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与人民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中国流通业实现了历史的跨越，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先导作用日益突出。

　　流通业的历史性跨越

　　如今，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国基本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品流通网络，各类商品市场空前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流通业网络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彻底改变了过去经营模式比较单一的状况，形成了多层次、少环节、开放式的竞争发展新格局。

　　市场流通规模从小到大。改革开放给国内市场的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宏观调控措施的积极作用下，国内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反映消费品市场发展水平与规模的统计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9210亿元，增长了56倍，年均增长15%。其中，“六五”时期增长15%，“七五”时期增长14%，“八五”时期增长23.3%，“九五”时期增长10.6%，“十五”时期增长11.4%。即使在1997年影响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零售业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1998年至2007年零售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超过10%。目前，我国各类零售网点达1500万个，基本形成了遍布城乡的流通网络，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强劲，购销活跃，呈现出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态势，保持着繁荣活跃的景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资料流通也以较快速度增长，1980年全国物资系统销售总额为449亿元，2007年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达到22.1万亿元，增长了491倍。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2008年1月至9月生产资料销售总额达20.08万亿元，同比增长13.6%，预计今年全年将达到25万亿元左右。

　　现代流通方式从无到有。中国的流通现代化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短短十几年的发展，使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方式，以及超级市场、仓储式商场、便利店等新型业态都已出现，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专卖店和专业店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大卖场已成为国内零售市场的主力业态。2004年10月1日，我国新的《零售业态分类》正式实施，零售业态类型增至17种，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我国仅用短暂瞬间，就历经了发达国家零售业态150年的沧桑变迁。

　　作为现代流通手段之一的连锁经营成为流通企业采用的主要经营组织方式，连锁商业从少到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2007年，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业和餐饮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2002年的5%提高到14.6%。营销手段的多样化、零售业态的日益完善，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生活，使消费者购物更加方便、快捷。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物流业增加值年均达10%~12%，占第三产业全部增加值的20%以上，现代物流业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的核心产业。2006年我国物流业总值已超过55万亿元，物流业实现的增加值达1.4万亿元。迅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其2006年交易额达到11000亿元，是2003年的3.6倍。

　　商品的市场化程度从低到高。1978年之前，流通领域的绝大部分消费品都通过计划分配，流通渠道、流通环节和商品价格也由政府制定。经过30年的改革，流通业已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目前，96%的消费品、95%的农副产品流通完全放开，企业自主采购、自主定价、自主经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

　　市场体系由分散到集中。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规模大、市场竞争能力强的骨干企业，其充分发挥规模大、环境优、信誉好的优势，成为城乡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首选消费场所，在竞争中领跑消费品市场。2007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零售额达2.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6.2%，加快4.9个百分点，在全部批发和零售业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3.5%提高到36.3%。

　　同时，以批发、零售市场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已具规模，专业化趋势加强。2007年底，全国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量达4121个，比2002年增加863个。2000年以来，亿元以上商品市场的数量不断增多，商品市场规模扩大，流通产业集中度提高。

　　市场主体从单一到多元。1978年，国有和集体流通企业销售额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高达98%。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个体、私营、外资商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零售领域形成了多种投资主体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2003年，在大型零售企业销售额中，国有商业企业只占13.3%、集体商业占4.2%、私营商业占18.7%，其余为股份公司、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等，非公有制商业零售企业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80%，并将继续得到发展。

　　流通体制的巨大变革

　　1984年，辽宁本溪一位名叫关广梅的36岁女性因为在该市一家副食品商店第一个搞起了承包租赁经营而名声大噪，甚至引起了“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

　　事实证明，“关广梅现象”一举推开了所有制这一中国企业经济改革的樊篱。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把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用于城市。到1984年末，全国有58060个小型国营零售、饮食和服务企业放开经营。其中，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46589个。

　　同样是在1984年，大学期间《政治经济学》曾考过100分的郑万河被调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任副总经理，并开始推行包括股份制改造、挂牌上市、门店统一采购在内的一系列改革。

　　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郑万河正在公司楼下等待前来检查的市领导，一个门卫私下里对他说：“郑总，我们职工前些年背后都骂你，说你瞎折腾。不过现在我们明白了，你当初的做法是正确的。”门卫所指的“折腾”就是郑万河推进的一系列改革。

　　或许是流通业的民生情结最直接的缘故，我国流通体制的改革往往是起步最早的。我国农村集市贸易早在1979年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同年，开放了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允许城市郊区社员进城出售自己的产品。

　　众所周知，在建国后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商品流通是在单一封闭的系统内进行的。所有的物资和消费品，都由国家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收购、调拨和销售；商品严格按照一、二、三级批发流通体系实行单渠道的流通；以国营和合作商业为代表的公有制流通企业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惟一主体；商品的市场价格也受到计划的严密控制，形成了国有经济为主的垄断型批发体系。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僵死沉闷局面，我国开始放宽政策，在城乡一统天下的国有商业之外，对个体经营者打开了“一扇小门”，允许一部分人经商、做买卖，自谋生路。随后，流通领域开始尝试“三多一少”的改革（即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和减少流通环节）。随着整体环境的日益宽松，中国流通体制改革步伐逐步加快，始终走在各项改革的前列，为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宝贵的试验和示范作用。

　　就在此时，我国流通领域又发生了一起划时代的事件：北京天桥百货公司于1984年向市场成功发行了股票，成为我国的“商业第一股”，也是“企业第一股”，开创了利用股票进行资本融资的先河。这不仅在商品流通资产重组中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其他行业乃至对整个中国的体制改革都有重要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当改革陷入争论和盘整低潮时，又是流通业率先打破了沉闷局面。重庆市大胆推动“四放开”的新一轮体制改革，即国有商业企业经营制度放开、价格制度放开、用工制度放开、分配制度放开，再次为中国整体改革撕开了新的突破口。

　　进入新世纪，通过“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生产企业自销、批零互相渗透，网上销售大量涌现，流通渠道不断创新并且更加多元化。

　　流通体制改革在促进多元化竞争格局向纵深发展、推动高效流通渠道建立的同时，按照我国著名流通专家宋则教授的理解，流通体制改革对中国整个体制改革的贡献也是巨大。一是在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为国分忧，以缓解民生最紧迫的就业压力为己任，用成功的商业影响力交出了一份最早的答卷。二是在许多人战战兢兢、左右徘徊于“姓资姓社”的僵化时刻，流通改革以它“一放就活”、立竿见影所带来的生机活力，让人们最早感受到了市场的力量和实惠，从而为解放思想、下定决心全面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三是最早播下了市场化的种子，使市场机制最早从“体制外”开始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合乎内在逻辑的“发酵”进程，是全面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推动力”。试探着打开的那扇“小门”，比1979年承认包产到户、政府调整收购价格的农村改革还早，其贡献和意义永远不该被低估、被遗忘。

　　对外开放推进流通现代化

　　当外国人第一次把便利店引进上海时，有个年轻人为了更准确地模仿这种全新的业态，用自己的身体当作尺子来测量货架的高度。这位偷师学艺者就是后来可的便利店的总经理邱源昶。

　　像邱源昶一样，我国本土流通企业特别是许多零售企业的经营者就是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一步步从“洋师傅”那里学到了经营和管理的诀窍。

　　与流通体制改革起步早一样，我国流通业的对外开放也是始终走在了前列。1992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零售商业领域利用外资的批复》的文件，同意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和5个经济特区内进行中外合资的零售商业企业试点，但不允许外商独资。并且规定，中方必须控股51％以上，合资商业企业不得经营批发业务，其进口商品比例也不得超过30％。对中外合资商业企业的审批权限在国务院（后授权商业部，由地方政府申报），从此拉开了国外商业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

　　1992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零售商业企业——上海第一八佰伴，之后国外商业资本就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商品流通领域。据统计，截至2002年，国务院共批准设立了43家外商投资商业企业。但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零售业白皮书》披露，到2001年底，限额以上的中外合资商业企业就已有362家，其中110有家法人企业，252家活动单位，港澳台投资的零售企业有100家法人企业、134个活动单位。二者数据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前者是指正式通过国务院审批的中外合资商业企业，而后者则包括一大批各地方政府运用各种变通手段引进外资所建立的合资商业企业。

　　截至2001年，对外资进入中国批发领域也开始放开，中日合资的上海百红商业贸易公司成为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批发贸易企业。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对国外商业资本的进入限制基本取消，国外商业资本纷纷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商品流通市场。截至2006年，限额以上的外资批发法人企业已有709家，活动单位1023家；港澳台批发法人企业310家，活动单位529家；外资批发企业的销售额已达5435亿元人民币，港澳台批发企业的销售额也已达到1107亿元人民币；限额以上的外资零售法人企业已有351家，活动单位3743家；港澳台零售法人企业183家，活动单位1119家；外资零售企业的销售额已达1759亿元人民币，港澳台批发企业的销售额也已达到714亿元人民币。目前，世界50家最大的零售商业集团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国市场。

　　不可否认，外资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营销理念、营销策略和科学管理方式，使得我国传统的零售业发生了深刻变革，大大推进了零售业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和整体水平的提高。外资的进入，还加快了我国商业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带动了高档商业设施的发展，增强和改善了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投资环境，也带动了中国消费品的出口。

　　特别是根据入世承诺，2004年12月11日，我国商业领域取消外资在华投资的地域、数量、股权比例等限制后，面对跨国零售集团的竞争挑战，国内零售企业加快改造与重组的步伐，以求塑造出真正能与国际零售集团抗衡的企业，为国内的零售企业进入世界市场打下良好基础。大商集团“创建享誉世界的大公司”口号的提出可以说是国内零售企业做强做大理想的最佳体现。

　　不过，一直被国内企业称为“狼”的外资商业很快也露出了咄咄逼人的面目。我国商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时间刚刚过去6个月，商务部就已批准设立外资商业企业245个，为2004年全年批准设立企业的近6倍，相当于商业对外开放前12年总和的78%。其中，零售（含批零兼营）企业59个，为2004年批准的零售企业的1.9倍。此外，外商独资企业、外资批发企业、外资并购案例都明显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我国对零售大店的开设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之一些地方政府对外资零售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造成零售大店不仅发展速度过快，而且绝大部分开设在大城市中心区，造成一些大卖场过度扎堆经营，甚至两家大卖场只有一墙之隔。在巩固发展大城市零售大店市场的同时，以外资为代表的零售大店也在加快向二、三线城市发展。

　　国民经济的“血脉”　

　　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2003年我国出现“非典”疫情后，一些城市的商品被抢购一空。当政府决定紧急借调某大型外资零售企业的商品时，该企业却表示需要向国外总部汇报。“正是从那时起，国家相继频频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族商业的政策，其中就包括加快培育大型流通企业。”

　　或许只是巧合，我国政府随后在流通领域有了一系列空前的举动。2004年2月20日，15家大型流通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曾相聚中南海，一起参加过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主持召开的“流通企业改革与发展座谈会”。

　　时隔不到1个月，3月16日，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局流通主管部门的政府官员以及来自电力、税务、烟草、药监等18个相关部委相关处室的负责人和来自国内的大型流通企业,一同出席了商务部自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流通工作会议。

　　有人之所以称这是中国流通业的“遵义会议”，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会上讨论的《流通业改革发展纲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要切实采取措施，力争在5至8年的时间内，培育出15至20家拥有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能力强、初步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流通企业。

　　当年6月，这份《纲要》正式下发后，商务部便低调宣布了重点培育的大型流通企业名单。

　　2005年4月，国务院首次主持召开了全国流通工作会议。当年6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不用讲《意见》的内容，但单是开头的表述就令整个流通业兴奋不已：“我国流通业在促进生产、引导消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大部分专家将《意见》解读为国家对“流通是先导产业”的书面认可。

　　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由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流通业地位低下，“无流通论”盛行，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被抹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流通产业的作用得到了更大体现，“流通决定论”得到了肯定。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在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要求下，流通产业应从末端产业向先导产业转变。

　　事实也证明，自1980年以来流通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吸纳社会劳动力的重要领域，对上下游企业的控制力、对下游消费的引导推动力都显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的先导性作用。

　　特别是在今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如何让流通业当好我国扩大内需的排头兵，不仅是对广大企业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政府智慧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