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工业，而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将逐渐取代工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成为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武汉市作为“十二五规划”中“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城市、“两型社会”试验区，其城市化发展路径的选择十分重要，本文通过对武汉市1995—2009年的服务业与城市化数据进行研究，得出武汉市服务业发展现状不足的结果，并分析了服务业对武汉未来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引言

　　城市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城镇化被列为“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五大战略之一，“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仍把城市化作为六大发展战略之一。自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后，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战略部署，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五条具体道路之一，并指出其核心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中国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作为一个重要动力源，必须加以重视。如哈佛大学的德怀特·H帕金斯（Pagincin，2001）所言：“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急需研究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之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本国和全球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然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城市资源、环境、交通、贫困、犯罪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并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相当程度的制约，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一样受到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持续稳定的快速城市化阶段。从1978年底到2007年底30年时间里，中国城镇人口增长了4.2亿人，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上涨至2010年的47%，预计2025年将达到59%。

　　城市化中的服务业由于集聚效应而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城市对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会不断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在三次产业的贡献率中的比重会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并且近年服务业的贡献率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2001年服务业贡献率达到48.2%的最高水平，之后曾一度下降，2003年服务业贡献率仅为38.1%，之后几年略微增长，2008年服务业贡献率仅为42.9%。同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一直不高，常年低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200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3%，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拉动仅为5.5%，可见我国的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能力一直没有很大的提高，并没有像很多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一样，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由服务业逐渐替代工业，成为主要的增长动力。

　　中央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并明确表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经验也表明，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是城市的发展主要动力。武汉市作为“两型社会”试验区旨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武汉市的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关系不仅有利于武汉市经济的发展，更是从理论上为新型工业化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相关文献回顾

　　早期的文献多从整体上研究城市化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钱纳里等人1975年在《发展的型式》一书中选择了由27个变量定义的10个基本过程，运用统一的回归方程，对100多个国家的约2万个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型。得到的发展模型显示，人均GDP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相关，当人均GDP低于300美元时，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差异不显著，当人均GDP高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开始高于工业化率，并且这种差距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大，同时服务业逐渐代替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他们认为“一个联系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的平缓移动为结果”，并进一步指出，“除了把城市化看成是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以外，还必须把它看成是某种程度上分散的发展过程”。B-C.刘（Ben-Chieh Liu，1974）从定性和定量角度比较了经济基础理论与经济的结构性增长。盖里、秋和藤原（Ghali，Akiyama and Fujiwara，1978）年通过建立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式的城市部门生产函数，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城市经济的变化过程。布拉德福德和凯莱基安（Bradford and Kelajian，1973）则对累积因果效应模型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
Singlemann（1978）研究了工业化国家从1920—1970年间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结论发现，这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能够使经济得到增长，其中特别是流向服务业部门的增长最为明显，因此这些工业国家的劳动力也都向服务业趋于集中。他的研究发现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从传统农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他首次明确了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
 
　　近年来国内很多文献也开始研究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关系。李建英（2002）研究了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发展，得出了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基础的结论。江小娟（2004）研究了服务业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服务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高敏（2006）对英、美、巴西和韩国等国家的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关心进行了分析，进而总结出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关系的一般经验，并对中国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过去回顾、现在问题和未来前景进行了研究并且给出了影响其关系的数理模型。郭文杰（2007）采用了中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张自然（2008）根据中国1978—2006年的年度数据得出城市化对人均服务业的增加值有正向作用且强于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对城市化的反向作用。近两年的文献对于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关系更加注重于微观层面的数据分析，大多文献都将关注点从全国转向了省市地区。高来斌（2010）、杨胜刚（2010）、张文剑（2010）、钱江(2009)等分别对吉林省、湖南省、成都市、浙江省的服务业和城市化关系进行了分析，多采用的方法是定性分析配合统计数据。

　　本文通过研究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的计量方法，对武汉市——中部崛起战略重点城市和“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三、武汉市服务业与城市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可将城市化发展划分为三阶段，而对于各个阶段特点的认识，比较各种资料，大多数学者认为以下的划分方法和各个阶段是比较符合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见表1）。

　　2009年武汉市的城市化率为64.75%，已经快跨过表1的城市化发展中期阶段，接近后期阶段。同时2009年服务业贡献率为50.40%，服务业从业人数为48.98%，也处于表1中显示的40%向60%增长的阶段。但是从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城市化发展已经接近后期阶段，而服务业发展还处于中期阶段的前半段，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服务业发展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市的服务业发展是否能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得到了很好地促进呢？针对这一问题，仅通过定性的分析和统计数据的判断是不够的，因此应通过计量方法研究服务业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1、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是1995—2009年武汉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使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率（Urba），使用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贡献率来表示服务业的水平（Serv），考虑到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的情况，按照计量经济学的原则，采取自然对数的方法对原数据进行处理得到LnUrba和LnServ。

　　2、单位根检验

　　由于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水平的数据均是时间序列，为避免“伪回归”，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序列的平稳性和单整阶数。本文采取ADF检验方法，使用Eview6.0对LnUrba和LnServ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可知，武汉市的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序列都是I（0）过程。

　　3、Granger检验

　　由于序列平稳，且都是I（0）过程，不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可以使用OLS方法，对LnUrba和LnServ进行回归，设定其回归方程为如下形式：
 
　　LnServ=?琢+?茁LnUrba+?滋

　　通过回归得到方程中的系数重新代入方程：

　　LnServ=-0.0227+0.8404LnUrba

　　这表明武汉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同城市化水平有着长期动态的关系，但是这只是从数量上进行分析得到的，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见表3）。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实证结论

　　本文基于武汉市199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武汉市近年来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相互关系，由于数据满足I（0）过程序列平稳，并对其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在0.05的置信区间上接受了LnUrba不是LnServ的因，拒绝了LnServ不是LnUrba的因的假设。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Granger因，城市化水平提高不是服务业发展的Granger因，即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人口进入武汉市，是武汉市近年来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进入武汉市的就业人口大多数没有进入服务业部门，更没有带动武汉服务业的发展，因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反过来带动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2、武汉市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出现的问题与对策

　　武汉市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服务业的发展缓慢，滞后于城市化发展，另一方面是武汉城市化的速度过快与服务业拉开了距离。这一点在2003—2006年期间反映特别明显，2003年武汉市的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50.9%，之后便连续4年下滑，降到了2006年的49.4%，2007年才开始略微上升，而与此同时武汉的城市化率却提高了3个百分点。可见武汉的城市化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是这些人的进入只是提高了武汉的城市化率，没有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城市化中后期不仅是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更是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城市主要发展动力的过程，是一种城市化与服务业互相促进发展的过程。1996年纽约市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已经达到80.3%；1999年伦敦集中了英国15.4%的就业人口，其中85%就在服务业。

　　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往工业化后期迈进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还在进行中，经济发展还是过多的依赖制造业，相比之下对服务业的重视就不够。经济学最基本的公式告诉我们，经济的增长需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架马车，但是出口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和国际市场影响，投资虽然能取得高回报但同样也产生了大量泡沫，只有消费才是经济增长最稳定的动力，而服务业正是促进消费的主要产业。

　　武汉市同很多传统工业城市一样，由于服务业还未完全发展起来，无法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还是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业。改革开放以来，过于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带来了廉价的原材料，减少工人食品开支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于是大大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增加了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牺牲农业促进工业发展，仅重视工业发展，仅以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城市化发展的时期是十分有效的。而现在武汉服务业发展滞后直接影响了服务行业特别是基础服务业的水平，相对水平较低的服务必然伴随着相对工业部门来说的低廉服务价格、人们相对较少的日常服务业支出，于是武汉市成为了一个低收入、低消费但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目前武汉的服务业类似于之前发展工业时期牺牲的农业。但是工业对城市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这种动力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断下降，城市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城市能够提供的劳动岗位完全无法满足城市人口的需求，必然导致“贫民窟”等城市问题的产生，工业终将无法负担庞大的城市继续前进。

　　对于过度城市化的城市会产生高额的城市管理成本、污染治理成本以及城市维稳成本。首先城市管理成本是指城市的日常管理费用，如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维护成本、政务开支、文教卫的投入和管理成本、社会保障支出等费用，而这些费用都会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上升而增加。2009年末武汉市常住人口910万人，同比上涨13万人，而城市实际增加的人口数量还要加上之前提到的隐性流动人口，这些新进入的人口同时加重了武汉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全年自来水平均每天实际供水量268.1万吨，同比增长3.9%，全社会用电量310.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3%，其中居民生活用电56.76亿千万时，同比增长1.1%。社会保障体系也同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2009年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加职工210.30万人，同比增长3.9%；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职工309.18万人，同比增长10.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118.07万人，同比增长9.3%；工伤保险参保人数146.24万人，同比增长18.6%；生育保险参保人数167.91万人，同比增长14.7%；同时在园幼儿人数13.72万人，同比增加了1.19万人。虽然以上数据并非全部由于城市人口增加导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武汉城市人口的增加对武汉市日常管理费用的影响。其次污染情况也会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上升而加剧，污染的治理成本也是城市发展的负担之一，虽然政府花费了大量资源整治了城市污水和城市生活垃圾，整治率同比分别提高了9.1%和3%，但是空气污染指数年平均值仅77，同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54.7分贝，增加了0.3分贝。最后由于武汉市工业化阶段还处于发展中期，工业化水平低于城市化水平，过度城市化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更显突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的警力维护社会治安，另一方面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为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市民解决基本生活困难。武汉市2009年全年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证金4.95亿元，同比增长28.2%；经济适用房建成面积为133.6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3%，经济适用房投入费用为59.47亿元，同比增长20.7%。以上三点都显示了武汉市在过度城市化的情况下承受了大量的负担。

　　我国现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城市化飞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大量向城市特别是一线迁移，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是符合经济规律也是能够提高资源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都曾经历过过度城市化的阶段，过度城市化问题对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过度依靠外资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这些国家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少数一两个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城市首位度畸高，整体工业化水平却严重不足，城市能够提供的劳动岗位完全无法满足城市人口的需求，必然导致“贫民窟”等城市问题的产生，并且类似“贫民窟”等城市化问题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根治。如墨西哥、圣保罗、加尔各答、孟买以及排名第十位的巴西里约热内卢这些城市，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光鲜亮丽的大都市被大面积的贫民窟所包围，城市发展受到过度城市化问题制约停滞不前，这种典型的过度城市化现象就是　目前武汉市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并没有这些城市如此严重，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加快，历史上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所深受折磨的“城市病”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只有牢记历史教训，努力发展工业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更快发展的工业化水平来对抗过度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才能避免陷入过度城市化的恶性循环中，真正做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而实现武汉市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
 
　　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的主要城市，拥有很好的区位优势，“1+8”城市圈更是促使武汉向国际大都市的方向不断迈进，但是世界上这些大都市发展的失败案例也在提醒我们，一旦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进程只会将城市推向几乎不可逆的困境之中。因此，只有将城市的发展重心调整到服务业，重视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才能使武汉市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经济发展。只有服务水平和服务价格提高，工业部门对服务业部门支出比例的增加，劳动力的工资随着日常服务业开支的增加而增涨，进而提高武汉市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扩大武汉市的内部需求，从而带动武汉市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动力只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上升、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大。
　　
　　
　　 　【参考文献】

　　[1] Singelmann Joachim.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1920—1970[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8,83（5）.
　　[2] Robert N. Gwynne．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M].London：Routledge, 1985.
　　[3] A.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4] J. Vernon Henderson. Urbaniza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J].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2,17（1）.
　　[5] Sukkoo Kim. Immigrati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Urban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 Factor Endowments, Technology and Geography[Z].NBER Working Paper No. W12900, 2007.
　　[6] Xiangzheng Denga, Jikun Huang, and Scott Rozelle. Growth,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land expansion of China[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8,63（1）.
　　[7] 江小涓、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J].经济研究,2004（1）.
　　[8] 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9] 张自然：中国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