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质询事项是否与会议目的事项相关,既不能以质询股东的提问动机为标准,也不以被质询人的主观判断为标准,而应该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即由股东对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目的事项进行判断或理解其内容对资讯的客观需要性所决定。这样说来,除非股东质询与目的事项明显无相关性,否则股东不对质询事项的“必要性”负举证责任。

　　如前所述,我国1993年《公司法》曾将质询事项定位于“公司的经营”,这显然过于随意与任性,但修订后的《公司法》第98条仍延续了“公司的经营”的规定,第15l条第1款的规定也未明确质询的事项范围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立法缺憾。笔者建议,证券交易所及各上市公司宜以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形式尽快对质询事项的范围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以免在以后的公司运营中滋生纷争。

　　被质询人的说明义务

　　一、说明义务人(被质询人)

　　股东的质询应当向谁提出,也即哪些主体承担对股东质询的说明义务,在此问题上各国有四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由董事会承担说明义务,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31条的规定。二是由个别董事或监察人承担说明义务,如《日本商法典》第237条之三的规定。三是由董事会或监事会承担说明义务,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162条的规定。四是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说明义务,此立法例为我国《公司法》首创,见前引第151条第1款的规定。

　　上述四种不同的立法例与所在国家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有密切的联系,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值得注意的是,董事会、监事会都是一个会议体,本身并无答询的意思表示能力,最终还要通过董事会代表如董事长或监事会代表如监事会主席来回答股东的质询。未经董事会、监事会授权的个别董事或者监事的答询,非经董事会或监事会默认,不产生答询的效力。如此来看,立法将说明义务主体安排个人而非会议体,显得更为直接。但在解释上,当董事、监事履行说明义务时,其意思表示应视为其所代表的董事会、监事会的意思表示而非个人意思表示,但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就其负责执行的事项进行的说明应当视为个人的意思表示。在说明义务主体这个问题上,我国《公司法》最大的创见是将高级管理人员列为说明义务主体之列,笔者认为这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在公司实际运营过程中,真正掌握了经营管理大权的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秘等),由他们直接面向股东答询,有利于股东获取第一手的公司资讯。

　　二、说明义务的内涵

　　面对股东的有效质询,说明义务人的答询应符合一定的程序要求,如出现误导、重大遗漏、不真实、含混其辞、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的现象,会致股东质询的目的落空。另一方面,说明义务人的说明程度也应受一定程度的限制,否则可能出现个别股东的权利滥用,如出现打破砂锅问到底、纠缠不休、恶意抢占会议时间等现象,亦不足取。基于此,各国立法都注意以抽象性规定来规范说明义务的履行程度。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31条第2项规定:“董事会的答询应符合诚信、忠实的原则。”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说明义务答询的基本原则,但既然对股东的质询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所以在解释上应准用《公司法》第148条的规定,说明义务人应履行忠实与勤勉义务,具体内容应包括:第一,说明义务人的说明应当真实,不得误导股东作出错误判断;第二,说明义务人的说明应当完整,不得遗漏被质询事项所必需的内容,就其保留的内容构成拒绝回答的应说明拒绝回答的理由;第三,说明义务人的说明程度,应根据被质询事项的具体情形,以一名具备一般理解能力(common sense)的股东为理解股东大会的目的事项所需的程度来衡量。

　　三、说明义务的个别免除

　　在某些个别情形下,说明义务人拒绝回答股东的质询,而不构成说明义务的违反及对股东质询权的侵害,此即说明义务的免除制度。从各国公司立法来看,大都采取了列举立法技术将说明义务人拒绝回答的事由严格定型化。如《欧共体第5号公司法指令》第31条之三即规定以下两种情形下说明义务人得拒绝答询:(1)信息提供将会严重损害公司的利益;(2)负有不将某一信息泄露出去的义务。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 31、132条列举了六种情形,　《日本商法典》第237条之三也列举了四种情形。总结这些立法规定,可以看出主要在以下情形下构成说明义务的免除:1.答询将会损害公司利益的;2.答询将会损害股东共同利益的;3.答询将会损害其他权利主体利益的;4.答询将会致说明义务人违反对公司的保密义务的;5.股东的提问事项属于权利滥用的,如调查需要不合理的费用等。值得说明的是,如果股东提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会议目的事项无关,这证明股东的质询不合格,此时,说明义务人拒绝回答的情形并不属于说明义务的免除,因为此场合下的说明义务并未发生,也就无所谓免除。

　　上述各国立法规定的说明义务免除情形的基础法理在于,股东质询权虽为共益股东权,但具体行使之目的与行权主体的私益不可分离,而公司与股东是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股东固然享有质询权,但这一权利的合理边界应止于公司利益的侵害。此外,如果某一股东质询权之行使会致其他股东利益或股东共同利益受损,亦应止步。最后,说明义务人作为公司的受任人均对公司负有保密义务,若涉及到说明义务人对公司的商业秘密保密义务与对股东质询的说明义务相冲突的,应优先履行对公司的保密义务。总之,说明义务人说明义务的免除与股东质询权滥用之防止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国《公司法》未设明文规定说明义务的免除情形,但在解释上应当认为涉及公司保密义务的,说明义务人可以免除说明义务。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都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公司商业秘密或经证券交易所认可的不应被披露的信息,均可免除信息披露义务。这一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对股东质询的答询情形。

　　质询权的法律救济

　　无救济无权利,这一法治原则同样适用于股东质询权的行使。质询权本质上为私权,公司法在规范质询权行使的同时,务必同时充分关注质询权受到侵害时给予相应的私权法律救济,尤其是居于中心位置的诉讼救济。如《欧共体第5号公司法指令》第31条之四规定,如果受质询人拒绝提供信息,那么关于该拒绝是否存在正当理由的诉讼,应当由法院予以确定。因质询权受侵害而生的诉讼纠纷主要包括被质询人拒绝回答或者回答不合格而产生的给付之诉,以及由此而生的赔偿之诉,或因被质询人拒绝回答而致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之诉、被撤消之诉。在德国,如果董事会拒绝回答,则无论其拒绝回答的理由是否合法,遭拒绝的股东均可在股东大会后两周内向本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商事法庭提起给付之诉。法庭采取非讼事件的原则,以不公开方式审理之:法庭先对股东出席及提问作一形式审查,尔后对董事会完全、部分拒绝回答是否合法作实质审查,但法院的审查并不涉及董事会回答的内容是否正确。因为回答的正确与否将涉及到股东表决权行使的效力和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瑕疵问题。对于股东大会决议的瑕疵,股东可以另行起诉要求法院撤消股东大会决议。日本公司法学界也认为,股东依法行使了质询权而董事等拒绝说明时,属于违法的表决方法,构成撤消决议的原因,依照《日本商法典》第247条规定,股东据此可以提起请求撤消股东大会决议之诉。

　　我国《公司法》未对说明义务人侵害股东质询权的法律救济作任何规定,但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股东质询权纠纷事件。如2001年5月31日广东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上,小股东李劲松对持股5％以上的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股票买卖行为提出的质询,以及2001年6月26日成百集团股东大会上,小股东石峰对董事长合法身份提出的质询纠纷,均因《公司法》缺乏相应的规范而不了了之。在法律解释上,有学者认为,在我国,遭拒绝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给付之诉,要求说明义务人履行正确的说明义务,或以股东大会决议程序上存在瑕疵为由,提起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修订后的《公司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但因说明义务人拒绝回答而致股东未获相应资讯之事实是否属于股东大会决议程序瑕疵,尚须等待立法者作出立法解释或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始能定论。还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答询义务视为他们执行业务的范畴,则违反说明义务即意味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善管义务(duty of care)之违反,对公司和股东承担责任。因董事或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说明义务而造成公司损害的,股东可代表公司提起派生诉讼;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说明义务而致股东利益损害的,股东可提起直接诉讼。依修订后的《公司法》第152、153条规定,股东提起代位诉讼与直接诉讼的法律依据已不成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说明义务之违反视为违反《公司法》第150条所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法、违章执行职务的行为。这一点,仍尚须将来的相关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规定。

　　结语

　　1993年《公司法》颁行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股东行使质询权的案例,但总体上质询权行使并不活跃,基本上处于“冬眠”状态。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中小股东的投机性,许多上市公司对于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发言设置人为的障碍和不合理限制等等,但不可否认,　《公司法》对于股东质询权过于含糊的规定尤其是法律救济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次修订的《公司法》大规模地完善了许多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使中小股东在多个层面上的权利行使有了充分的制度保障。不难相信,随着修订的《公司法》的实施,中小股东的维权意识将更加强烈,维权手段将更加多样化,维权效果将有明显的提升,包括质询权在内的一系列权利也将由“冬眠”转为“苏醒”乃至“活跃”。比之1993年《公司法》,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基本层面上完善了质询权行使的保障制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修订后的《公司法》关于质询权的规定仍然是不完善的,这只能留待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及时总结公司经营经验,并借鉴国外司法、立法经验,早日在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形成更完善的质询权规则。

　　我们相信,随着质询权在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上的不断完善,将会更加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知情权,从而有助于股东大会名副其实地成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并切实发挥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