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希望进入壁垒更高、利润更丰厚的行业
　　温州这个领中国改革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从改革开放初至今，往往在大喜和大悲两端挣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温州一度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几乎成了中国民营经济和市场活力的代名词。但进入21世纪初，温州人形象再次经受考问。
　　和以往姓资姓社争论、假冒伪劣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将世人的目光吸引到温州的是“炒团”经济。姓资姓社争论的结果，历史已给出答案，假冒伪劣的恶果人人皆知，这次带着“炒房团”、“炒车团”、“炒煤团”等符号的温州人，他们又将如何应对新的困境？
　　被“围剿”的温州
　　在温州诸多“炒团”中引起“公愤”的，是最早诞生的“温州炒房团”。
　　温州市人大代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有一次，我到苏州出差，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温州人，结果司机马上就骂起来，说苏州房价都是被你们炒起来的，我都买不起房了。”
　　李丽，这位户口很早就不在温州的女孩子，甚至因为自己祖籍温州而和大学室友大吵一架。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有一次和室友们讨论温州一位中学校长家访被杀的事，说着说着，一个家境不大好的室友居然对我说，死得好，你们温州人把我们的钱赚光了！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校长家访被杀和把钱赚光完全是两码事，干嘛要扯在一起呢？”
　　此后，李丽开始有意收集对温州的报道，她告诉记者，“我总结了一个规律，这两年对温州的报道有四多，噱头多、夸大其辞多、移花接木多、臆测多。”
　　李丽说，“故意搞噱头的，比如网上流传着某财经类报纸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温州商人围攻商务部副部长》。一看标题我吓了一跳，想这些老板怎么可以这么放肆，居然敢围攻堂堂国家副部长！一看正文，原来是说温州商人希望商务部多一点扶持民企走出去的政策。”
　　对于“臆测”，李丽也有证据。“现在是这样，哪个城市房价涨了，有媒体就会说温州炒房团到这个城市把房价炒高了，然后会举出一些没有确切统计又不说明确切来源的数据。最近一年深圳房价飙升，有媒体就说温州炒房团携200亿资金杀奔深圳。温州人真有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能耐吗？”
　　媒体的炒作让政府官员也“警惕”起来。据媒体公开报道，某省一位副省长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煤炭价格上涨、煤炭资源紧张，要防止没有实力的企业圈占资源，还要谨防“温州炒煤团”搞乱省里的煤炭资源。
　　“一位副省级官员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地说要谨防某个地方的炒团，是极为罕见的。说出这句话，他应该是权衡过利弊得失的。在这个省，有上百亿的浙江资本，其中不少是温州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责难和过失的交织
　　周德文是温州本土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最近几年外界对温州的炒作并不奇怪。
　　“对温州的关注从改革开放初就开始了，那时候对温州争议就很大，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认为温州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妖魔化温州。当时左的观念比较严重，但是温州默默发展自己的经济，不卷入意识形态争论，按照自己的朴素的生产观念坚持了下来，这可以算是第一次妖魔化温州。” 周德文这样告诉记者。
　　在这个阶段，外界对温州的评价一直徘徊在两个极端。董辅、杜润生等改革开放初期十分活跃的经济学家，都对温州模式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但外界质疑与批评温州模式的人并不在少数。
　　1989年之后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则是温州被质疑最多的时期。
　　如果说外界以意识形态方面对温州的质疑，实践和历史会做出应有的结论的话，但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而造成的形象不佳，确实让温州人刻骨铭心。
　　杭州武林门小商品市场曾是温州商品走出温州的第一站，也是20世纪80年代温州假冒伪劣商品肆虐的地方，温州的劣质皮鞋就曾让杭州人屡屡上当。
　　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上，愤怒的杭州人点起大火，5000多双温州的假冒劣质鞋葬身火海。武林门烧鞋事件后，温州鞋成为“千夫所指”，陆续被上海、武汉等地的商场撤柜，一时间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1990年，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
　　另外一个标志性事件的主角则是温州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
　　1989年，国家检查了近7000个经销单位，查出伪劣低压电器170多万件，其中大多数来自乐清柳市。由于这些假冒、伪劣的低压电器漏电，事故频频发生，甚至导致一家煤矿瓦斯爆炸，多人伤亡。
　　199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为发生在一个镇上的事情单独“发文”。随后，由国家七个部委联合牵头，省、市、县三级政府配合，200人的工作组开进柳市，展开了当时全国少有的打假行动。这一打就是5个月。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个家庭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
　　短短两三年时间里，温州人自己惹的两件大祸带了一段难堪的窘境，一时间温州几乎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外界一些专家私下的观点是：温州没戏了。
　　找回自己的温州
　　六部委清查之后，温州多数制鞋企业聚集的鹿城区，1990年举办了制鞋质量管理培训班，每个鞋厂的法定代表人必须参加。
　　1991年，温州市鞋革工业协会成立，立即主动协助有关部门关停了300多家经整顿仍不合格的鞋厂，同时在温州开展全行业产品评优和评选信得过企业的活动。
　　1994年10月，温州市政府颁布了《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质量立市的地方性规章。
　　后来被称为“中国鞋王”的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正是被烧鞋事件警醒的。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没有武林门烧鞋事件，就不会有我王振滔的今天。”
　　杭州市武林门烧鞋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几乎都对温州皮鞋大围剿。当时正在武汉推销皮鞋的王振滔也被殃及，所有的皮鞋都被工商部门没收，并以5元一双甩卖。王振滔说，那次都是自己刚刚办厂生产的真皮皮鞋啊。他一下赔了20万元，鞋厂垮了。
　　1988年，23岁的王振滔跨出了创业的新一步。他筹措了3万元，办起了“永嘉奥林鞋厂”，打出品牌。
　　王振滔背上自己生产的皮鞋再返武汉他熟悉的商场，承租柜台，引厂入店、自担信誉，又不让商场担风险。一个月试下来，他一个柜台的销售额，比商场10个柜台还高。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永嘉奥林鞋厂”已变成奥康集团，奥康品牌也成了中国著名品牌，但假冒奥康鞋也随之而来了，1997年至1998年，武汉、安庆、公安、高密、临沂、泰安等地相继发现假冒奥康鞋。王振滔派出的人在山东打假两个月，发现高密碾头村生产“奥康鞋”已成相当规模，在10家企业中，1家做商标，3家做包装，6家做鞋，配套成龙。在其他地方，还出现了“×奥康”、“奥×康”、“奥康×”等近似商标。
　　1999年12月15日下午3点，王振滔和浙江皮革协会领导以及温州市的领导，点燃了一把火，2000多双假冒温州鞋化为灰烬。
　　如今颇具名声的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等等，则是从柳市国家七部委联合整治之后，才开始崛起之路的。截至2006年1月，温州的中国名牌产品总数达25个，驰名商标则达15个。作为一个地级市，名牌产品这样集中，尤其是对十几年前遭假冒伪劣之痛的温州来说，就更意味深长了。
　　炒房团是非缘由
　　温州上述的变化，似乎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相反，那些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温州人，在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却给社会带来越来越深刻的印象，比如“温州炒房团”。
　　有人这样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温州人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敏感、果敢和坚韧。温州人利用这样的群体特质发现、捕捉、创造了令人惊讶的市场机会，许多温州人发达起来。“又精明、又有钱”成了温州人的符号。温州人利用市场，于是也有人利用温州。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到，有人就顺“温州炒房团”一说之势，操作“媒体与开发商的合谋”的“互动”策划。
　　这样的“温州炒房团”策划的大致操作模式是，外地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到温州招商(有时候也通过温州媒体)，然后不管你有没有投资意愿，把几十人、上百人拖到外地城市的售楼处，包吃包住，然后请当地媒体采访。
　　不管这些温州人到底有没有买房，第二天当地的报纸上就有“温州炒房团光顾我市，某楼盘被预定一空”的新闻，然后开发商再向这家报纸订若干版面的广告。消费者一向相信温州人的投资眼光，跟风买这个楼盘的真实消费者就接踵而至。
　　在这场开发商和媒体的利益合谋中，被编出来的“温州炒房团”实际上是作秀道具，真正获利的是开发商和媒体，而被愚弄的则是消费者。
　　在温州，充当“温州炒房团”组织者往往也是媒体。比如温州本地一家媒体组织的房产投资团会员多达6000多人，不但温州市级媒体组织这种活动，连一些县级市党报也有这种投资机构。组织房产投资团能给温州媒体带来巨额收益，仅上述这家媒体，2003年的房地产广告就超过2000万元。
　　但温州媒体只是温州炒房团的组织者，而参与“温州炒房团”炒作的当地媒体和开发商获得的利益，远超过这个数。
　　这样的操作，把温州炒房团放大了，似乎他们无处不在，各地的房价是被他们推高的，激起了各地消费者的“横眉冷对”。
　　对于“温州炒房团”真伪之辩，1998年就进入上海楼市的温州商人许国明认为，“温州炒房团”的存在不容否认，温州炒房团局部造成了恶果也不容否认。
　　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有人确实利用温州人炒作来提高楼盘身价，但是，不能据此认为‘温州炒房团’不存在。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在宏观调控之前，有些温州人也不乏一些违规的操作。所以我个人认为，讨论的焦点不应该是温州人投资房产有没有错，作为市场经济社会，投资房产肯定是天经地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机制，防止房产投资造成价格暴涨、房产泡沫、银行呆账坏账等一系列恶果。”
　　当预警成为现实
　　尽管对温州人投资煤矿、油田、有色金属等领域的炒作，可能是“垄断既得利益者”的对撞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温州这些投资行为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许多。
　　从2004年10月起，《瞭望东方周刊》曾多次率先刊发独家报道，对一些投资行为提前“预警”，但遗憾的是，许多预警变成了现实。
　　2004年10月，《瞭望东方周刊》针对温州地下金融猖獗，大量游资没有出路的现象，刊发了《地下金融风险》的封面文章，对温州大量游资出路问题作出预警，并警告温州游资很可能大量流向中西部的国家宏观调控重点行业，比如房地产、煤矿等，到了2005年底，温州人在楼市、煤矿等行业被套牢的新闻就开始大量出现。当时，记者采访温州金融监管部门时，主管领导也对此忧心忡忡。报道刊发之后，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并专门派出了调查组，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投资者并没有因此罢手。
　　2004年11月，《瞭望东方周刊》率先报道了《温州炒车团折戟镇江》和《温州炒房团变身炒车团》两篇文章，成为当时的热点新闻。当时本刊记者了解到，温州炒车团之所以败走镇江，主要是因为当地主管部门提高了汽车牌照收购门槛、地方消费能力不强。当时报道中就指出，温州炒团并非牢不可破，也不是百战百胜。
　　2005年3月，《瞭望东方周刊》又率先报道了《民间投资联盟兴起》的封面文章，当时的报道中，提出了要警惕炒团与地下钱庄的恐怖联姻，要警惕“热钱综合征”，但当时并未引起一些温州投资者的注意，当时许多投资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不信心十足，仿佛外面就是遍地黄金。但到2006年初，已有不少人在煤矿、楼市中套牢。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位在煤矿投资5000万的商人，因为规模达不到地方政府要求而被下令停产，血本无归。
　　所有的事实指向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相，那就是温州“炒团”并非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在风光和暴利的背后，无论是炒车团折戟镇江，水电团西南套牢，炒棉团身陷新疆，炒煤团败走山西，还是炒房团困在上海，都指明了温州炒团两个明显的弱点：
　　首先，温州炒团的组织结构完全是人格化的，没有现代的组织形式和法律保障，投资来源和数额都很不稳定；
　　其次，由于追逐暴利，温州人喜欢把钱投到收益极大并且风险极大的行业，比如温州人大量进入的煤炭业，煤炭行业近几年利润惊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温州人并没有想到近年矿难多发，国家加强对中小煤矿的治理整顿，他们高价买来的许多小煤矿没有生存机会。
　　“不赞成简单定性”
　　对于遍地开花的温州“炒团”，温州市委市政府不赞成对“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等说法简单定性。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炒煤、炒房，那是外界给的说法，我们从来没认同过。投资房产，投资煤矿，只要合法、合理，符合市场规律的，我们就不管外界多大的议论，我们还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当然如果确实有一些问题，我们作为地方政府，也会采取该教育的教育，该管理就管理。现在看来，这些行为并不是炒作，是合法的东西，符合市场规则的东西。”
　　以千亿计民间资本，争先恐后地挤入房地产、矿业等狭小通道，不能不引人关注。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希望进入壁垒更高、利润更丰厚的行业。
　　在有了“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之说以后，但凡可能有丰厚回报或有“炒”的空间的领域，社会上有人就会把各种“炒团”前加上“温州”两字，对这一切，社会，也包括温州，或多或少地显出准备不足。
　　王建满告诉记者，“国务院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无疑是民营企业的福音。但关键在怎么操作。温州有很多资本，也想投资，但是，没有通道。需要一些政策性、可操作的东西。如果只停留在原则上，那就起不到作用。现在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有钱没地方投，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又没钱，这个通道现在还没完全打通。”
　　游资正途何在
　　王建满的话触及了问题关键所在，那就是温州民间资本到底该往哪里去的问题。许多专家也持相同看法。
　　“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发育完全的经济体，它的高端服务业肯定在经济中占有很高的比重，而这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民营化的，比如金融、电信、文化等等。而这些领域，对于公平竞争、反垄断等政策性、制度性要求很高，而现在中国民营企业要进入这些领域，还有重重的政策限制。事实上，哪怕是向民资开放了这些领域，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环境，民营企业要生存恐怕也很难。另外，一些高利润的基础性行业，比如大型煤矿、石油、大型化工等产业，现在是国资和外资事实上的垄断，民间资本要想介入也十分困难。”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这样认为。
　　国家统计局2005年11月公布了的一组数据，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11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295亿元，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3097亿元，而占中国GDP约一半的民营企业利润只有1355亿元。民营企业利润微薄，和他们过度拥挤在一般性行业很有关系。在39个工业大类中，新增利润最多的石油开采、煤炭、通用设备等行业，民营企业进入门槛仍然很高。
　　周德文认为，民营资本要大规模进入国有垄断性行业，需要改革现有的投融资体制。
　　他说，“温州民间资本比较雄厚，但中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远远滞后，尽管这几年陆陆续续出台了一系列投融资改革措施，但还是远远不够。即使温州允许投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没有投融资改革，就没有渠道把民间闲散资金集聚起来，也就是说，他没办法投入到门槛高的行业。我们从学者角度，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融资的改革，尽快打通民间资本的投资通道。”
　　2006年初，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温州市委书记和本土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强调的“通道”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其中有关于放开民间金融的阐述。文件说，“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
　　对于地下金融十分发达，又有数千亿游资需要寻找出路的温州来说， 一直有放开民间金融的强烈呼声，2006年一号文件的阐述，无疑让温州人看到了曙光。
　　另外，温州民间资本主动寻找更正规、更高端的投资方向，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注意。温州民企甚至开始参与到北京国有企业改制领域中。
　　温州的三个焦点问题
　　温州文史委主任诸葛立淮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社会对温州的关注，从改革开放至今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体制问题，三是质量问题。
　　从文史的角度来看，体制问题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到邓小平南方讲话这段时间，对温州模式是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质量问题改革开放初也早就存在，当时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在这些现象很少了，但温州产品整体技术含量还是不高，归根结底也是质量问题；
　　资金问题主要是地下钱庄、民间借贷、标会、抬会等问题，现在则转变成了炒煤团、炒房团的问题，所以资金问题仍然存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温州模式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体制问题和质量问题，而现在外界对温州的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在资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