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细细品味跨国并购的格局不难发现，新兴国家的跨国并购依然阻力重重。当欧美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新兴国家的企业时，新兴国家的跨国并购却在欧美国家遭遇“安全门”、“反恐门”、“威胁门”等不言而喻的阻碍。

　　俄罗斯北方钢铁公司在安赛乐并购案中功亏一篑，败给了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商米塔尔钢铁集团。虽然北方钢铁公司在谈判中不断增加筹码，但安赛乐并不希望俄罗斯公司进入欧洲市场。在这场跨国并购中，政治因素主导了谈判进程。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部长赫里斯坚科说，很明显，有许多人不想让俄罗斯经济走出去，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公司进入其他国家市场。而所谓米塔尔与北方钢铁的竞购，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跨国并购进程中出现的其他微妙关系也随处可见。因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盛行、新兴大国的崛起等诸多因素，欧美某些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神经过敏”。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主体，跨国并购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全球经济问题专家阿兰·鲁格曼就把全球化定义为“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但是，跨国并购中的政治阻力和“冷战思维”却不时可见。

　　人们往往将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并购想当然地认为是既存的和自然而然的，然而对其“反动”乃至有可能出现的逆转视而不见。今年年初，阿联酋的迪拜海港世界公司试图收购英国铁行集团，其中包括美国的纽约、巴尔的摩、新泽西、费城、迈阿密和新奥尔良港。在迪拜海港世界公司并购的资产中，有关美国港口部分的价值仅占十分之一，但这足以让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美国把一场简单的跨国并购联系到恐怖主义身上。跨国并购的经济行为被严重政治化，并被上升到所谓“国家安全”的高度。塞缪尔·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论”在这一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人对一些国家的不信任感，让跨国并购变了味道。

　　尽管我们可以找到各种理由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跨国并购不能成功的理由，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欧美国家某些人至今仍然抱着冷战思维来看待新兴大国的崛起。比如，他们把中国的军费调整当作“军事威胁”，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当作“政治威胁”。那么很自然地，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就被当成了“经济威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其甚嚣尘上也无非是“冷战思维”在时时作祟。而他们对中国企业的并购，则宣称是所谓的推动进步，造福当地，这就是明显的“双重标准”。

　　“冷战思维”以极端的权力至上眼光，来看待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认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就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挑战史，因此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被视为对既有大国权力的挑战。在跨国并购过程中，正常的商业活动和竞争则被视为对该国经济安全的威胁，政府和企业往往对跨国并购人为设置障碍或干预。经济活动越来越被政治化、复杂化。

　　实际上，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过公司的并购促进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了要素的有序流动，也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将跨国并购政治化，并以“冷战思维”来处理商业活动大大违背了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原则，增加了跨国公司的风险，严重地阻滞了全球化的进程，甚至破坏国际关系。“冷战思维”归根到底是意识形态之争，权力之争。

　　公正地对待来自任何国家的跨国并购，是主要世界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如果某些国家依然抱定“冷战思维”，采取双重标准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滞跨国并购的进行，那么就很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的连锁反应，甚至出现报复性的行动。到那时，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将不再继续，全球化而获得的福祉也将面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