其实信息就在我们身边，这需要市场之间的联合共通，不要把同行当冤家，要把同行当亲家。浙江伯乐控股集团董事长谢佰荣说，“商人不是孤立的，我们需要一个团队、一个集体，必须要有一颗共同的心。”这里所说的共享，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以共同组织为保证，体现公共性。
　　
　　四、结 语
　　
　　浙商的跨区域发展，是一个与改革开放以来浙商形成的各个阶段相关联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体现自主性和相关性统一的主体属性，以及少数领先和多数人跟从并形成聚集的“个众”特性。在这个过程中，走出浙江的浙商不仅发挥了个人与众多亲缘、主体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在与不同区域的社会文化融人后，在更大范围内展示和发展了“个众”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