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湖北，传统城市商圈，发展特色，现代价值

　　湖北位居中国地理之中，蕴含有极大的商业便利。因交通而兴，湖北产生了江陵(荆州)、鄂州、襄阳、沙市、汉口、宜昌等商业城市，它们是湖北历史上的一个个商圈。这些商圈辐射着周边地区，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业精英。晚清以来，世界在加速变化，交通更加便利，湖北的交通枢纽效应也在改变，城市商圈的核心点及其特性也在发生着根本变化。

　　今天，湖北正在加强“两圈一带”战略的实施，它们以武汉、宜昌、襄樊为“一体两翼”，是今天湖北最为重要的城市商圈。从布局来看，今日湖北的城市商圈与传统一样，仍是以长江、汉水沿线的主要城市为节点的商圈。如何积极主动地从湖北传统商业活动中找出经验和规律，将有利于湖北商圈的整体建设。

　　一、湖北传统城市商圈的布局

　　在湖北历史上，商业中心城市大部分时间是江陵(荆州)一带，其后是汉口。鄂州、襄阳、沙市、宜昌先后是次重要的商业城市。这些传统商业城市，总体是沿长江、汉江两线而展开。

　　(一)楚国都城郢及其商业城市鄂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逐步强大，在江汉平原上逐渐涌现了一批重要的城市，这些城市，首先是都城郢，再就是一些军事城堡，它们兼具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的功能，如鄂。

　　郢都是楚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商业中心，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少有的大都市。位于今荆州市江陵城北5公里的楚纪南城遗址，就是郢都遗址，有“纪郢”之称。纪郢规模宏大，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城市坚固。纪郢濒临长江，西通巴蜀，北达关中、南阳，东连吴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楚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据后人描述，“楚之郢都，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①楚庄王时，楚国宫廷就有专门负责管理市场的机构，设有“市令”②，安排专门官员负责征收郢都的赋税。可见郢都商业之繁华。

　　鄂(今湖北鄂州)是楚国与吴越的交通要地，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安徽寿县出土文物“鄂君启金节”中记载了鄂的商业地位。所谓鄂君，就是鄂的封君。有关鄂君，文献本无记载，但“鄂君启金节”记载了鄂君启有一个庞大的商队，有舟有车，还有其他一些楚国的税收信息。启的金节分为舟节、车节两部分，它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商队的免税凭证。这些节铸造于楚怀王六年③，处于楚国疆域最为辽阔、物产最为丰盛的时期。节上的错金铭文规定了启舟车的数目限额、货物品种、营运路线以及征税免税。启的商队经过的路线，都是自鄂至郢都(主要指寿春)，舟节可经过11个城邑，车节经过9个城邑，这些都是鄂君商队频繁交往的城市。当时，鄂商已经有固定的陆路商业交通路线，其水路交通也已经形成一个网络。

　　(二)两汉至宋元湖北主要商业城市

　　两汉时期，中国主要的商业城市是长安和洛阳，但地处湖北的江陵仍是中国最有名的商都之一，有繁荣的商业和经营有方的世家。六朝时，江陵是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是除建康之外最重要的都会，《南齐书》载：“荆州物产，雍、岷、交、梁之会……商赂所居。”第二城市襄阳地交南北，四方凑会，为边境重镇。夏口、武昌地区商船贸易业也十分活跃，“州郡吏民及诸营民”，“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④。

　　唐代的湖北，许多县治大都滨江临河，江陵、襄阳、鄂州是东西南北航运的转运港口，李骘《徐襄州碑》说：“襄阳，荆、鄂十道之要路，公私来往，充给实繁。”⑤唐代的驿站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中“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⑥“次路驿”就是自长安越秦岭经商山路、襄荆路到达江陵。这条路及荆、襄的地位，在安史之乱时显现出来，“诏命所传，贡赋所集，必由之径，实在荆襄。”⑦鄂州在唐后期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李白赠江夏太守韦良宰的诗说：“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⑧，指载有大量货物的大船往来于鄂州与扬州间。三大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三大商业中心，聚集了不同层次的商人：既有享受特权的官商，也有非特权的富豪以及小商小贩。

　　宋元时期，江陵东南沙市与鄂州的南市(武昌市场)，已是全国少有的商业繁华区之一。苏轼诗云：“沙头(即沙市)烟漠漠，来往厌喧卑。野市分麞闹，官船过渡迟。”⑨宋元以来，鄂州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之一，鄂州既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也是文人墨客登临游览的佳处。此时，襄阳仍是湖北的巨镇，周边的农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与之相应的商业也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它们是镶嵌在江汉间的三颗明珠，构成湖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金三角”。

　　(三)明清至民国湖北主要的商业城市

　　明清至民国，由于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湖北城市格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汉口、宜昌的崛起。

　　汉口“自明以来，久为巨镇，坊巷街衢，纷歧莫绘”⑩。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发展，至明万历年间大批商人的进入，汉口的发展程度已经与汉阳(府)不相上下。明崇祯末年，汉口已经发展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11}的一大市镇，是货物转运批发的集聚地，成为各地商人追逐财富的场所。至清道光时已是“东西三十里有奇”的全国性大市镇{12}。晚清，汉口开埠，洋货的倾销和土货的收购转运，构成汉口商业的主轴。此时汉口位于“清国要港之二”，被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13}

　　宜昌自晚清末开埠以来，从人口不到一两万的小镇，发展至清末常驻和流动人口约有5万，商家多是外地而来。{14}民国宁汉战争以后，武汉暨湖北地区曾出现了短暂繁荣的景象。1928-1929年，武汉、宜昌、沙市等三所海关的进出口贸易猛升至历史的高点上，单沙市的棉花转口输出达到70万担，成为全国棉花输出的第三大口岸。清末沙市有票号、钱庄20余家，商店则逾百家，当地人称之为“小汉口”{15}，人口则已超过宜昌，清末达到六七万之众。

　　二、湖北传统城市商圈的发展特点

　　(一)商业因政府重视而繁盛

　　先秦楚国时，湖北地处楚国的腹心部位，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楚国向来较为重视商业的发展，以致将“商”放在所有行业的第一位。晋国随武子称赞楚国道：“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16}可见楚人十分重商。

　　江汉平原，物产丰富，与北方、吴越的物产极为互补，在春秋时，往返于楚国与北方的商贩就已经出现，他们与官方来往频繁。晋国俘虏荀罂留居楚国时，郑国的一位商人曾打算让他藏在货袋里，使他能逃出楚国回到晋国，说明郑商有比较容易接触楚国官员的机会。楚国一些权贵或官僚也常明里暗里经商盈利，不乏有豪族大户。因发展商业有利于宫廷奢侈品或者军事的需求，楚王对他们也是特别照顾，甚至不惜减免他们的关税。鄂君启就是享有这种特权的贵族。

　　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取代荆州成为商贸的中心，这也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自1898年始，地方政府在湖北实施了一些重要举措，如设立汉口商务局，官商共同管理商务；建立各种新式展览馆，组织商业各界参加国内国际的有关商品展览，推介商品，开阔视野；自开商埠，创办新式商场等。{17}1928-1929年，汉口暨湖北地区曾出现了短暂繁荣的景象，除了与中国政府关税自主有关外，政府出台的外贸政策，如调整进出口商品税率，奖励外销，组织直接对外贸易，使得汉口的对外贸易能够短时期内活跃起来。

　　即便是在新中国前30年，在公有制的主导下，湖北商品贸易仍有长足的进步。因湖北处于三线建设的重要区域，上海工业和高校的迁入，以及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建设，湖北水电、粮食、纺织、化工、医药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建设和对外贸易也相应地取得卓著成效。当时的武汉，是位于全国前列的主要大城市，沙市则是全国知名的轻工业城市。由于长江航线开通至重庆，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兴建，给宜昌商圈带来了不断的生机和活力。政府对商业城市发展的作用十分显著。

　　(二)中转贸易因交通发达成为主轴

　　自春秋中期以来，江汉平原就出现有以交通便利、转运贸易而兴的全国闻名的商贸城市。汉唐以降，湖北商业城市的转运贸易和批发贸易格外兴盛，转运和批发都以外地产品为主。

　　成都、江汉平原、湘江流域都是鱼米之乡，在当时的粮食转运贸易中，其总的流向是长江中游向下，或者陆路向北。东西而言，主要是蜀麻和吴盐的交换；南北而言，主要是南方粮食转运至北方，如川蜀、荆湖北路、荆湖南路以及江南西路、淮南西路部分州军上供粮食以及其他物资基本是由湖北境内长江段承运。唐代江陵的郭七郎是一个典型的大批发商，据说他是“楚城富民之首”，拥有大量的货物和资金，在一些地区还开有分店，仅长安一处的资金即达五六万之多，江淮、河朔等地的商人到江陵多与他做买卖。唐代，郡邑无不通水，水运贸易十分发达。鄂州、襄阳、夏口与江陵等地，水运特色的转运贸易占据主导地位。

　　晚清时期，与初步发展的工业相比，湖北的商品贸易，尤其是汉口的商品资本、发展速度和社会影响方面，更处于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存在的原因：一是地域的中心，除湖北自身外，周边毗邻的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乃至西南的贵州等省都以湖北为中心，形成了面积辽阔、物产丰富的内陆腹地。二是交通的便利，水路和陆路共同在汉口、宜昌、襄樊等地交汇，形成交通枢纽，从而形成汉口、宜昌这些贸易集散中心市场。当时的汉口是五方杂处的商业都会，有会馆176所，占全省总数的52%，绝大部分商业行店都纳入了进出口和转口贸易的系统{18}。沙市、宜昌、襄樊也处于交通枢纽，因中转贸易对长江中游及上游有辐射作用。

　　(三)各行各业依商立市

　　先秦时期郢都的繁华，吸引着奇人异士纷纷赶至楚都，或拿出自己的宝贝，或展示自己的特殊本领，获得自己需要的名利。如和氏献玉璧于楚王就为大家所熟知；还有江湖术士，拿出蒙骗的本领，换取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甚至“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19}。再如《韩非子·外储说上》里“买椟还珠”的故事，也为大家所熟知，人们一般只是讥笑郑人不识货，注重外表而不重视实质，但很少人谈及卖椟的楚人。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先秦楚人商业意识已很发达，十分注重商品的包装。

　　民间商业和手工业也在城市中不断涌现。汉魏之际，江陵有徐母，素以卖豉为业，家产巨万。东晋义熙中有赵姥，以沽酒为业；萧梁时有刘氏，以卖鳝羹为生。南朝时，荆州出现了典当行业。魏晋以来，夏口、江陵、襄阳还是长江流域重要的造船基地。唐宋时期，湖北主要的商业城市都出现了行会组织。行会是城市经济发展繁荣、工商业者人口增加的形势下，手工业和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利益、协调与官府关系的团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标志之一。

　　晚清至民国初期，汉口发达的进出口和转口大宗贸易，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和为之服务的众多行业的发展。汉口成为人们追逐财富的场所。安徽、江西、广东、湖南、河南、江苏等省的商人纷纷来此贸易，三教九流来此营生，形成了数十种大宗商品行业，如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典当等。除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商人未在湖北建立会馆外，其他省份均有以省、府、州、县命名的会馆。其中本地商人建立的会馆居多，其次就是江西、湖南商人所建的会馆，但贸易额则以广东、宁波商人所占分量最大。

　　金融业也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应运而生，在晚清民国的汉口，包括传统的票号、钱庄和新式银行在内的金融资本均有一定的势力，彰显出汉口商业中心的地位。

　　(四)带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

　　楚国郢都的文艺和娱乐业十分发达，与今天不同的是，郢都不是音乐下乡，而是民间音乐进城，民间的“下里巴人”比高雅的“阳春白雪”更受人喜欢：“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又载：“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已。”{20}

　　江南都市的市容市貌总是青山绿水和鸟语花香，到处是春色如海的艳丽景象。《宋史·良吏传·序》称宋元嘉中江陵“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在荆、扬二州之间的汉江、长江流域，帆樯如林，商旅不绝。商旅频繁往来，商妇估客依依惜别，是这些都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历代骚人墨客笔下取之不竭的文学素材。如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西曲歌》中的《那呵滩》、《三洲歌》，就抒发了从扬州、建康出发的商客渴望早日到达江陵的心情。还有以湖北都市地名命名的诗词如《襄阳乐》等。

　　(五)带动周边小城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与湖北中心城市的商品贸易、转运贸易发达相一致的，是农村经济和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东晋南朝以后，在商旅往来频繁之处，出现了民间小商品交易的场所，即民间草市，又被称为“非官方之所”。中唐以后就有大量的草市出现，如江陵周边有后湖、曾口、马头等草市，汉水中游郢州有汩口草市等。随后，城镇如雨后春竹般兴起，它是民间草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南宋时期，全国的城镇有1800多个，湖北地域就有100多个，数量和比例都是相当大的。在城镇、草市上，茶肆、酒楼、卖油、种菜、圈养、卖肉、贩牛、贩盐、贩米、贩鱼等小商小贩生意，纷纷兴起。这是江陵、鄂州、襄樊等大城市转运贸易直接带动民间市场发展的结果。

　　三、湖北传统城市商圈的现代价值思索

　　(一)现代交通发达带来的困境

　　九省通衢曾是湖北城市商圈发展的最大资本。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机械为主的交通工具取代了传统的马队和人力船队。在上世纪30年代后，武汉繁荣活跃的商业贸易急骤陷入萧条，除了当时世界经济危机、1931年的大水灾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交通的日趋发达，如陇海铁路的延伸、粤汉铁路的逐段联通以及沪渝长江直航，一些货物或改道他行，或过境“不驻”。“九省通衢”的商业优势在弱化。

　　新时期，航空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金融业、电子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国在变小，地球在变平。随着沿海沿边经济特区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中国周边经济迅速提升，中部经济却发展较为缓慢，湖北乃至中部经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凹陷迹象。经济的迅猛增长，交通快速提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修建，交通更为快捷，湖北的转运贸易继续衰落，传统物资转运中心的地位则有更大的削弱，周边的省份如江西、四川、重庆、贵州等省份的物资，早已不再需要在湖北转运，湖北中转贸易几乎就是针对省内物资的进出口。“九省通衢”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待重新定位。

　　总之，“过境不驻”，是湖北城市商圈在利用交通枢纽优势时的一大困境；现代工业相比沿海地区没有整体优势，不能为城市商圈提供支撑，是第二大困境；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鄂西处于较为传统的农耕经济模式，大量荒山、生态旅游资源期待深入开发，致使东西部不能协调发展，不能为城市商圈提供持续动力，则是第三大困境。

　　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思索的。在晚清特别是张之洞主政两湖时期，湖北曾经是中国工业较为为领先的地区，汉阳兵工厂、汉阳钢铁厂等一批企业引领时代风骚。但佳境不长，进入民国时期，湖北的工业陷入了衰落，商业贸易仍旧停留在粗放的转运贸易上，无论商品的生产能力还是消费能力，都十分低下；商品结构也仍然以资源性的初级农副产品和加工品为大宗，因而给生产者和社会带来的利益有限。其他行业在转运行业带动下，曾经兴盛起来，但也因为转运贸易客户流动性大，造成多数行业具有只图短期利益的缺陷，缺乏品牌经营。

　　总之，以转运贸易为主的传统商贸已不能为湖北城市商圈带来复兴，交通枢纽在整个商贸中的作用，需要重新定位，重新发掘。

　　(二)“两圈一带”战略形成的机遇

　　湖北城市商圈的建设除了要在历史上寻找发展依据外，也需从现实中寻找商机，两者结合，务实创新。历史告诉我们，随着现代交通，特别是高速列车、航空运输的加速发展，希望周边省份共同发展湖北商业中心城市的想法几乎不可实现。现实也是如此，湖北周边的各省都围绕自己的商业中心城市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规划。湖北省经济决策者和理论家，在经过中部塌陷—中部崛起—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构建之后，又适时提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湖北长江经济带的构想。湖北城市商圈获得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两圈一带”为湖北城市商圈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按照武汉城市圈的构建思路，武汉与周边县市将形成产业对接及市场、道路、通讯、管理等五个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将通过对接和辐射，把武汉与周边城市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逐步扩大到省内，与湖北两个副中心城市宜昌、襄樊对接。{21}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战略构思则将激活鄂西地区生态、文化、民俗等资源优势，破解交通、通讯、体制、机制等瓶颈障碍，使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以推进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湖北东西部相对均衡的发展。湖北长江经济带是在整个长江经济带范围中考量，湖北将与重庆、上海等城市商圈进行区域协调互动。

　　湖北现有市级城市36个，其中地级市12个，县级市24个，基本上是沿两江(长江、汉江)两线(京广线、焦柳线)排列而成，呈现出以武汉、襄樊、宜昌为顶点的“两江两线”大三角形状。东部以武汉为中心，西部以襄樊、宜昌为中心，三个中心城市鼎立，两圈互动，一江串联，中部以荆州、荆门、随州三市为两圈承接轴，构成湖北城市商圈的整体框架。

　　(三)发展以文化旅游产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

　　现今，湖北的现代工业、信息产业与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追赶。湖北要迎头赶上，在加快第二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应该发挥区位优势，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湖北城市商圈建设，要以两圈建设为契机，利用武汉城市圈经济总量庞大、能快速发展的特点，利用鄂西生态旅游圈的生态、旅游、文化遗产较为丰富的特性，从战略的高度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现代高新科技、现代金融、现代物流、文化、旅游、体育、饮食、娱乐等行业，协调湖北东西部的发展，将湖北城市商圈建设成为中国人流的“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也就是要发展湖北第三产业，反哺城市商圈的建设。

　　现代交通虽然给湖北传统转运贸易带来了消极影响，但给以湖北城市为中心的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随着高速铁路的发展，以武汉为中心，两个半小时的旅游圈正在形成，它涵盖了大半个中国，也涵盖了中国绝大部分大中城市。物流中转的辉煌也许不再重现，但吸引人流的区位优势却卓然显现。利用现代交通快捷的优势，发展武汉的服务业，武汉城市商圈也正在积极尝试。2010年夏，武汉多个部门启动“高铁旅游 武汉好去处”评选，通过对武汉服务业的梳理，评出100家有武汉特色的吃喝游玩的好去处，并制作成服务手册。活动引发强烈反响，参评企业几近爆棚，社会各界好评如潮。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起到了展示武汉第三产业的品牌形象，促进了湖北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注释：

　　①《太平御览》卷776引桓谭《新论》。

　　②《史记·循吏列传》。

　　③张正明、刘玉堂：《湖北通史·先秦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

　　④《三国志》卷46《孙休传》。

　　⑤《全唐文》卷724，李骘：《徐襄州碑》。

　　⑥《唐会要》卷61《御史台中·馆驿使》。

　　⑦《全唐文》卷409，崔祐甫：《为皇甫中丞上永王谏依镇笺》。

　　⑧[唐]李白：《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74页。

　　⑨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2《荆州十首·其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5页。

　　⑩江浦等：《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11}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

　　{12}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13}[日]水野幸吉：《汉口》，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版，第1页。

　　{14}{17}{18}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393页。

　　{15}李开进：《沙市海关述略》，载《沙市文史资料》第4辑，沙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二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2页。

　　{19}《战国策·楚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页。

　　{20}许凌云：《古文观止注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21}陈周：《湖北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湖北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