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俭　原外经贸部反倾销指导小组成员、五矿商会副会长
　　生产企业现在都是可以自主出口的，我觉得纯粹的外贸代理公司早晚会消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协会是不是真正了解反倾销诉讼，不要总想着争这个权。

何伟文　前驻美商务参赞
　　协会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的开发创新、行业协调上，而商会可以更多地关注国际纠纷。进出口商会也要吸纳更多的生产企业，不要总认为外贸企业才是自己的嫡系。

冯军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咨询部主任
　　国家撤去经贸委、成立商务部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有很多的旧的机制并没有随之改变。希望可以看到一些改革，更多地通过利益机制去促使商会和协会做事。

　　尽管几家中国企业仍然在布鲁塞尔为行业的命运辩护，但是欧盟皮鞋反倾销案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已经成为2006年的回忆。

　　“这个案子时间长、涉案企业多、影响大，集中了中国在反倾销应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国皮革协会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是时候大家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了。”

　　欧盟去年10月做出对中国皮鞋征收16.5%反倾销税的决定之后，只有四个中国企业于当年年末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指出欧盟在界定中国皮鞋造成产业损害的过程中，有不符合WTO规定和欧盟法律的做法。在这四家企业背后，是1200多家选择沉默的中国制鞋企业。漫长的讼诉期、高昂的诉讼费用、专业的法律规则，以及不可预测的结果，使大部分企业对法律过程失去信心。

　　中国企业反倾销应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协会、商会的代表性不足，外经贸系统与产业系统缺乏沟通，导致进出口商会和行业协会之间容易发生矛盾。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也直接导致涉案企业一方面无法和商务部沟通，另一方面感觉不到行业提供的支持，在反倾销应诉过程中难免有孤军奋战之感。

　　熟悉反倾销事务的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商会指责协会不懂涉外事务”、“协会指责商会不了解行业情况”的争论只是表象。问题的实质是，在这种积垢已久的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制度安排下，行业和企业的利益无法得到最大化的体现。

　　针对上述问题，原外经贸部反倾销指导小组成员、五矿商会副会长周世俭，前驻美使馆商务参赞何伟文，以及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咨询部主任冯军分别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何伟文表示，反倾销应诉就好像一台戏，花旦青衣小生，少了谁都不行。商会可能对于进出口价格更有发言权，而协会对于产业损害问题更了解。在日常的工作中，商会可以提供更多的有关国际市场、包括贸易摩擦的信息，而协会可以主导企业规范，提倡行业自律，避免不公平的竞争扰乱市场。
　　
　　“主内”和“主外”

　　《21世纪》：我们在欧盟皮鞋反倾销案中，听到很多企业有意见，比如认为商会和协会不作为，还有的说商会和协会的配合不好。有一种说法是，传统的外经贸系统不了解行业，所以没有资格来代表中国的企业。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何伟文：我认为行业协会和商会不是这么截然分开的，两者其实也有很多交叉的地方。比如现在的行业协会也非常关注国际市场，进出口商会也邀请了更多的生产企业入会。自从生产企业拥有了自主外贸权之后，外经贸和制造业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周世俭：这个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因为生产企业现在都是可以自主出口的，我觉得纯粹的外贸代理公司早晚会消失。

　　《21世纪》：那么为什么在历次反倾销案的应诉过程中，不同的商会和协会都会产生矛盾，甚至闹得不可开交，难道是因为双方重合部分越来越多，导致职能没有区分？

　　周世俭：进出口商会是对外的，和外边联系比较多，而工业协会和行业的联系比较多，两者各有长处，互相配合。比如中国和美国打钢铁官司的时候，五矿商会就是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一起去的，效果很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协会是不是真正了解反倾销诉讼，不要总想着争这个权。

　　何伟文：两者当然有区别，协会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的开发创新、行业协调上，而商会可以更多地关注国际纠纷。进出口商会也要吸纳更多的生产企业，不要总是认为外贸企业才是自己的嫡系。

　　《21世纪》：在反倾销过程中，似乎只能有一个协会，代表行业与外国政府接洽，主导应对工作。

　　何伟文：具体到反倾销应诉，就好像一台戏，花旦青衣小生，少了谁都不行。我们更多地应该探讨双方如何合理分工，而不是谁覆盖谁的问题。在反倾销问题上，商会可能对于进出口价格更有发言权，而协会对于产业损害问题更了解。在日常的工作中，商会可以提供更多的有关国际市场、包括贸易摩擦的信息，而协会可以主导企业规范，提倡行业自律，避免不公平的竞争扰乱市场。

　　商会和协会“1+1<2”？

　　《21世纪》：商务部去年已经发过文，肯定行业协会和商会在反倾销应诉中的地位，但是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商会和协会“1+1<2”的情况好像还是没有改变。

　　何伟文：这和商会、协会“半官方”的背景有一些关系，这一点需要改革。行业协会和商会不应该成为政府部门的某种延伸。比如行业协会的会长、副会长，不应该由一些政府退休官员担任，而应该由行业内的领袖企业的领导出任。而在他们之外，再设立一些专职人员，比如秘书长，来负责日常的工作，这些专职人员可以是有政府背景的人。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上新成立的协会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中央还存在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把行业协会搞成一个“二政府”，比如现在的进出口商会，除了正常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很多政府职能，比如配额管理之类，这些做法都是有问题的。

　　冯军：事实上这种商会和协会的划分，都是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现在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旧有的管理模式却并没有得到改革。比如这些协会、商会的领导都是由政府指派的，即便企业不满意，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利益损失，因此他们很难代表企业的利益。在国外的很多行业协会中，董事会由企业领袖组成，如果管理层的工作令大家不满意，就会下课，但是目前在中国这还很难实现。

　　《21世纪》：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机制问题，如果有一些其它的安排，可能双方工作的情况都会好很多。
　　何伟文：对，即使在现有机制下，如果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在商会和行业协会取得更多的权利，那么双方的基本利益就会更加倾向一致，矛盾也会少很多。

　　在对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方面，企业在应对涉外纠纷时，昂贵的法律费用不但在中国是一个问题，在美国也是一个问题。曾经有一个分析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高昂的法律规章成本。所以如果有一个能更好地代表行业的协会，通过协会来聘请律师，企业就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享受到更好的法律服务。

　　冯军：国家撤去经贸委、成立商务部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有很多的旧的机制并没有随之改变。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一些改革，更多地通过利益机制去促使商会和协会做事，从而取得更有效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