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量减少始终是粮食安全的首要威胁因素，生产量减少主要来自于耕地数量的减少。近2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并不稳定，1998年以来，粮食产量曾一度连年下滑，2003年跌到8600亿斤；从2004年后，粮食已经连续5年增产，200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570亿斤。但产量下滑的潜在因素长期存在，主要是耕地数量减少，土地资源在工业化、城市化、交通现代化和传统的农业间重新分配。其中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耕地是我国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将保持每年1000多万人口进入城市，累积5000多万人进入城市，按照目前建设部的标准，每人使用城镇土地面积约120平方米左右，如果不计已建成用地的内部挖潜，仅城市化大约需要6000平方公里（900万亩，近年来我国城市用地增长在300~500万亩左右）的建设用地，再加上产业园区用地、交通等基础设施用地、生态建设用地等的需求，如果用地限制稍一放松，2015年，我国耕地将很快突破18亿亩的红线，考虑到城市周围耕地质量较高，粮食产量可能会因此下降2%。而且，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干旱、飓风、霜冻、洪涝、冰雹等都会影响到粮食产量。综合来看，到2015年，我国粮食供给量可能会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上升空间不大。

　　消费量增长是导致粮食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消费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口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处于人口迅速增长期，据预测，到2015年，我国总人口可能达到14.2亿左右，增长5000~5500万人，按人均每年需要400千克粮食计算（这是我国目前的粮食消费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将净增400~450亿斤的粮食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未来，消费需求刚性升级的要求大，对粮食需求量下降，但肉、蛋、奶、油等高品质食物需求量增大，这些食物也需要纯粮转化为饲料后再生产等形式，一般来说，大约8吨粮才能生产1吨肉；再加上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消费水平也有自然升级的现象；消费需求升级还包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增加，这种产品单位面积产量要低得多，间接降低了粮食产量；该方面产生的需求增长可能也会增加400~500亿斤左右。粮食消费的威胁在于生物质能源发展，也需要大量的粮食，这方面的威胁与国家政策关系很大，也取决于其他新能源的发展状况，总量很难估计，但威胁的确存在。

　　粮食流通环节可能会成为未来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新因素。但自2008年起，中国关于外资企业进入粮食流通领域的WTO过渡期已经结束，跨国公司开始进军中国粮食流通领域，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中国粮食收购企业、大量控制个体粮商等方式，对我国粮食流通产生新的威胁。

　　一直以来，我国小麦和大米可以基本保障供给，只有大豆严重依赖进口；在相对封闭的粮食市场中，数以亿计的农户使得粮食市场成为完全竞争市场，再加上国家对大规模粮食流通的限制，流通领域一直未被看作影响粮食安全的危险。但通过跨国公司在南美的粮食战略来看，会通过控制购买土地、组织生产、建设运输设施、加工和销售等粮食生产流通的整个链条，从而对该国的粮食供应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国外粮商不能购买我国耕地，但却可以通过粮食合同影响粮食生产，如果外资粮商再进一步向纵深拓展到影响土地耕作，从源头输入转基因作物，还会严重威胁到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2008年11月，国家海关总署发出预警，指出外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国内企业在应对这种挑战方面准备不足，中国粮食市场调控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只有储备，没有加工品和销售的控制；中储粮作为中国最大的粮食储备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却没有粮食加工业务；中粮集团有加工业务，却不能掌控粮源，销售网络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