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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生产服务性流通成本影响厂商区位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导致生产服务性流通组织成本降低的机制，以及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服务性流通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从产业集聚视角考量了生产服务性流通发展的产销融合、价值链整合升级、流通一体化趋势及其政策含义。
一、引言
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分工就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列宁，1984），分工推动了分工主体之间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流通发展也影响到分工的发生，“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斯密，1972）。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马克思对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生产在物质基础、产业性质和结构规模等方面对流通具有决定作用；流通是生产的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媒介，对生产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其中，关于生产对流通产业组织性质的影响，“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决定这两种流通，而更直接地决定商品流通”（马克思、恩格斯，1995）。上述论断是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流通往往表现为商品的空间转移，空间距离以及相应的流通成本是影响流通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生产服务性流通产业，其发展更是明显受到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学对产业空间分布认识的限制，从产业分布视角对生产服务性流通的研究长期受到忽视。
本文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区位选择理论，阐述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服务性流通发展的互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生产服务性流通的发展趋势。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述流通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第三部分在制造业集聚影响生产服务性流通组织成本的分析基础上，阐述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服务性流通之间的循环累积关系；在第四部分，我们从循环累积的视角分析生产服务性流通产业的发展趋势；文章最后部分是评述性结论。
二、流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古典区位理论对流通成本影响产业分布进行过开创性的分析。屠能（Thunen）在《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注意到运输成本对于商品最终销售价格的影响，将农业区位论与运输成本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屠能圈”理论。在空间区位均质的假设下，考虑到城市的农产品价格包含运输成本，距离城市愈近，则农产品运费愈少，于是，农业围绕中心城市而呈现出同心环带状分布的特征。屠能圈的分析模型不仅应用于农业生产布局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工业布局问题的分析。屠能的分析表明空间距离以及相应的运输成本变化，对于产业空间分布、内部结构、组织形式以及市场模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古典区位理论基础上，马歇尔（1890）着重强调流通发展对于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指出制造业空间接近有利于降低生产要素相互提供和产成品销售中的流通成本。然而，在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流通成本与产业分布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值得庆幸的是“历经一代人的忽略，最近几年又掀起了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广泛兴趣。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已经都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方面转向区域模型和区域数据”（Krugman，1992，p1）。新地理经济学逐渐掀起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从商品空间转移成本的视角分析产业分布问题。
克鲁格曼（1991）将“冰山”成本①概念（萨缪尔森，1954）引入了D-S模型，模型化了流通成本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如果某些要素可以跨区域流动，经济活动中集中力量对这些要素的压力将因要素移动而得以减缓。要素移动使得要素供给具有充分的弹性，以至于跨区域的工业规模的较小的差异能够不断累积。即使各个区域在起初是完全相同的，也会出现内生的差别以至于产生工业化的核心和未工业化的周围。伴随着流通成本的降低，生产和贸易活动必然表现出空间集聚的趋势。
在流通成本影响产业分布的研究中，新经济地理学注意到中间产品流通与最终产品流通作用的差异性。Krugman和Venables（1995）在区分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需求的前提下，从厂商之间中间产品投入—产出联系（input-output linkages）的视角，构建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以分析流通成本对于厂商分布的影响。在单位商品“冰山成本”一定的假设下，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效应（包含流通成本）产生“前向联系”，从而促使下游企业向上游企业较集中的区域集聚。这样，下游企业能够通过减少中间产品流通成本以降低生产成本，并且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效应有助于提高中间产品的多样性和可替代性，从而提高了下游产业的市场控制能力。同样，“后向联系”使得上游厂商也将选择下游厂商集中的区域进行生产，以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Venables（1996）进一步分析了中间产品流通成本的动态变化对于产业分布的影响：伴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增加，总体流通成本的下降，厂商分布表现出动态趋势。首先，空间集聚并且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分化；进一步，产业开始空间分化并且经济发展趋同。Puga 和Venables（1996）发现了制造业扩散过程中存在扩散顺序差异，劳动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产业具有首先转移的趋势。
新经济地理学揭示了流通影响产业分布的作用机制：（1）流通成本通过价格指数效应而影响制造业空间分布；（2）生产服务性流通成本对于制造业价值链集聚具有重要影响；（3）流通和制造业集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三、流通组织成本与循环累积
生产服务性流通成本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中往往被假定为外生变量（以保证模型的可分析性），这与生产服务性流通发展现实并不吻合。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简化都是某种意义的退步。例如马歇尔（1890）就充分注意到制造业空间集聚对于生产服务性流通产业等“辅助行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以辅助性工业为例，马歇尔论证了包括生产服务性流通业在内的辅助行业之所以能够在制造业集聚区域内快速发展的比较优势，“辅助工业从事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的部门，为许多邻近的工业进行工作，这些辅助工业就能不断地使用具有高度专门性质的机械，虽然这种机械的原价也许很高，折旧率也许很大，但也能够本”（马歇尔，1890）。
商品组织功能是生产服务性流通的重要功能。制造业集聚区内产业众多，具有复杂的上—下游产业链。相关厂商之间复杂的供给—需求关联，凸显了生产服务性流通业的商品组织功能。在图1中，I0为不考虑制造业集聚的生产服务性流通可能曲线，它是一系列无弹性的等流通能力曲线的包络线，越往右表示流通的商品组织越有效率。AB为不考虑制造业集聚的流通产业的商品组织和交通运输投入的相对价格比。在非集聚状态下，AB与I0上的等流通能力曲线i0相切，决定了生产服务性流通业的商品组织供给b0以及交通运输能力a0。但是，商品组织的供给b0无法满足制造业集聚区的需求，短期内流通产业只能应用i0右边的等流通能力曲线i’组织流通。显然，这时的均衡点偏离了流通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点，这将诱导新的流通组织形式出现。例如生产服务性流通可能曲线变为I1，在不增加制造业流通成本支出的前提下，提高流通业的商品组织能力。这一过程必然表现为流通产业的商品组织和交通运输的相对价格比的改变，约束线由AB转变为AC。
当然，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服务性流通发展之间的循环累积也不是无限制的：一方面，在拥挤效应、非贸易品效应以及工资差异等因素的作用下，制造业集聚的“离心力”将逐渐抵消价格效应导致的“向心力”；另一方面，生产服务性流通业规模过大而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将直接降低价格效应，从而阻碍制造业的进一步集聚趋势。
四、生产服务性流通发展
上述产业之间的循环累积在流通产业发展实践中对于生产服务性流通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主要可以概括为：流通业与制造业不断融合，日益成为产业发展的先导力量；在制造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及升级过程中，发挥组织协调作用；通过规模经济整合市场，促进流通的一体化进程。
（一）制造业集聚与产销融合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组织的边界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协调成本的对比均衡，如果市场流通协调资源的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组织协调成本，则企业将扩大规模；反之亦然。在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服务性流通的循环累积发展中，得益于流通的商品组织成本下降，制造业的一些企业内部组织协调功能逐渐转变为流通市场完成，这推动了生产服务性流通业与制造业的相互交融渗透。
在制造业集聚区域内部，考虑到制造企业的数量较多，相互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这凸显了生产服务性流通业在产销融合中的地位。就产业价值链而言，流通业地位增强表现为下游企业整合上游企业的趋势。价值链的业务流程逐渐由“研发→制造→销售（顾客）”向“研发，围绕销售（顾客）从事研发；制造，围绕销售（顾客）从事制造；服务，围绕销售（顾客）从事服务”转变（李海舰，2003）。
特别是虚拟产业集聚的出现对流通业发展和产销融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虚拟产业集聚是产业集群的网络形式，其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而实现相互关联（陈剑峰、唐振鹏，2002），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产销融合进程。例如浙江服装相关产业集聚在资源优势减弱的情况下，建立大范围的营销网络，以销售组织生产进而构建虚拟制造基地，有效地降低了整个价值链的流通成本，增强了浙江服装业的竞争优势。
（二）全球价值链整合与生产服务性流通
伴随着国际竞争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竞争主体逐渐由单个企业竞争向价值链竞争转变。作为价值链上节点，制造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对生产服务性流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贴牌生产（OEM）阶段，OEM厂商与品牌厂商之间的生产性服务流通联系，是OEM厂商以及整个价值链竞争优势的组成部分。例如在莆田制鞋产业集聚与品牌厂商的产业关联中，产性服务流通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原始设计商（ODM）阶段，生产服务性流通的发展是制造业集聚升级的先导力量。在台湾PC产业从OEM向ODM的升级中，本地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签订全球物流协议，并成为全球物流的组成部分，对于产业集聚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Chikashi Kishioto，2004）。在自有品牌生产商（OBM）阶段，自有品牌生产商的上游产业供应链建设以及营销网络完善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我国现阶段，制造业集聚仍然以服装业及其他纤维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以及一定程度的机械电子制造业为主。这些行业所属的全球价值链为采购驱动型（buyer driven）价值链（Gereffi，1999），其特点见表1。
考虑到生产服务性流通在采购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现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立足于制造业集聚的生产服务性流通，降低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流通成本，并注重通过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集聚在全球价值量中的地位提升。
（三）生产服务性流通一体化
我国的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流通空间分割和流通要素分离的特征（李海舰，2003），并造成一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1）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省、市、县）贸易壁垒层出不穷；（2）由于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差异，城乡流通表现出明显的分割，城乡流通一体化滞后；（3）由于计划经济行业管理的烙印，不同行业之间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行业进入限制。上述市场结构性问题，人为地增加了流通成本，限制了生产服务性流通的一体化发展。
制造业集聚有利于促进生产服务性流通一体化发展，具有打破市场结构性的先导作用。首先，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中介性质的组织协调功能（Williamson，1988），有利于避免行业或所有制之间的分割；其次，制造业集聚意味着相关厂商的供需加总，较大的供需规模扩大了厂商在制度变迁中的影响力，推动有利于流通一体化的制度变迁（Humphrey和Schmitz，2001）；再次，制造业集聚形成较稳定的农业相关产业的价值链，“集聚+农户”的农产品价值链能够有效地降低了城乡之间的生产服务性流通成本。
当然，我们的分析也表明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服务性流通之间的循环累积具有加剧我国业已存在的工业化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对此应该给予充分重视。
五、评述性结论
制造业集聚与流通发展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古老的经济学话题。新经济地理学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视角，论证了流通成本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以及流通成本降低的制造业集聚效应。但是，为了模型化分析的简便，新经济地理学应用“冰山”成本的概念对流通成本进行了外生化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空间理论的解释能力。
本文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服务性流通降低商品组织成本的诱导作用，对流通成本进行了内生化处理。考虑到商品组织成本的双向作用，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服务性流通之间必然存在循环累积因果（CCC）。循环累积的自我强化进程，进一步影响到生产服务性流通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本文分析的政策含义如下：（1）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服务性流通的相互关联，需要相关政策相互协调，具有内在一致性；（2）立足于工业化和制造业集聚的产销融合、价值链整合升级和流通一体化是生产服务性流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政策的着力方向；（3）我国幅员辽阔，工业化区域不均衡明显，生产服务性流通必然表现出不平衡发展的趋势，有必要进行合理的流通发展规划以避免过度不平衡的出现。
注释：
① 克鲁格曼模型中没有设计一个流通部门，而是借鉴萨缪尔森（1954）的处理方法，应用“冰山”成本描述商品空间转移所造成的部分价值损失。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本文将注意到流通部门在商品空间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注重论述产业空间分化中的流通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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