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经济形势中的“七个变与不变”

　　加强流通经济理论建设离不开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和中国经济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在为经济复苏而努力，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正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科学发展。尽管如此，仍然有些东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对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七个变与不变”。它们是：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所变化，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第二，政府维护市场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

　　第三，国际货币多元化会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第四，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第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巨大成就。但是，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改变。

　　第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

　　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外经济形势中的“七个变与不变”，有利于我们清醒地研判形势，把握全局，探索规律，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坚定、自信，在发展中遵循经济规律，强化理论探索。在创新驱动、和平崛起、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增长不是一切，却是一切的基础

　　二十世纪后半期至今的五十多年，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并指导当今世界丰富的实践。继续加强经济学理论建设应该是时代的当务之急。

　　2008年5月22日，国际金融危机即将爆发的前夜，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提出了一份世界银行的“增长报告”。这是一份可能已经被人遗忘的报告。危机爆发至今已经四年多，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成立于2006年4月。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彭斯就“如何取得经济高速增长”这一问题，对世界各经济体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研和考察。该委员会拥有21位国家及地区领导人和专家、一个由11名成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和300名学界专家，耗资400万美元预算，召开了12场研讨会和进行了13次磋商后，提出了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增长报告”。

　　报告指出：自1950年以来，有13个国家或地区至少连续25年取得了年平均7%的高经济增长率。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博兹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

　　这份增长报告认为，上述国家和地区存在五个共同特性：一是充分利用了全球经济提供的机遇；二是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三是维持了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四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五是政府尽责、可信、有能力。

　　报告列举了快速增长的若干“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5%的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内储蓄，其中包括将大约5%至7%的GDP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通过私营或公共部门，将另外7%至8%的GDP用于教育、培训与医药卫生项目；利用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机遇，促进外来技术的消化吸收；接受竞争、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至少在边际领域实现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从一开始将环保议题纳入发展之中；机会均等，尤其是妇女的机会均等，等等。

　　“增长报告”发表后，在西方经济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仅新华社就转发了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法国《世界报》等新闻报刊和研究机构的多篇专访和评论。有的说“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指导”，有的说“华盛顿共识”已死，也有的说报告“为经济发展流行的全面自由政策敲响丧钟”……，等等。评论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其中谈到对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时，比较经典与集中的评论是：“增长不是一切，却是一切的基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我国经济发展稳增长的任务艰巨繁重。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可能已进入7%-8%的中高速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实现科学发展，仍然必须以一定的增长为前提。可以说，要实现科学发展，“增长不是一切，却是一切的基础”。

　　世界银行的《增长报告》和《华盛顿共识》都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内容。当初快速成长的13个经济体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就出现了“20年的停滞”。走什么路只有靠自己去探索。我们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已经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加全面科学的认识和论述。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具体情况，并且已经实实在在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北京共识》——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制度和理论。

　　加强现代流通经济理论建设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说过：“分工的原因是交换”。包括商业在内的流通业就是从事交换的产业。交换的规模越大，社会分工就越细；交换的水平越高，分工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丰富实践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步，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理论应该加快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西方经济学也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加强现代流通经济理论建设，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中国流通经济理论研究，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和记述。文章中介绍了知进退、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圣范蠡。范蠡用“计然之策”强国、富商。主张“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贵”等理念指导经商。这些内容涉及如何稳定市场，遵循价格波动规律，强调质量、资金周转速度和薄利多销等等。这些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形成的朴素的经商之道，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慨不已，发人深思。

　　时间荏苒，斗转星移。告别了计划经济主导的时代，行进在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时期，传承历史，借鉴他人，使我们快步行进在改革开放的大路上。以互联网、卫星通讯等技术支撑、实现扁平管理的沃尔玛，以农超直供零对接、生鲜管理业绩突出的家乐福，以倡导绿色低碳的乐购及麦德龙等零售巨头进入中国市场为契机，中国零售业企业与“巨人”同行，快速成长。连锁经营、现代物流、统一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从零起步，如今已经形成不少具有区域优势的大企业，正在覆盖城乡。原来只从事贸易的企业正向供应链发展。单纯的货物买卖企业正向综合服务型企业延伸。消费者的利益受到空前尊重，开始成为真正的“上帝”。

　　中国和全球的零售企业近年来加快了转方式、调结构的步伐，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宏观重视发展环境的建设。完善法制，改革税制，创新体制机制；二是企业关注自己的文化建设。认识到资本可以使企业做大，但只有文化才能使企业做强；三是重视品牌建设，零售商正以设计为支撑，培养专业买手，加快自有品牌的发展；四是实现多业态经营，拓展多渠道销售；五是在全球采购及生产，实施全球供应链管理；六是电子商务“井喷”式成长，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网上零售与移动零售并驾齐驱；七是绿色消费、低碳生活，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商品需求不断增长；八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发新市场，等等。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战略方针，我国流通领域将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既有的并将继续坚持的基本国策和方针。2012年全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会超过20万亿元，2015年可能超过30万亿元。这是一个巨大而开放的市场。时代呼唤我们不断加强现代流通业发展规律的探索，加强现代流通经济理论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