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紧缺

    方德成在东莞商界赫赫有名。1999年，方德成家族成立东莞市德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德兴公司”)，酝酿在虎门建设一条大型的商业街。2003年，商业街终于建成，占地近3万平方米，光电梯就有42个，硬件条件在东莞数一数二。德兴公司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

    商业街改造资金吃紧

    2005年5月25日，方德成迎来了一位大主顾——— 来自广州的天河城。天河城进驻虎门，轰动一时。方德成家族很重视，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但天河城认为，商业街的物业结构不利于人流通畅，需要改造。

    当时方德成资金吃紧，为了东莞天河城顺利开业，他把资金都动用到改造工程上去。“这就导致我们借银行的钱没有按时给利息。”方德成说，加上工程款和办理房产证需要缴纳的费用，出现了3000万左右的资金缺口。

    熟人介绍朋友帮忙借钱

    方德成的商业街经过评估，资产达8亿多，3000万的资金缺口本来不算什么。但此时，商业街的房产证还没有办出来，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方德成开始想办法。

    在人情味颇浓的东莞商界，方德成首先想到了与自己同一个连队的老战友，如今他已是东莞万江区颇有实力的一名富豪，想问他私人拆借。战友告诉他：“我现在没钱，但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这个朋友信用很好，我借过500万给他，他很准时还我。而且他跟银行很熟，找他肯定没问题了。”方德成看到了希望。

    战友介绍的人叫郑文达，江门台山市人，后户口迁入东莞。2005年9月，方德成主动给他打了个电话。郑文达要20%的报酬，方德成觉得太高，没有答应。1个月后，郑文达表示愿意按10%的报酬帮方德成借钱。

    开始借钱

    2005年10月，电话沟通一个月后，方德成与郑文达见了第一面。方德成说，此次见面让他记忆犹新。

    在一家肯德基门口，方德成见到了郑文达。郑中等个头，有点黑。“他第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他说：忘记我了？我跟肥佬(方德成的战友)上过你家，你装修很漂亮。我说：好像是哦。我印象中没有这回事，但不好意思这么说。”如今想来，方德成觉得郑文达事先下了很多工夫。

    郑文达建议借3亿

    方德成回忆说，他提出要借3000万，但郑文达认为金额太少，要么借两三个亿，要么不借。“我说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他说你如果用不了，拿去放高利贷都可以。最后我就答应他借3亿。”

    达成初步意向后，双方又多次磋商。郑文达每次都带上一位名叫白瑞玲的中年女子，两人夫妻相称。

    郑文达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要一个股东身份。郑文达解释说，股东身份纯粹是为了融资时名正言顺，如果不是公司股东，而是以老板朋友的身份帮忙融资，即使在银行有熟人，也过不了风险控制那一关。

    方德成觉得有道理。德兴公司是方德成家族的产业，方德成占69%，方德成的太太占31%，要变更股东一点也不难。10月27日晚上，方德成叫上太太和公司会计，与郑文达连夜赶制了转让股权的文件。方德成转出19%的股份，方太太转出11%的股份，让郑文达成为德兴公司30%的股东，并挂上董事副总经理的职务。忙完这些，已经到了晚上12点。第二天一早，这些材料就被送到市区去登记了。

    虽然明知股东是假的，方德成还是留了个心眼。他坚持要郑文达在收条上注明这些文件是假的，没有实际付款，只做融资之用，并且按上指模。“如果不是这样做，后来的股东官司都没法打了。”方德成觉得这次算是谨慎的了。
 

    开7张借条15张支票

   但急于融资的方德成，并非每次都这么谨慎。股权手续办完后，郑文达忽然消失了，手机无法联系上他。方德成心急火燎，数次让战友帮忙催促郑文达现身。11月21日下午，郑文达、白瑞玲夫妇终于出现。

    方德成松了一口气，双方开始谈“好处费”怎么给。“郑文达说，我帮你
借3亿，报酬怎么给我？我说很容易嘛，一到账我就按比例给你。他说，不行，好多人都是说话不兑现，要先写借条。我担心他今后拿借条告我，他说，我跟你战友那么好，我敢这样做吗？”据方德成回忆，郑文达迅速在纸上算数，把报酬拆成数额不等的7份，总计2967万元，然后亲笔写下7张借条，让他照抄。

    方德成发现，借条的主体写的都是郑文达的“老婆”白瑞玲。“郑文达说，老公老婆财产不分家。而且真正有钱的还是他老婆，他老婆的哥哥叫白国富，在香港开公司。”

   方德成说，7张借条刚交给郑文达，郑文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借条只是一张纸，万一兑现不了，拿着也没用。他要我开支票给他，到时候他可以直接凭支票拿钱。”一番争论之后，方德成又照着郑文达重新拆分的数额，写下总额为2967万元的15张支票。

    这15张支票又换了主体，收款方是惠州市华粤投资有限公司和惠州市冠品实业有限公司。方德成说，郑文达的解释是这两家公司都是他的，写公司名字是为了方便过账。

    “当时心太急，应该写了借条就不写支票，写支票就要收回借条，但我忽视了这个问题。当时写得太多，我担心有问题。郑文达要我把他写的草稿用碎纸机碎掉，我都没有碎。”方德成拿出当时双方的手稿，以证明自己说的话。

    收5笔钱再开5张借条

     写好借条和支票的第二天(2005年11月22日)，方德成收到白瑞玲打来的537万元。

    此后一个多月，方德成陆续收到4笔钱，每收到钱就打一次借条。与高利贷的惯例一样，郑文达事先都抽走了高额利息。

    据方德成提供的借条复印件和他的存折记录，11月27日，方德成开出100万借条，实际收款70万；12月5日，方德成开出100万借条，实际收到70万；12月26日，方德成开出48万借条，实际收到45.5万；12月28日，方德成开出300万借条，实际收到130万。

    就这样，方德成实际拿到852.5万元借款，而郑文达手里又多了方德成亲自写下的总额1085万元的5张借条。

    双方反目

    最后一笔300万的借款，郑文达预扣了170万，而且是用方德成的物业抵押，这让方德成很不安。

    借贷3000万泡汤

    2006年1月初，郑文达“夫妇”又找到方德成，相约去银行借3000万。“此前300万他扣掉170万，我怕3000万他拿到后不给我。”方德成要求郑文达签署一份“承诺协议”。郑文达抱怨方德成不信任他，拒签承诺。

    银行借款合同签完后，两人到虎门房管所办抵押。方德成回忆，因为“承诺协议”的事，双方僵持到下午6点，工作人员即将下班。郑文达终于让步，说：“你先把抵押办完，等会儿我们找个酒楼吃饭，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于是方德成抓紧办完抵押手续。刚出大门，郑文达突然说忘了已约了人吃饭，马上开车就走了。

    方德成错愕不已。“我一看不对劲，讲好一起吃饭他都跑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守在房管所门口，把抵押材料拿了回来。”就这样，向银行借3000万的计划泡汤了，方德成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

    白瑞玲带人上门大骂

    当天中午，郑文达的“老婆”白瑞玲带着近10名“借款人”，来到方德成的办公室。白瑞玲将方德成大骂一番。

    两天后，郑文达到虎门房管所出具了一个声明，自称是德兴公司30%股权的股东，“任何声明人不在场的行为，均不代表声明人，请贵单位不予办理。”由于贷款基本都是靠抵押房产，如果房管所采纳了郑文达的声明，方德成的融资渠道就等于断了。方德成大惊，马上找了律师。

    直到此时，方德成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东莞分所主任缪建峰才开始介入。“我和总经理许应生都劝方生报案，但方生在人情方面总觉得过不去，毕竟还是借了些钱，而且是战友的朋友。”缪建峰说。

    官司来了

    此后数月，双方相安无事。直到2006年4月，白瑞玲拿着7张借条中的6张(不包括一张17万的借条，计2950元)，与一张100万的真实借款借条组合，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方德成归还3050万元“借款”，加上高额利息。她还向法院提出申请，查封商业街A、B栋的部分房产和德兴公司400万存款。 

    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方德成生气了。2006年6月27日，方德成到东莞市公安局报案，控告郑文达“夫妇”诈骗。9月25日，东莞警方以挪用资金罪的名义，将郑文达抓获。

    方德成似乎小胜了一局。但因证据不足，2006年10月27日郑文达即被取保候审。此后也没有被起诉，于是1年后，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已到，郑文达完全恢复了自由。

    双方反目成仇，再也没有见过面。迎面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官司，双方开始了长达4年的“斗法”，一直从广东打到辽宁。

    第一案说不清的3050万

    2006年12月，白瑞玲与方德成的第一件案子在惠州中院开庭。双方律师当庭对质，这时方德成的律师缪建峰才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郑文达“夫妇”在与方德成接触几个月前(2005年5月17日)，就已经登记离婚！

    现在，案子越来越复杂。缪建峰指控郑文达与白瑞玲“夫妇”合伙诈骗，却难以让法官认同事情的关联性。而且由于白瑞玲不肯出庭，3050万元巨款是怎么借的，对方律师也说不清。

    2007年3月14日，惠州中院要求白瑞玲到法院，做了一次调查。白瑞玲说，自己与方德成不熟，是前夫郑文达的战友介绍认识的。在方德成没有打借条之前，就给了3050万元给方德成。“每次都是给现金，在东莞虎门给被告(方德成)的。”法官问：“这么多现金借出去，如何点数？”白瑞玲说：“不难，点大数，一捆一捆的。”给钱的地点“在方德成公司，停车场，车上给的”。

    “3000多万得点多久？她说点大数，我不怕她给假钞？不怕在停车场被人抢劫？”方德成说到这里，无奈地笑了。

    但惠州中院最终还是判方德成败诉，要求方德成将3050万元本金和4倍银行利息给白瑞玲。

    缪建峰指出，这份判决书与白瑞玲自己的交代都有多处矛盾。如白瑞玲说3050万元是本金和利息的总和，法院判决却说3050万元是本金。白瑞玲说借款合同是在东莞签的，法院却以合同签订地在惠州为由管辖此案。此外，3050元巨款的来源、本金到底是多少、如何给钱，都是没有说清的话题。

    方德成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院认为惠州中院的判决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于是，双方的“第一案”又回到了一审，目前判决还没有到方德成手上。

    际上，在郑文达被抓之前，“夫妇”俩还分别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告了方德成一状。2006年6月3日，郑文达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537万的真实借款起诉。8月11日，白瑞玲拿着15张支票，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2950万元。

    方德成陷入被动，一面应付已经产生的3宗诉讼，一面又向东莞法院起诉，将郑文达的股东身份剔除。由于证据齐全，郑文达最终失去了德兴公司股东的身份。

    经久不息的疯狂官司

    股东案赢了，更多的诉讼却滚滚而来。方德成白纸黑字写下的7张借条、15张支票，外加真实借款的5张借条，落在郑文达、白瑞玲手中，成为可以任意抽取组合起诉的证据。到2007年，积累到缪建峰手头的案子已使他应接不暇，方德成不得不扩大律师团队。

    2007年2月14日，白瑞玲以“现住地址”在博罗，向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起诉方德成148万。3月2日，郑文达在东莞市人民法院起诉方德成100万元。

    这只是两宗小案件。2008年起，诉讼的主战场转移到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这一次，起诉方德成的，是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由于支票可以转让，15张支票被白瑞玲经过多次转让，到达不同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这些企业和个人云集惠城区法院，纷纷起诉方德成。

    记者根据起诉状统计，仅拿着白瑞玲转让的支票，在惠城区法院起诉的案件就接近10宗。2008年6月17日，东莞市松日家具材料有限公司起诉200万元；6月19日，惠州市华粤投资有限公司起诉500万元；9月20日，一位名叫“白国富”的人士起诉200万元；9月21日，东莞市合丰化工有限公司起诉400万元；9月22日，东莞市胜代家具有限公司起诉450万元；还有一名叫“蔡丽珍”的人士起诉200万元。

    记者发现，以上6宗案件原告各不相同，但起诉状除了名称、数额、日期等事实不一样外，格式、表述完全相同。不仅如此，各方接手白瑞玲的支票均在2008年6月13日这一天。原告之间也显示出一定关联，如白瑞玲在法院接受调查时称，惠州市华粤投资有限公司和冠品实业是郑文达的。记者在起诉状中还发现，“白国富”既是华粤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东莞市东城中顺塑胶五金制品厂负责人。而白国富，据传是白瑞玲的哥哥。

    除了上述6案，2008年6月17日，惠州市绿鑫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又起诉100万，来源是白国富的中顺塑胶五金制品厂转让的100万支票；6月18日，绿鑫公司再起诉537万。

    经久不息的起诉，让方德成明白了自身的处境。他发现，在不断增加的案件中，法院既不会收走这些支票和借条，也不会认定它们无效，所以这些单据可以不断地、有效地转让。据他们统计，部分支票已被拿去重复起诉达5次。

   上个月，方德成竟收到一份来自辽宁抚顺的应诉通知书，告他的依据正是一张被转手的支票。　

    “巧妙”查封

    虽然还没有一个案件败诉，但纠缠4年的官司，已让方德成不堪重负。因为官司没有结束，查封就已经开始。这源于法律规定的诉讼保全制度。

    商业街被查封殆尽

    让方德成郁闷的是，对他的查封是如此“巧妙”。2008年11月5日，根据东莞市胜代家具有限公司的申请，惠城区法院查封了德兴公司商业街5处房产。奇特的是，同一个案子，查封的地方却分别位于商业街的C、D、E、F、G共5栋，查封面积最少的只有40平方米，最多的也不超过130平方米。惠城区法院还根据其他原告的申请，分别查封了商业街A栋、B栋和地下室的小部分面积。

    目前，商业街从A栋到G栋所有栋楼，从最低的地下室到最高的6楼，已被查封殆尽。尽管原告各不相同，查封的手段却如同一盘精妙布局的棋，逐步吞食直至全面合围。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做？“因为查封后就不能转让，不能抵押，这样他们就可以阻断方德成的融资渠道，迫他就范。”缪建峰分析说。他提出质疑，认为这样的查封明显不合理，法院不应允许。

    这还只是方德成感到压力的一部分。2007年1月23日，惠州市博罗县法院又根据白瑞玲的申请，查封了入驻商业街的国美电器、好又多、肯德基等知名商户的租金。“商户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来问我情况。但我怎么跟他们解释都没用，他们只会认为我们信誉不行了。”方德成说，对方向自己的合作伙伴施压，造成的损失更加巨大，部分商户因而撤出。

    查封引发上亿损失

    绵绵不绝的官司和由此而来的查封，阻绝了方德成的融资渠道。新一轮的官司又开始了，这回都是真实的。原本信赖方德成的银行和合作伙伴，都开始找上门来。

    认识郑文达之前，方德成欠几家银行共1.3亿的债务，这些债务本来在商业街的房产证出来后，就可以轻松还掉。但官司缠身后，方德成没了借款渠道，部分租金收入也被查封，还债成为一个难题。

    方德成一次次向银行诉苦，最终几家银行都同意再“通融”一段时间。但这种通融，也不是可以白吃的午餐。它需要办理手续，即“借新还旧”。“这样又产生了一大笔‘过桥费’，损失很大。”方德成说，虽然很艰难，但他理解银行的做法。

    陷入困境的方德成，发现人情也开始变味。方德成扶持过的一位本地富豪，因为担心自己的1000多万债务收不回，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令方德成的状况雪上加霜。

    据德兴公司统计，为那场融资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过1亿元。深陷诉讼泥潭的方德成，忙于通过司法渠道解除查封，重新打开融资渠道。方德成说：“希望不同的法院能够互通信息获知全貌，希望司法能够有一个避免恶意诉讼的制度，也希望警方能够再度介入调查。”为此他四处奔走，身心俱疲。

    方德成欠债示意图

1、2005年5月  虎门商业街改造，方德成急需3000万资金。

2、2005年10月 郑文达提出愿意借款，报酬是借款额的10%

3、2005年10月 郑文达提出可借3亿。如此一来，郑可获报酬3000万，他实际要求获得2967万。

4、2005年10月27日 郑文达要求入股，方德成给予其30%的股份。

5、2005年11月21日 郑文达提出，这2967万好处费拆成7份借条；这笔钱再分成15张支票交付。按照字面证据，方德成共欠郑两份好处费。

6、2005年11月22日之后一月内方德成收到五笔钱，郑文达都事先扣下好处费。自此，方又写下5张借条，共1085万。

    合计

    方德成一共写下：7张借条(好处费)+ 15张支票（好处费）+ 5张借条(收款借条)

    那么，从账面上看上，方德成共欠下：2967万+2967万+1085万＝7019万。

    方郑双方官司迷局

1、2006年4月 白瑞玲在惠州起诉，证据是手续费借条6张共2950万，真实借条1张100万，要求方德成还债3050万。

2、2006年6月27日 方德成到东莞市公安局报案，控告郑文达诈骗。

3、2006年9月25日 郑文达被抓。

2006年10月27日 郑文达被取保候审。

4、2007年10月27日 郑文达被取保候审已满法定最长期限(1年)，未被起诉，其恢复自由。

5、15张支票被转让，官司纷起。

方德成的房产被查封，断了融资渠道。租户上门问责。

6、方德成除了打官司，还要向银行交纳“过桥费”等，欠债逾1亿。

    悬疑

    诈骗？施压？

    原本同甘共苦、美满和睦的家庭也经常硝烟弥漫。家人埋怨方德成做事太急躁，太信朋友，又不懂融资知识，惹出这么一桩大事。方德成却深感对不起家人。

    跟记者说起家事，方德成有些喘不过气来，但他仍面带笑容，很难看出他内心的悲伤。毕竟，他已是经历过60年风雨的老人了。

    而郑文达、白瑞玲“夫妇”日子也不见得好过，至今方德成承认从他们那儿借到的852.5万元借款中，只还了300万本金及其利息，还剩下500多万本金及其利息没有归还。究竟是如方德成所称“夫妇”俩事先精心策划诈骗，还是双方反目后对方试图以诉讼向方德成施压，以便拿回本金和收益？在“夫妇”俩露面之前，这始终是一个悬疑。记者通过多位代理律师试图联系他们，均遭拒绝。也有律师称，这个事情太复杂，说好说坏都不好，还是不说罢。

    记者调查

    8个原告 7个找不到

    记者连续几天走访，涉案的8家企业中，除东莞市合丰化工有限公司有一个房间和少量工作人员外，其余1家企业被吊销，6家企业工商登记正常，而实际不见踪影。

    [东莞]其中一家企业已被吊销

    记者首先来到东莞市工商局查询涉案的5家东莞企业资料。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郑文达和白瑞玲共有的东莞市诚信机电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已于2008年8月1日核准“吊销”，其他4个涉案企业登记状况均正常。除白国富据传为白瑞玲的哥哥之外，东莞市松日家具材料有限公司的两位股东与郑文达是同乡，都是台山人。其他几家公司则与郑文达“夫妇”没有明显的关系，郑文达“夫妇”在他们的公司中也没有股份。

    能找到的也避而不见

    记者又连续两天赶赴东莞市合丰化工有限公司的登记地东城区辉煌商务大厦4楼B22房。在楼下的企业标牌上，没有合丰公司的名字。4楼B22房门紧锁，没有任何企业名称。第一天记者多次敲门均无人应答，周边公司的人说平时没留意到有人上班。第二天记者再来敲门，一位年轻女士开了门，自称合丰公司文员。她说，老板常年出差，只能问老板娘，让记者留下电话等待回复。截至发稿时，记者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有的企业几年前已停止经营

    东莞市松日家具材料有限公司登记的地址为“黄旗新村A幢10号铺”，而在起诉状中写的则是“旗峰新村A幢10号铺”。在东莞，旗峰指的就是黄旗山，但“黄旗新村”与“旗峰新村”却是在不同地方的两个小区。记者对两个小区都进行了踏访，遍问保安、商铺老板，均不知道A幢在哪里。最后记者找到了两个社区的居民小组，工作人员给出的答案是一样的：这里肯定没有A幢，也没有松日家具这家公司。

    另一个原告东莞市胜代家具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市南城蛤地工业区，没有登记具体的地址。蛤地面积较大，工业区的厂牌上没有胜代，经过长时间走访，也没有发现胜代公司的踪迹。记者来到蛤地社区办公室了解情况，工作人员惊讶地说：“胜代？多少年前就停止经营了！”他表示应该不超过5年，但具体记不清了。

   没有作为原告、但作为支票转让中间人的东莞市东城中顺塑胶五金制品厂又是怎样的呢？工商局的资料显示，这是一个个体户，经营者就是白国富，地址位于东莞市东城桑园工业区东航摩托车厂内。桑园工业办告诉记者，东航摩托车公司几年前就已经没有做了。

    [惠州]3家涉案企业都找不到

    随后记者来到惠州市工商局查询涉案的3家惠州公司情况。工商资料显示，惠州市华粤投资有限公司有股东二人，分别为白国富、蔡丽珍，此二人分别以个人身份受让支票而起诉方德成。惠州市冠品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绿鑫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单中，则没有郑文达、白瑞玲、白国富的名字。

    华粤投资有限公司的登记住所在惠州市惠环镇西坑工业区A栋厂房3层，记者实地踏访西坑工业区，没有发现“华粤投资公司”的踪迹。

    惠州市冠品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惠城区仲恺大道27号1楼。记者发现，位于该地址的是一家名为“惠州市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该企业保安说，从没有听说过冠品公司。冠品公司的登记资料中有一个手机号码，记者拨通该号码，一位自称姓马的女士接听了电话。她表示，不清楚冠品公司的情况，也不认识郑文达、白瑞玲等人。

    惠州市绿鑫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住所为惠州市仲恺高新区54号小区第4层。而记者在仲恺高新区54号小区多方探访，也未发现有“绿鑫公司”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