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流通业正在拖广东经济的后腿

　　流通业的发展滞后已经开始影响到广东整体经济增长的步伐。流通业的滞后不仅导致高库存、低利润等问题的出现，而且严重影响到广东整体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以及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种种迹象表明，广东流通业正成为“木桶中的最短的那一块板”，正成为影响构建“和谐广东经济”的瓶颈，也成为威胁广东经济持续成长的风险所在。

　　根据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广东流通产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的研究，2003年广东省GDP增长速度(16．11％)落后于山东(17．9％)、浙江(20．5％)、江苏(17．2％)三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流通业增长的差距太大。其主要表现是广东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31．35％)与三省(其中山东33．76％、浙江31．55％、江苏30．08％)并无多少差距，但是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差距却相当大(广东11．81％、山东22．16％、浙江1O．86％江苏13．65％)，山东超过广东近一倍。而广东制造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与山东等省的差距更为悬殊，山东为0．99％、浙江为6．34％、江苏为5．96％，而广东为0．33％，几乎处于零增长状态。这种现状导致的后果就是制造业企业普遍缺少市场控制能力，大量的家电、手机、家具、轻工机械等主要产业的产品库存十分严重，初步估计库存总量达1000亿元a)，从而使广东经济增长的质量大打折扣。

　　同一课题研究还发现，尽管广东流通业总量位居全国第一，但其发展潜力和成长性却明显出现疲态和滞涨，呈现典型的“重生产轻流通”的症状。资料表明，国内几乎所有的现代流通形式都是发源于广东。广东是全国的第一制造大省，广东省流通业也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广东应该是造就最多的全国性零售巨头和培育国内最大的流通企业的最理想的所在地。在20世纪9O年代中期，国内前十名的零售巨头曾一度半数为广东企业所垄断。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广东各地一波又一波的制造业浪潮和产值竞赛中，流通业却相对受到冷落。尤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广州，尽管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居上海和北京之后居全国第三位，但无一家零售企业进人全国连锁3O强。统计资料反映，广东流通业增长速度一直未能突破“受制于”制造业的阴影，成长性较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国内外流通巨头纷纷以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形式在全国各地进行战略布点的时候，各省区政府纷纷从战略高度扶持和推动本省流通企业铺建区域性或全国性流通网络，广东流通企业的成长和扩张却步履蹒跚，让人忧虑的是，一些地市的政府部门仍然陶醉于制造业产值的大小而不在乎本土流通业所遭受的冲击，以及轻视后WTO时代销售终端系统性风险的来临。

　　尽管工业产品的巨大库存不完全是流通业发展滞后所致，但是流通业拖累整体经济的平衡发展包括影响增长速度是不争的事实。从全省经济战略的高度看，能否全面提升流通业的发展水平以及竞争能力，将成为考验广东“十一-五”期间经济成长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也是考验广东经济能否顺利从“制造业推动型”向“制造业流通业双向推动型”以及最终向“现代流通业带动型”转换升级的核心指标。

　二、重新认识现代流通业的战略地位

　　根据现代经济成长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中后期，流通产业对制造产业的发展所起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大，工业的发展一定要用流通业做推动，流通决定生产。流通业从这一阶段开始，不仅不再附属于生产和制造业，而且作为引导整体经济成长的先导产业和基础性产业而“反制”着制造业，制约着制造业的运行效率和成长水平，进而成为区域产业竞争力中最核心最持久的因素之一和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所在。它不仅是经济成长中最具持久性的强大动力，也是经济走向良性循环和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可以肯定地说，“流通瓶颈”将比“资源瓶颈”和“劳动力瓶颈”对广东经济的约束强大而深远得多。其表面现象只是库存的增加和利润率的低下，而其更本质的问题则是市场控制力弱化，销售网络和定价权“旁落”在外资零售商和经销商手中，从而逐步让广东制造业沦为跨国制造企业和跨国零售企业的“加工车间”。有关资料显示，某些跨国流通企业正凭借流通业优势和定价优势向我国制造业终端、乃至中上游产业链实施纵深控制，以便最大限度地使中国制造业的收益转移到跨国公司所在国。可以说，对流通业反应的迟钝，已经降低了我们对经济波动的抗风险能力。

　　广东在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和高速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处理好制造业与流通产业协调发展的关系，不仅会影响制造业的持续有效发展，更会影响到工业产业的市场销售和价值实现。FI本和韩国在工业化中后期固然大力推进重化工业的发展，然而它们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高度控制销售终端和流通业超速推进的基础上。如果没有遍及全球的销售网络和属于本土控制的高效率的批发零售体系，绝对没有日本和韩国的现代经济。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表明，在现代流通业没有超前发展的前提下，盲目推进现代制造业，无疑于快速推进“孤军深入”而缺少后勤保障的军队，其困境将是不可避免的。

　　遗憾的是，目前仍有一些政府部门领导人和企业领导人对流通业的环境、地位和作用仍然没有充分认识，不少人对流通业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商品买卖的概念和“生产决定流通”的理念上，买方市场条
件下的现代流通理念还未形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重制造轻流通”的思想相当严重。一些地方领导的惯性思维似乎认为只有制造业产值才算政绩，而流通业只是服务于制造业。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流通业和制造业一样，都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随着经济的成长，流通业服务于制造业的部分会不断缩小，而服务于生活和社会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流通业和制造业一样，它们既相互服务，又独立成长。目前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于忽视流通网络的构建，轻视对经济节奏和企业流通效能的统计、监测，对商品流通速度和资本周转速度放慢以及库存增长缺少警觉，致使珠三角制造业集中的地区面临巨大的库存压力，片面追求制造业产值的风险越来越大。在“八五——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因此累计至少蒙受了本可避免的上万亿元的隐形损失。

　　2、不能正确看待流通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相当多政府人士没有认识到随着市场的开放和深化，流通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制造业更大，制造业虽然创造财富，但只有发达的现代流通业才能实现财富，并最终控制资源和经济主动权。孤立地发展制造业，只会陷入处处受制于人的困境。

　　实际上，流通业对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所具有的导向作用，是其在结构调整中不可替代的天然功能。从时间角度观察，流通产业通过加快“流动”减少“库存”来决定经济的运行节奏、质量和速度；从空间角度考察，流通产业通过其“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决定各种经济结构。正是由于流通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活力，从而使国民财富具有实质性的增长，并引导结构的调整。然而，我省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由于忽视流通和市场对制造业的调节作用，进而使得结构调整“主角缺失”，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效果不佳，花样翻新的重复建设屡禁不止。

　　3、对流通业投入产出认识不到位。正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流通业的战略作用认识欠缺，一味地将大量的资本尤其是稀缺的财政性资金投入到一些周期性很强的制造企业和技术开发中，而对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很少。实际上，任何产业，无论是汽车还是钢铁，只要它有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无须政府投入，资本市场就会有庞大的资本涌入。正是由于制造产业和制造技术都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竞争性，因而政府的支持往往具有滞后性、盲目性和高风险性。反之，流通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却较少受周期性约束，一旦建设起，即具有长期效益。然而，在现有的市场条件和资本能力下，区域性和全国性流通网络和店铺体系的构建却极易受到约束，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和扶持，则难上加难。可以说，广东流通企业的扩张乏力与政府的相对不作为”密不可分。政府对流通产业的发展更多的依靠市场手段而忽视对它的指导协调，无论是对流通业的规划还是投入，都比不上其他产业。全省目前已在国外办了1133家企业，绝大多数是生产企业，属于商品流通业的基本没有，广东流通业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近几年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流通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但落实到位的却相当有限。国外零售大鳄何以接连进入中国?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和其中的理论依据，却较少被我们重视。

　　总之，现在已经到了反思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广东流通业的兴衰和前途的时候了，政府部门和企业有必要重新认识现代流通业的战略环境、作用和地位，以便为发展流通业寻求新的精神动力。

　三、切实加强流通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提高全省流通决策咨询水平

　　如果缺少流通产业竞争力的分析，工业产业竞争力和整体区域经济的竞争力都将得不到真实、系统和完全的反映。因此，加强流通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既是对现代流通产业的重新认识和再定位，也是广东提升流通产业竞争力的现实需要。可以说，在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重新认识流通业将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的一项重要课题。

　　1、要突出研究广东流通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提升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国内的普遍问题是各地在发展流通产业方面都缺少成熟的经验和系统完善的政策措施。由于一方面广东市场化进程是全国最快和最成熟的，因此广东流通产业面临的问题也最多，在市场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它面临的生存环境、现实基础、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业转型等问题比其它省市都严重，广东流通业是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它面对的制造业“阻击力”比其它省市要强得多。再加上“粤商”的传统主要以“坐商”为主而不像浙商以“行商”为主、广东制造业主要依赖香港发达的流通业而连通世界等特点，使得广东流通产业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更具典型的“广东特色”。如果不从广东工业化、市场化水平以及广东在国内外市场运行中的特点等角度进行研究，而单纯就事论事或套用理论，很难发现和研究广东流通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提升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很难提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操作性的思路。

　　2、研究广东流通业应该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和理念思路等方面进行创新。西方国家没有“流通业”一说，与之基本相对应的只有分销业、服务业、第三产业等说法。流通业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条件下并且与制造业相对应的一种说法，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由于在统计口径、产业背景和经济理念方面的差异，可资借鉴的国外发展流通业方面的经验并不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经历了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普遍认为重视商品流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甚至都不明白“为什么不少中国企业在引进外资时普遍只关心产量产值税收却不关心其销售渠道和市场网络的拥有?”，他们普遍认为拥有市场网络比拥有制造能力更为重要。

　　我国现有的流通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指导思想和理念思维方面过多地受传统经济学的约束，在对现代流通业的分析上也常常捉襟见肘。流通理论和政策研究严重落后于实际，与快速变化着的流通实际不相适应。为了深入分析研究具有“中国特色”和“广东特色”的流通产业，有必要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和理念思路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研究出推进广东流通产业结构优化和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战略、发展模式以及有效的政策措施。

　　3、必须重视本地流通业竞争力与外资流通企业的关系，提升本地流通企业的竞争力。广东一些地方政府比较注重传统的“引资思维”，以吸引外资投入制造业的思路鼓励外资投入流通企业。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外资进入流通业最多不过是国内流通业失去一部分市场份额，倒闭一批玺营不善的商业企业，无伤大局。甚至片面地认为外资流通企业进入不仅扩大了“采购额”，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流通理念和模式。可以说，这是对流通业产业性质的片面理解，且不说外资零售企业进入并不需要多少资金投入也没有多少先进技术，以及外资零售企业的进入并不等于“本地采购额”就因此而明显扩大，关键是，外资进入流通业直接冲击的固然是本土的流通业，但最终的后果却是冲击中国制造业。因为，外资企业拥有的巨额订单和大规模商品采购能力，明显把持了流通业的批量优势和定价优势，进而直至“掌控”起制造企业的命运，完全可以决定国内众多制造商的销路和生死。

　　虽然资本并不一定等于政治，然而它却必然与国家和区域利益密切相关，轻视本地流通业发展，盲目吸引外资流通资本和企业的进入，从战略利益上讲，将会产生长远的不利影响。为此，我们要大力研究如何扶持发展一批与国际接轨的本土流通企业并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避免“开了一家大卖场，关了一批小店铺”的现状。应大力优化流通产业的资产结构加快流通体制改革，重点扶持发展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目前的加盟店是一种较好的形式。总之，能否全面提升广东本土流通企业的竞争力，是对广东提升在后WTO背景下运筹战略、调控全局的重大考验。

　　4、以广东本土洗通业专家为主体，引人全国洗通专家的智慧，优化整合科研队伍，系统深人研究广东流通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提升。自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广东市场的发育成长，一批相当有造诣的市场和流通专家就开始活跃在全国。可以说，广东在全国最早进行市场与现代流通理论的传播与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受现行科研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约束，这种研究未能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深化，尤其是研究力量分散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整体“重生产轻流通”的背景下也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和加强。所幸的是，随着广东流通业环境的变迁，近几年来，广东流通业的研究又开始走在全国前列。如果这些研究力量能够得到有效的整合，并给予足够的支持，那么，将会推动广东的流通业研究和决策咨询水平的全面提升，并为广东流通业的发展起到科学决策作用。

　　国内流通研究的现状表明，全国各地流通业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状况差异很大，不结合广东实际长期深入的研究，无论用什么新奇的分析方法和理论都难以有效分析各地流通产业的问题、原因、条件和策略的。这些年来，一些国内的商业咨询专家和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专家纷纷到广东为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出谋划，但从实际效果看并不理想。例如深圳花巨资引入上海外脑编制的深圳物流发展规划不到一年又不得不重新编制，一家以广东为主要基地的著名流通企业花费近1000万元巨资引入国外机构做的战略规划也被束之高阁。反，广东本土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所做的规划和咨询方案，则得到广泛的好评和推广应用。

　　国有资产退出极具竞争性的流通产业并不等于政府要放弃对流通产业的重视和引导。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像重视广东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那样重视广东流通产业竞争力研究，加大对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竞争力提升的策略研究和政策研究。同时还要在注意吸引国内各地流通研究机构和专家智慧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和动员省内流通专家的力量，切实加强研究，以便为推进广东流通业的发展创造出一批有广泛推广价值和应用前景的决策咨询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