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通现代化”，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当时对信息化、互联网还几乎一无所知。今天再议此事，显然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和内容。跨入新世纪，中国流通领域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创新”都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在这些“创新”的背后，客观上存在着可以使许多事情贯穿起来，并得出统一解释的基本脉络。这就是，由于经济体制变化、市场状态变化以及时代特征变化，在客观上使得中国流通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稳步提升。换句话说，由于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步确立，买方市场状态的日益明显，电子信息时代的悄然降临，都在呼唤着中国传统流通业尽快实现向现代流通业的历史性跨越。在这种场合，流通创新的理论和政策亟待寻求新的突破，以便大幅度提高流通效能和经济运行的总体质量。

    目前，关于流通创新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探索之中，并无共识性的界定。在本报告中，尝试作如下理解和表述：流通，是指由实体经济运行引起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总和或总称；流通创新，也可以理解为流通现代化，它是指：在实体经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凭借先进理论、思维方法、经营管理方式和科学技术手段，对传统流通格局中的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所进行的全面改造和提升，以便全面、系统、大幅度地提高流通的效能。主要包括十个方面，即流通体制创新、管理机构创新、流通结构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流通秩序创新、信用体系创新、中介组织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技术手段创新、产业政策创新等等。

    流通创新的关键是首先从流通的本源问题、终极目的问题来思考才能理出头绪。否则，不知根源和终极缘由，有关创新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创新的评价标准问题便无从谈起，甚至会误入歧途。目前，关于流通创新、特别是现代物流的讨论越来越“热”，甚至有些神秘化嫌疑，其实大都是转述、抄袭、照搬国外文献，并无原创性。面对某些故作高深、不知所云的浮躁炒作，只有正本清源，才能理出头绪，澄清真知，抓住要害。

    流通效能的本质就是“减少耽搁或停顿”和“优化经济结构”，这是从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两个视角所作出的最高概括。

    一、从时间继起角度看流通效能的本质及其政策含义

    经济发展史显示，分工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但分工不断细化加深了社会化生产、特别是社会化现代大生产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极大增加了不同生产部门、行业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联系、协调方面的困难，例如搜寻、信用、谈判、购买和销售上的困难等等，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耗费了大量时间，造成形式多样的耽搁或停顿，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这种日益脆弱的关系，时时刻刻成为各种“耽搁”的缘由。

    流通过程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并不在于这一过程能够增加物质产品、物质财富的数量，那是生产过程的功能。流通过程之所以不可避免、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可替代，就是因为它必须弥合化解社会和产业分工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空矛盾。考察生产的效能，是看其以尽可能最低的资源、人力耗费（生产成本），提供出物美价廉、满足消费的有效产品；考察流通的效能则要看其以尽可能最低的资源、人力耗费（流通成本），以最短的时间将产品送入消费领域或再生产领域。因此，减少耽搁或停顿是对流通效能的天然的本质要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尽可能减少一切耽搁和停顿，使尽可能多的稀缺资源处于实际发挥作用的最佳状态，从而减少直至消灭处于实际上的闲置状态，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懈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当今世界无论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向现代流通这一脆弱的动态过程“输入智慧”，向这个“难以廓清边界”的独特产业领域投入着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和专门人才，都在搅尽脑汁挖掘着没有止境的流通效能。而经济学的结论却是如此简单：不经过流通过程，社会财富只不过是观念的、想象中的存在，并不会带来任何效用和效益；社会财富总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减少耽搁或停顿，就是财富实际效用的真实增长，反之则是财富实际效用的虚假增长。如此简单的结论却可视作流通研究的经济哲学基础。

    在人们熟知的沃尔玛公司，凭借先进的信息、补货系统，可将一件商品从出厂到摆上货架的时间平均控制在5－7天，而一般公司需要30天。这就是沃尔玛领先于所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其真谛并不高深莫测，而刚好抓住了流通的本质，深得商业经营的要领。

    常常被忽视的流通业的重要性只有在“出事”的场合才会引人瞩目。2002年9月27－10月9日，美国发生了罕见的码头工人封港事件。基于严重的劳资冲突，南起洛杉矶、北至西雅图，美国太平洋沿岸29个主要港口全部“停摆”，所有进出口货物“耽搁或停顿”下来，全美进出口贸易顷刻“半身瘫痪”，美国多年来打造的精美的“全球供应链”遭到了人为“破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每天就达20亿美元之巨。

    这场美国20多年来最激烈的劳资冲突事件虽然由于布什总统出面干预而暂告结束，但所造成的后果和教训都是极为严重的。其中，仅仅为消除罢工导致的大量积压，就需要4－5个月。“封港”事件终于使人们领教了经济全球化的另一面。有分析家认为，这次事件充分展示了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经济的一个“精美”的薄弱环节，即全球供应链是何等的脆弱；而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政府如何加强对港口、货站等维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物流环节的管理和控制，“零库存”生产、贸易方式的局限性如何弥补等等，都将是紧迫的全新课题。

    美国也有正面的样板。“9.11”事件之前美国曾有过近10年的经济繁荣，同其经济节奏的加快和流通效能的提高密切相关。凭借率先崛起的互联网技术优势，美国的库存控制和资本周转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停顿和耽搁”的时间与次数大为减少。经济分析家认为，“美国企业界在控制商品库存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已经大大有助于减少经济起伏不定的现象”；“更充分地利用技术，更好地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已经使许多公司能够避免库存失当和剧烈波动”；“美国英特尔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强生公司和波音公司等纷纷发现，减少商品库存量是今天迅速变化的经济中一项可行的战略。各公司希望从这种做法中得到新的竞争优势”。[1]美国奥本大学教授保罗.斯瓦米达斯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71％的制造商利用这一可行的战略，已经使商品库存时间从1990年的2个月、1993年的1.5个月明显下降到1997年的1.2个月。而汽车、电子产品和零售企业的周转时间已经从1987年的27天，缩短为1998年的12天。[2]

    资料表明，1990－1998年，美国、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3-1.5％；非制造业（含批发和零售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的1.14-1.29％。 [3]这个指标表示，由于经济运行的节奏加快，同量流动资本处于沉淀状态的份额极小，周转速度普遍较快。

    种种迹象显示，依靠互联网技术，更加注重从流通效能、从经济节奏和停顿与耽搁之中挖掘竞争优势和开发利润源泉，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的突出特点。

    流通效能高低或耽搁和停顿程度的评价标准多种多样，且可互相印证。主要包括：流动资本年周转次数或周转一次所经历的时间（天数）；库存率即库存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流通费用率即流通费用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含物流费用）；员工人均销售额；营业场所单位面积销售额；利润率；固定资本折旧率；等等。根据所要解决问题的具体内容，分析评价的指标可以有更多的细化和变换。

    寻求解决方案，修复加速复杂化的经济体系，是流通创新的真正由来，也是发达国家对流通创新备加珍视、不断努力探索的原因。电子商务既是产生于此，也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人类智慧和市场体制等等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将耽搁消灭为零”、用时间消灭空间、将空间距离极大缩短，令时空同时趋向为零的强大手段和创新思路。零距离、零时间的“零时空”已经成为可能。19世纪“用时间消灭空间”与21世纪的电子商务是改变人们经济思维的“两张牌”的融合。新世纪新主题是经济社会在总体上，向加快节奏、减少耽搁的流通领域“投钱和找钱”、“投小钱、找大钱”。

    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有些尴尬。至今尚未完全意识到21世纪这一全新的重大主题，在体制、政策、机构、技术和企业这五大层面上，有意无意“增加耽搁”的现象随处可见。换句话说，在即将尖锐化的“减少耽搁和停顿的节奏较量”面前，中国似乎还缺乏准备，在体制和政策上还在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一经济节奏较量、流通效能竞争的时代潮流，还在时时“增加耽搁”、处处“制造停顿”，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因此，认真去搜寻和研究中国的这些表现、证据、指标和原因，是流通创新的起点。

    中国长期、巨额的库存就是最大的耽搁、最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占压了巨额的流动资金，致使数万亿元的流动资本被节奏放慢悄然吞蚀掉了。例如，由于忽视、轻视对经济节奏和企业流通效能的统计、监测，对周转速度放慢和库存增长缺少警觉，致使在“八五一九五”期间，国民经济至少累计蒙受了本可避免的上万亿元的隐型损失。1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当然有目共睹，但这是以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巨大的资源--资本投入和消耗占用才换来的，同中央所期待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标差距较大。

    总之，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当代经济学所说的降低交易成本，这些理论都很重要，都是进一步探讨促进流通效能的本质，“减少耽搁”，减少、乃至消灭资源配置停顿时间的两把钥匙。而目前人们关注的一切相关问题，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诸如提高竞争力，理顺流程、降低成本和交易费用，减少库存、加快周转、增加利润，适销对路、大进大出、快进快出，重建诚信，发展物流配送，推行电子商务等等，都无一例外地与流通效能的本质要求有关，并受其支配。

    评价流通体制和政策是否合理、效率高低的首要标准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耽搁”而不是增加和制造了“耽搁”。流通创新的本质就是在“减少耽搁”这一要害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提出全新的思路和政策主张。即通过体制的、政策的、管理机构的、科技手段的和企业管理的全面提升，将流通过程中的一切“耽搁”和“停顿”尽可能地“消灭”，全面加快经济运行的节奏、效率和质量。

    因此，认真去搜寻和研究这些表现、证据、指标和原因，是中国推进流通现代化的起点，而要作好这篇日益紧迫的大文章，迫切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急起直追，付出多方面的艰苦努力。[4]

    二、从空间并存角度看流通效能的本质及其政策含义。

    流通效能的本质从时间上看是“减少耽搁和停顿”，从空间上看则是“优化资源配置”。

    流通业在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外大量案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沃尔玛和P&G的产销联盟

    美国长期以来推行宽松的流通业政策，鼓励零售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合作，鼓励推行电子信息化的服务。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流通领域中的主导权逐步由生产企业转向商业零售企业，生产商和零售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面对这一对峙现象，在80年代中期零售商沃尔玛和大型生产商宝洁公司（P&G）结成了战略联盟，“通过联盟的形式，借助于计算机开始实现信息的共享”。这一产销联盟迄今为止仍然被称为供应链管理中的典范。

    按照这种模式，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采购，同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制造商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伙伴关系。用沃尔玛公司自己的观点来解释：零售业能够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为生产商创造订单、寻求销路、减少库存、加快周转，为居民户带来实惠，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所有这一切，刚好是流通企业在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过程。所以，政府支持流通业的发展，就等于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2、伊藤洋华堂的创新和发展

    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发布了“自愿加盟连锁业者计划”，随后又积极推进现代化电脑管理技术，在税收、贷款等方面对连锁超市公司给予各种优惠，并从60年代起连续推出三个流通现代化的五年计划，意在配套和促进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近期日本政府针对流通领域又实施了缓和限制、禁止垄断、促进竞争和改善基础设施、完善贸易规则等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流通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日本经济的结构调整。

    伊藤洋华堂就是得益于这些政策而发展起来的著名超市型零售企业，其2000年的营业额和利润都排名日本第一。在日本经济，特别是零售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伊藤洋华堂2000年的营业收入在较之上一年下降了7%的情况下，代表企业生命力指标的企业现金流量却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3%，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5]伊藤洋华堂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也是与其在20世纪80年代导入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利用共同配送体制，充分与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合作，促进产销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分不开的。可见，零售企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上游的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配置资源、调整结构、繁荣经济的重要作用。

    3、上海联华等的成功发展

    在中国，一些大型连锁式商业企业异军突起，也开始走大进大出的经营路子。例如上海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111.4亿的销售总额成为2000年全国最大的零售商， 2001年上海联华再次以140.6亿的销售额、1225家店铺的业绩，名列榜首。上海联华在确定了流通现代化发展方向后，由累计亏损560万元转变成为目前拥有大型超市、药业连锁等五大业态的大型商业企业，其2001年净资产回报率为18%。再如江苏苏果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由一家果品食杂公司演变而来，6年间大力发展农村连锁，开拓农村市场，2001年网点总数达到670家，实现销售额52.4亿元。

    上海市还对几万个商业零售小门店实行连锁便利店式的改造，采取入股的办法，每个店配一台电脑、一部电话，需要什么就把信息发给配送中心，配送中心按他们的要求和时间送货。这样既可以培育出几个大的配送中心，而且这种传统的小流通企业很快就能与现代流通接轨，商品品种增加，采购成本下降，社区服务功能增强。上海市的这些做法与上海联华等的成功发展，同样展示了连锁商业对制造业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当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这些具体案例可以看出，流通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承上（生产）启下（消费）的重要功能，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调整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1 各种流通企业依据市场供求状况，以大额订单的方式，对商品及其制造商实行优胜劣汰，从而决定生产企业的命运。商业企业或销售商的订单给谁，谁就能够发展；反之，拿不到订单的生产企业或制造商就必定要被淘汰出局。在这种场合，如果商业流通领域的发展长期滞后，必然加剧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品淤塞、流通不畅，最终导致第一、第二产业的销售困难，随之出现库存积压、成本上升和资金拖欠、银行呆坏账增加，而由于企业之间出现信用危机，必定使得生产企业竞争能力大打折扣。

    应当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始终是各项经济政策安排的要点，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同人们期待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时期的总体要求相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成效还远远不够。究其原因，除了某些政策中的缺憾以外，轻视、忽视流通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流通业天然具有调整结构所无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中国结构调整效果不够理想，同流通业受到轻视、忽视和发展滞后有极大的关系。

    此外，人们对外商进入中国流通业的后果也缺乏应有的警觉，认为这不过是流通业内部的事情，最多不过失去一部分流通业的市场份额，倒闭一批经营不善的商业企业，无伤大局。其实不然。外资进入流通业，受影响最大、最深的并非国内流通业，而是中国制造业。外资企业拥有的巨额订单、大规模采购，虽有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出口的近期作用，但也存在凭借流通业优势和定价优势向制造业终端、乃至向中上游产业链实施纵深控制的战略考虑。外商所给出的批量和价格“订单”，事关众多制造商的销路和生死。因此，壮大国内流通业十分迫切，意义深远。外商果真大规模进入，决不仅仅是中国流通业的命运问题，还将主要牵涉到和控制到中国大大小小制造商们的产供销命脉，直至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中国在对外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也应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国内流通业和制造业的后续发展，作出独立自主的某些政策安排。

    鉴于现行政策的某些局限性，结构调整迫切需要发挥流通业的作用。尽管在产业政策方面，国家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但是由于产业主体技术与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通常不可能在一两年或者更短的时期内完成，因此产业政策历来是属于中长期政策。同时，这些旨在鼓励什么、限制什么的各项产业政策，通常是要“花钱的”，为了推行这些政策，政府往往要拿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力度不够，或者某个中间环节出现了问题，都对产业政策的最终效果产生巨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初期又往往很难看得出来。

    另外，为更好发挥流通业的作用，流通业本身也应当得到同第一、第二产业同样的政策支持。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所说，在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下，流通业应尽快从末端产业向先导产业转变。但长期以来，中国流通业的政策欠帐颇多，远远落后于制造业。而流通业政策的欠缺，特别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至少制约了流通业在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加快社会经济节奏方面的作用，同时也限制了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因此，要强化对流通创新，发展流通产业的政策支持。这里所说的政策，不是以往主观随意性很强的“政出多门、自乱其制”之策，而是有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依据，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掣肘)、透明度很高、一视同仁的经济政策。例如，设计适应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产业政策当中的流通产业政策；在流通产业政策当中制定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商业企业政策，批发业和零售业政策，工业企业发展分销体系的政策，物流产业政策，进出口业务政策，高效统一的流通主管机构的设置政策；等等。

    为加快中国流通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所有的政策调整当中，最要紧的政策是“放权政策”。一是政府最大限度地放弃以往事无巨细的审批制度。这种缺乏市场经济依据的权力独揽，不仅是贪污腐败的温床，而且是对国内批发、零售业的巨大束缚。二是配合机构改革，最大限度将原有政府职能交由各种民间商业协会承担，推动民间商会组织名副其实地尽快成长，以便在“入世”过渡期，使已经同政府完全脱钩的大量批发、零售企业找到合法、可靠的社会依托，实现平稳过渡。

    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的局面只有流通业强有力的介入才能够被打破。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造就的放大的自然经济格局远未改变，大而全、小而全、地方保护、自以为是、自成体系，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排斥市场化的区域分工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新兴的经济增长点不明朗，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之间经济结构严重雷同。

    目前，中西部地区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两种重复建设迹象值得高度警觉。一是相邻地区之间搞“相互模仿式的重复建设”。例如，高估自身的优势而低估劣势，不顾资源、资金、交通、通讯状况和市场需求，纷纷争打旅游牌，不惜加重生态环境破坏，盲目大上旅游项目；个别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曲解“大开发”的含义，不计后果，盲目招商引资，对外来投资项目来者不拒。二是重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曾经走过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而不问销路前景的弯路，在产业发展上搞“尾随式的重复建设”。

    导致以上问题的最直接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目前，在不少地区、部门，包括政府政策机构还没有完全转变轻商思想，在结构调整中只求速度、政绩，不求质量、效益，对制造业百般呵护，而不肯在改善流通业环境方面下功夫。在中西部地区，有一种观念十分普遍，即认为“上经济就是上工业”，“上工业就是上（传统）项目”。显然，这种“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想极大地阻碍了流通业的发展，阻碍了流通业在结构调整中应有的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部地区更加迫切需要发展商贸带动式的新型经济。

    这种局面仅仅靠现行的各项政策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必须要有流通业的支持与配合，要依靠流通业天然所具有的调整结构的功能来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状况。

    三、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的政策建议

    简要考察流通效能的两大本质之后，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积极促进流通创新，使得中国流通业快速发展到足够强大。为此，政策建议的核心是：为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结构、减少耽搁与停顿，必须加快用新理念、新技术率先改造流通领域、壮大流通业和实现流通创新的步伐，切实托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十五”期间，为中国流通领域的思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体系创新探好路、开好头，并切实取得突破性进展。

    1、在新时期要突出强调减少耽搁与停顿的重要性，切实完成“第三个转变”，从提高运行效率和流通效能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流通和流通创新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要充分认识流通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在60-8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40%左右，而中国2000年这一比重仅为33.6%。而其中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更低，除个别年份，流通业占国民经济的产值份额均不足10%，而世界各国这一份额一般都在12%-16%。

    流通业水平滞后于生产制造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工业竞争力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也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以物流成本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低于10%，欧洲占到10%左右，而中国在20%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的竞争实力。因此仅仅看到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还不够，更应该注意到流通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基于这样一个认识，首先要改变流通企业“小”、“散”、“乱”、“低”（水平）的现状，由此形成连锁反应，以促进其他产业的结构优化。如前所述，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流通业结构优化也可以有效地防止重复建设，那些失去竞争优势的“重复建设项目”自然会被市场淘汰。

    要强调国民经济中的流通业功能，出台流通业政策，确立其先导产业的地位。流通业政策要纳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确立流通业的先导产业地位。中国承诺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向外资全面开放零售业，具体内容是加入WTO后一年内允许外商控股；三年内取消合营公司的数量、地域、股权等方面的限制；五年后除少数重要商品和仓储式超市外，取消一切限制。[6]实际上，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中国一些城市近年来已着手进行国有资本退出流通业领域的试点工作，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迄今为止，中国共设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356家，实际吸收外资30多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所有外商投资项目数和吸收外资金额的0.1%和1%。“麦肯锡”甚至做出了这样的预言：在未来3至5年，中国零售市场的60%将由3至5家世界级零售巨头控制，30%将由国家级零售“大腕”控制，剩下不到10%的市场零头则掌握在区域性零售商手中。尽管很多人对这个预言不以为然，但随着流通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随着加入世贸的承诺逐条兑现，国有资本将逐步退出流通业却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再重要，相反，外商的进入，市场的逐步成熟，更加促进了中国流通业的整体向上的水平提高，而本来流通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也更加有效地呈现出来，因此应出台相应的流通业政策，使之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时期要强调完成“第三个转变”。流通领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利税、在ＧＤＰ当中所占比重，为经济增长指数“贡献”百分点之外，更在于从整体上促进经济循环，加快资本周转和运行节奏。如果流通领域长期滞后，流通效能始终低下，必然加剧流通不畅、周转缓慢的局面，导致第一、第二产业销售困难、资金拖欠、银行坏帐和企业之间的信任、信用危机，降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和效益。为此，需要从中国流通效能不高、资本周转缓慢，商品流通不畅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第三个转变”的历史性任务。这就是：中国不仅面临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而且迫切需要借助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完成以加快经济节奏、加快资本周转和流通速度为核心，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高成本、低效率向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的“第三个转变”。

    借助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突出强调“第三个转变”，是从中国的实际和面临的历史任务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绝非画蛇添足，也不是对“两个转变”的简单重复。时至今日，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无不叫喊“资本不足”、“资金短缺”，但同时又放任经济节奏的缓慢、迟滞，任凭已经投入的巨额资本沉淀、休眠、凝固或隐性闲置。现在看来，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表面上的“到处缺钱”，而是循环太慢，缺少“动感”，几个钱不顶一个钱。

    因此，在新时期，宏观经济政策要点中补充一个思路，就是突出强调“第三个转变”，政策设计要有利于工商企业从周转、流通效能“找钱”，“向节奏要效益”，唤醒、激活已经投入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不是继续无节制地增加投入；即使需要投入，也必须首先选择有希望“四两拨千斤”、激活原有资本、令其加快周转的商业领域和环节。否则，再充裕的资本也填不满节奏放慢带来的无底洞。1

    2、将减少耽搁与停顿、提高流通效能和流通现代化的进程精确化、数量化，以全社会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全社会流通费用率和全社会产品库存率为核心，建立“第三个转变”和流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分析、发布。

    为此，理论界和政策研究机构要系统跟踪分析这些指标的变化，并将分析结果纳入国民经济运行质量评价体系；要提出并细化加快周转的分阶段目标，为工商企业加快周转提供督促指导和政策援助；评价企业经营是否改善，要突出其资本周转速度、库存状态、流通费用率是否有所改进；要恢复、细化全社会工商企业( 而不止是国有企业)动态性统计指标。确认上述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即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仅仅出台财政、货币、产业等相关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更多地出台有利于发挥流通业调整产业结构作用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成本极低，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

    加快建立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目前，以产权改革、电子商务、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等为主要内容的流通现代化进程已经全面启动。流通现代化的普遍实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凭借流通创新来全面提升国民经济运行速度、质量、效率和综合竞争力的新阶段。针对这一最新动向，有关流通现代化的研究活动也已经全面展开，但大都局限于一般化的定性分析。因此，进行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属于弥补缺陷、填补空白的定量式、精确化、动态化的跟踪分析。这项研究将建立分析框架，筛选出一组或多组评价指标，对中国流通现代化的状态、程度和水平以及存在的问题、同国外的差距等等，进行准确的量化比较和分析监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项研究的最大特点将是精确、可靠、实用，在推进流通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弯路，避免以往的各种盲目性和种种失误。因而，对于宏观决策和微观咨询都将具有重要价值。1

    3、第一、第二产业要积极参与流通创新。

    促进流通创新不应当仅仅限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更要积极参与。目前，许多人把流通创新和流通现代化仅仅看作是流通主管部门和流通企业的事情，这个误解亟待加以澄清和纠正。因为，以生产者为中心，以短缺和卖方市场为基础，中国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纵向切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纵向管理体制如今已经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发展一、二、三大产业和强化产供销横向联系的要求南辕北辙，特别是从计划经济纵向归口管理角度所形成的“农口”、“工口”和“商口”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农口”、“工口”埋头生产不问销路，产供销相互脱节，“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产品积压、财政虚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因此，在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过程中，要避免割裂其内在的横向联系，要从更为广阔的宏观范围和视角考虑问题，应当引导第一、第二产业的广泛参与，否则不利于从根本上排除由部门分割造成的流通阻隔，特别是不利于解决第一、第二产业销售困难、库存积压、周转缓慢的问题。

    与此相类似，要正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不可只重视城市而忽视农村，只重视东部而忽视中西部。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消费人口的67％，城乡居民消费总量中一半左右是农民消费，因而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而迄今为止，促进流通创新，很少考虑“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和要求。

    为此，要重视对农村市场的开发，培育和建立适合农民消费水平和需求层次的零售业态，强化信息技术的利用，打破城乡阻隔，逐步构建全国的商品畅销体系，形成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城市与农村一体化的流通网络。其中，尤其要注重培育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产品购销组织，发挥“三农”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

    4、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应当是流通创新或流通现代化的动力和基础，不应被遗忘或淡化。

    流通创新或流通现代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始终是动力和基础。道理很简单，这些企业是流通创新的主体，同这一进程有着最为密切、不容含糊的经济利益关系。只有产权制度清晰、经济利益前景明确，才可能调动这些企业在流通创新进程中的积极性，而流通现代化也才有切实可靠的动力和后劲。

    目前，社会各界在谈论流通现代化时，大多限于电子商务、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等等具体问题，明显存在忽视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一要害问题的倾向。而在产权改革被搁置的场合，流通现代化实际上将被釜底抽薪。

    5、要积极培育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型商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实行流通领域资源重组，多元化培育现代大制造商、大批发商和大零售商，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经济结构奠定可靠的微观基础。

    商业资本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历来是最活跃的资本，天然具有伸缩、扩张和转移快捷的灵活特性。在新时期，商业资本（含批发商、零售商和制造商的销售机构）扩张有许多事情可做，但有两件大事最为重要。

    一是大举进入、大力发展现代批发商业，在商业资本当中要抓住“入世”前后的最后机会，注重资本市场运作，实行资产重组，尽快推出中国自己的大批发商、大经销商。外国商业集团之所以规模巨大，诀窍在于一手抓连锁，一手抓批发。因为，谁都看得明白，孤立地吊在传统零售业上，永远也不可能壮大。中国遗漏的批发商空白，十分“耀眼”，如果自己还不“亡羊补牢”，那么按照“入世”承诺的时间表，用不了多久，只能恭手让给精明的外国商人了(准确地讲，外商在l 992年中国有限开放零售业以来，早已打着“零售”的旗号，大做批发生意，填补这一“空白”了)。

    二是进一步改革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加快结构调整和资本重组，推出重量级大零售商，开创零售业内含化发展的新阶段。

    20多年来，中国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始终是主流。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传统百货业资源过剩，新型业态发展虽快但规模过小，大型零售商业资本集团过少，国际化、超大型资本集团空缺。面对零售业商业资本过于拥挤、低水平过度竞争和外国商业资本的压力，中国零售商们片面追求外延、粗放、数量扩张的增长势头已经难以为继，亟待开创大型化、集约化、内含化发展的新阶段。在新时期，零售业的繁荣决不可再指望“从一棵白菜到十棵白菜”的平面扩张，商业发展的新阶段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工业曾经走过的弯路，商业不可再走。

    “十五”期间，零售业的出路在于结构调整、资本重组，“做大、做实、做强”，借助市场力量，在中国推出举足轻重的大零售商。发展模式和思路应不失时机地进行战略调整。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各种细节，而在于“对内开放”这一要害。多年以来，零售商们期待着以资本为纽带，对商业资源实行“三跨”重组(即跨所有制、跨部门、跨地区)，尽快形成规模巨大、实力强大、连锁型的重量级商业资本集团。但“三跨”口号喊了多年，成效极小。究其缘由，不是众多小有成绩的零售商们不愿为之，而是无法为之。因为，大大小小的零售商，至今受制于延续了几十年的“条条块块”管理体制及其潜移默化的神秘影响。由于条块体制的掣肘，导致了目前商战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被动局面，即商业领域内耗加剧、合作困难、纠纷不断，而向外发展、应对外商则又显得缺少经验和底气不足。

    条块分割、地方保护和隐型限制，违背了资本重组、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客观要求，阻碍了中国零售商们加快市场化、提高资本集中度的步伐，致使本该在现有基础上做大、做实、做强的巨型零售商业资本集团，始终没能及时长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入世”以后的新形势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我们自己；不是来自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小，而是来自“对内开放”的不足。主管部门权力过大，地区之间相互封锁，束缚了零售商们的发展。经验教训是，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在不同地区、部门、所有制零售商之间寻求合作的场合，惟恐吃亏导致合作失败的先例数不胜数，而联手成功的先例却非常罕见。中国迫切需要国内规模普遍过小的零售商，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双赢(多赢)目标，进行强强联合、资本重组，尽快提高零售商的集中度(资本领、市场份额、货源份额、利润率等等)。在最为关键的“十五”期间，所有的政策设计，都应紧紧围绕积极鼓励而不再有意无意、情不自禁地限制零售商们实行“三跨”合作。

    6、加快反垄断立法，改变碍流通的条块分割体制和政策，为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经济结构提供法制保障。

    目前形势下，在所有法律法规当中，反垄断法的重要性应当位居第一，而绝不可以同其他法律法规平起平坐，任何淡化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立法中头等地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 这是因为，昔日国家、政府垄断型经济，在今天要出台自己的反垄断法，其难度和重要性都不可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入世”’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曾经拒绝市场竞争的我们自己。

    正是由于这一深刻背景，中国国内迄今为止的不公平竞争、限制公平竞争的现象随处可见，许多国内商家，特别是个体、私营商业，并未充分享受到国际条款中规定的“国民待遇”。这首先又是因为国内普遍存在着行政化垄断所造成的。因此，中国以往久拖不决、如今最为迫切的是要亡羊补牢，依法反垄断、反歧视，剔除各种习惯成自然的保护主义，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大幅度剔除行政管制，加快改变迄今为止大政府、小社会、小市场局面。要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反垄断法中要将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作为重点调整的对象。出台反垄断法不仅对国内有利，对促进大中小商家成长有利，而且对开放和维权有利。否则，中国很难依法防范、制裁外商或内商可能发生的垄断行为。

    7、进一步提倡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合法权益，强化“诚信促销”，为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经济结构排除信用障碍。

    反欺诈在“入世”过渡期显得尤其迫切。随处可见的商业欺诈，伪劣假冒屡禁不止，工商企业信誉度下降，已经对正常的购买行为和正常的企业交往构成极大的威胁。在许多场合，城乡居民就是因为担心上当受骗而拒绝购买的；企业之间也由于防不胜防的欺诈行为而放弃了许多商业机会，正常的商务往来和资金流动受到伤害。因此，在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的近期对策中，要依法严厉打击伪劣假冒，严厉制裁商业欺诈，提倡、鼓励“诚信促销”，信守合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购物安全”和企业的交易安全，树立中国工商界在国内外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为此，要切实改变违法犯罪“成本过低”，打击、追究违法犯罪“成本过高”，“事前规范不足，事后惩处不力”的被动局面。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入世”过渡期和突出“第三个转变”的过程中，必须讲求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信誉竞争，必须强化事前自律的守法意识，提高对违法犯罪事后惩处的震慑力，必须依法令商业欺诈者付出倾家荡产的沉重代价。反欺诈的要害在于打击职务犯罪、暗中保护和官员腐败，针对商业欺诈集团化、系列化、跨地区等特点，反欺诈必须依法严厉打击幕后的腐败势力。为此，应当进一步鼓励公众参与，完善举报制度，降低索赔成本，抓堵欺诈源头，从严细化法规，确保效果显著。

    8、“十五”期间，对流通产业实施以互联网、连锁经营、 物流配送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造和流通创新，为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经济结构提供现代科技支持。

    按照“四两拨千斤”的投资思路，为了盘活资本存量、控制投资增量，新增投资的重要领域并非制造业，而是现代流通业。如前所述，结构调整困难、资本周转缓慢，主要是因为流通环节不顺，商品销售不畅，经济循环受阻，经济机体被流通瓶颈给“憋住”了。因此，“十五”期间重点解决流通瓶颈问题，有可能实现“四两拨千斤”，从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加快资本存量周转当中“挖钱”的目标。向流通领域投入“一份钱”有可能产生几份钱的直接、间接的回报。

    最为重要的是，为在“十五”期间加流通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和流通创新，要进行产业链的整合，促进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联动、组合，促进物流、配送体系的发展，加快互联网这一新商务手段的引入。其中，充分注意互联网技术在企业之间交易的成功经验。美国《商业周刊》认为1999年企业对企业的交易金额为430亿美元，大约是企业对消费者交易的5倍，根据Forrseter的研究报告，到2003年企业对企业的交易将达到13000亿美元，是企业对消费者交易的10倍，相对于美国贸易总额的9％，甚至超过了英国或者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1998年美国汽车销量为3500亿美元，互联网相关产品的销量达到3014亿美元，只用了17年时间走过了汽车业半个世纪的历程。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企业交易网络化在未来几年中的发展趋势和重要意义。中国理应为普及互联网技术手段创造体制、政策和法制条件，否则，将构成网络时代的最大障碍。

     自2001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以连锁经营、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为主要内容的流通创新进程明显加快，这些进展对于提高流通领域的现代化水平，强化技术手段的应用，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品流通速度，提高流通效率和流通业竞争力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为此，在促进流通创新的中近期，迫切需要研究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1）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规划和指导作用，加强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保障电子商务有关政策、法规和标准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引导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要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加快信息化进程，积极开展以企业对企业为重点的电子商务应用，采取多样化、多层次和多模式电子商务的发展战略，改造传统的业务流程，减少交易环节，提高运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要实现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改善电子商务的外部发展环境，拓展电信网络，实现电信普遍化服务，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支付系统、物流配送系统，解决支付和交货手段问题，建立和加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认证体系、信用体系，提高电子商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要鼓励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在供应链上的合作与相互渗透，合理规划工业企业的分销体系，为加快制造业的运行节奏和提高流通效能，提供政策指导。

    多年来，国内一直存在两种流通模式的争论。制造业强调要借鉴欧、美企业集团产销合一为主导的销售模式；商业界则强调要借鉴日本产销分离为主导的销售模式。其实，脱离具体产业和产品生产、消费特点，搞“模式争论”没有意义，且容易绝对化、片面性。政策研究和制定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要遵循规模效益和交易成本原则，推动工商企业所选择的销售模式，能够在竞争中达到规模效益，从而有助于降低社会总交易成本；产销合一与产销分离应当以总交易成本最低为依归、保持均衡。面对买方市场，工商之间相互挤压不是出路，必须探索新型的利益关系或利益共同体。鉴于中国工业企业众多而规模过小，信息化水平低、资本实力有限，建议除少数实力较强的大企业自设分销机构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应当以社会化的“第三方物流”为基础，实行产销分离、工商关系协调的产销模式。多年来，理论界一直在探讨产销分离和产销合一这两种经营模式。

    实际上，无论是产销分离还是产销合一，都具有其现实的存在意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丁·克里斯多夫有句名言，“市场上只有供应链而没有企业”，“真正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通常所说的产销都是存在于供应链上的生产和分销，因此，鼓励供应链上的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合作，正是在结构调整中充分发挥流通业作用的最佳途径。

    产销合一也有理由被一些大型生产企业所采用。如海尔、伊利集团，量身定制了企业内部完善的分销管理系统，大力推行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使企业产品的售前、售中、售后管理一体化。当然，这些企业的产品的最终销售场所仍然设置在商场、超市中，毕竟距离消费者最近的就是这些商场、超市。因此，产销合一也不是绝对的合一，而是企业内部管理以及基于整个供应链的“产销合一”。目前国际跨国公司采用的重要竞争策略之一，就是通过提供销售过程中的各种服务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产品竞争力。由此看来，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商品流通领域的分销服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无论生产企业还是商业企业，谁掌握了分销渠道的控制权，谁就占有了竞争中的主动权。

    另外，大型商业企业自有品牌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流通趋势，它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经营战略，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则体现了流通业在生产和流通中主导作用的增强。商业企业兼营生产或生产企业兼营流通业这种相互渗透，在发达国家已很普遍。如大型零售企业设立加工厂，生产面包、糖果；商业企业建立自己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并同大农场和农业合作社订立供销合同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商业企业实施自有品牌（Private Brand）战略。例如英国超市销售的商品30%以上为PB，最高达54%，美国超市40%以上的商品为PB。

    近年来，在中国也出现了“订单农业”新概念，即大型超市、大卖场集中采购生鲜农产品，同优质农产品基地签订长期供货合同，从而直接淘汰那些没有市场的或没有效益的产品，促使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化。而且，这种“订单农业”并不仅仅局限于大超市的生鲜农产品，也可以将这种做法推广到各类农产品的采购上，从而进一步理顺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如前面提到的粮棉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3）中国信息网络化建设，必须坚决突破条块体制的束缚，建立“大网络”的概念，走综合化、社会化的新路子。

    目前，国内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互联网的技层面上，忽视发展网络系统的体制、政策和法律条件，结果导致斥巨资“大办”信息中心成为新时髦。但仔细观察，绝大多数都是在本部门、本行业、本系统、本地区各行其是，互不搭界，无序竞争，重复建设，条块分割封锁体制使得“谁也办不大，谁也办不象”。“中心”过多、过滥等于失去“中心”，商品信息不全、不准、不及时、不方便、费用高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同商品信息网络化发展的本质南辕北辙的做法必须尽快改变。中国信息网络化建设，必须坚决突破条块体制的束缚，建立“大网络”的概念，走综合化、社会化的新路子，对现有“一家一户”封闭运行的所谓“信息中心”，通过联网的方式，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跨地区的资源重组，按照效能、齐全、方便、快捷、低价的原则，真正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因此，要进一步突破各种行政化体制障碍，走“电子商业”的创新之路，充分运用现代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远程传输技术等先进的科技手段，率先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和交通发达地区，建立起以“第三方物流”为基础的信息网络，使全国各地工商企业都能方便快捷地同时上网，随时查询、随时输入供求信息，进行网上交易，并进一步与国际互联网络相联通，形成开放式、通达全球的信息网络。发展这一网络的关键，是收费低廉、服务周到、切实保障市场化调节，防止商业欺诈和假冒伪劣产品入网。果真如此，这个网络的吸引力、参加者就会与日俱增，进入高效快捷的良性循环。

    （4）针对物流业发展滞后、格局散乱、家底不清的情况，要对中国目前的物流资源进行全面的普查摸底。

    重点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仓储设施和运输能力的种类、结构、分布、水平、闲置状况以及现代化升级改造、存量重组的可能性等等，以便为制定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要采取快速折旧的经济政策，加快物流设备的更新换代步伐，提高物流业的技术水平；要深入研究物流理论，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指导中国的物流实践，推动物流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融合。

    在积极稳妥发展的前提下，也要防止把“物流”作为泡沫来“炒作”，避免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对配送中心和物流园区等物流领域的投资行为，应当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加强指导和规划，注重存量重组、升级改造，避免铺新摊子。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防止政府“拉郎配”，即按照现代物流的要求，整合物流组织，强化市场调节，促使物流企业改变经营观念和进行制度创新。其中，要对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和企业的物流成本进行科学分析，特别是对目前绝大多数行业和企业自办的传统物流的成本，与现代社会化的“第三方物流”的成本，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后者的成本优势和服务优势，寻求转折点，开发物流新需求，从而促使企业自愿放弃传统物流，转而大规模接受现代物流。假如缺少企业需求这个微观基础，任何与“第三方物流”有关的设想和规划，例如建立配送中心、兴建物流园区等等，都将导致惨重失败和严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