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省际差异 |
| 副标题： |
| 作者：冯邦彦 马星 来源：2005年01期《经济经纬》 人气： 时间：2009-2-18 10:49:08 进入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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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历来颇多争论，城市化水平本身的公式并无不妥之处，城市化水平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这一点无人提出异议，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如何定义城市人口上。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定义城市人口的标准。各个国家定义城市人口标准不同，用此标准定义的城市人口也就不同（表1）。
表1 不同国家定义城市的标准
国家 关于城市的定义
英国 城市状况，不管规模如何
法国 2000居民以上的集镇社区
荷兰 2万或2万以上居民的集镇社区
挪威 包括郊区和100及100人以上的聚集地
美国 2500或更多人的地区
日本 建制城镇及其他一些3万或3万人以上的聚集地 |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P236。
中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并非是用具体的人口规模来定义城市，而是采用建制城镇来定义城市人口。实际上，城市化是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城镇又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用城镇人口这个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而不是固定的具体人口数字来定义城市人口，在中国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还是比较科学的。然而，在中国，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这一问题变的复杂起来。起初中国以城市市区户籍人口为城市人口，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镇上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收入水平已经与市区无多大差异，所以将划分城市人口的标准改为城镇户籍人口。建国至今，中国经历了上山下乡的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的反常现象，也一直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只有上大学和当兵提干两条路可以突破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也由此造成了中国独有的流动人口问题，上亿的剩余劳动力带着农村户籍却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为此，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将城市人口定义为，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所有常住人口，其中常住人口还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外地人口。这就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归属问题。
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测度中国城市人口的最科学的标准。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流动人口，主张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城市人口的人认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非农业，除了家和户籍仍在农村，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分子，应当算做城市人口，更有甚者主张将其家人也算做城市人口。主张将流动人口划为农村人口的人则认为，流动人口在农村分有土地，家在农村，收入水平及生活方式皆不可与城市居民相比。这两种看法都有偏颇之处。其实，流动人口不可笼统划为城市人口或乡村人口。既然我们是在经济上谈论城市人口，就应该以经济的标准来衡量。流动人口中有一部分，常年居住于城市，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平常生活所需一切都取自城市，以经济的标准来衡量，这完全可以定义为城市人口，至于有没有地、家在那里，都不是关键的经济要素。但将这一部分人生活在农村的家人也算作城市人口则有些夸大。因此，第五次人口普查将流动人口以时间为标准分为两部分，是比较准确的。
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犹如同胞兄弟，同生同长，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容，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叶裕民，1999.）。一般认为，城市化发展呈现典型的S型曲线（图1），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前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往往呈明显的正相关性。但到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在初中期，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而到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则会形成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的格局。
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量化测度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方法：IU、NU比的国际标准值0.5和1.2；另一种为广泛应用的钱纳里标准。IU比是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钱纳里标准是钱纳里根据100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经济结构变化统计经验值。
表2 钱纳里关于不同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正常变化的统计分析
注：(1)这里的人均GNP为1964年美元计算；(2)100以下平均约为70,1000，以上平均约为1500；(3)在钱纳里的表格中，采矿业包含在初级产业而非工业中。表中非农产值和非农就业比重都是将采矿业加入其中的调整后的值。调整数据根据1960年数据计算；(4)在钱纳里的表格中，在初级产业、工业，服务业之外还有公用事业，公用事业中包含一部分工业如铁路，也包含有服务业如邮政，在表2中将公用事业归入工业，以求修正钱纳里表格，使之更符合今日的分类。
图1 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诺瑟姆，1979）
很多学者在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时，都采用钱纳里标准，但有几点不妥之处：有学者套用相应GNP与城市化关系分析中国情况，从而得出中国城市化是落后于工业化的结论，须知，钱的标准是1964年的美元，与现在的人均GNP相差甚远，需将其转化为现在的标准。也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将钱的1964年的GNP转化为现在的GDP，但在这一转化之中，由于涉及频繁的利率变化，误差是相当大的，更何况中国人民币存在严重的币值低估，更加大了误差。而且，GDP不等同于GNP，这一点被忽略掉了。由这样的方法计算出来的钱纳里标准，套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上，容易造成极大偏差。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经济发展阶段在各个国家具体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上是相同的。都要经历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互为因果的，因此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判断城市化发展是否滞后较为准确。国际上用IU、NU比来测度。现在我们先检验一下钱纳里的经验值。
由表3可以看出：城市化率为12.8和22时，也就是非农就业比重小于46%时，IU比和NU比与标准值偏差较大，其余水平时，IU比和NU比与标准值偏差基本上未超过上下10%的幅度，在这些情况下，钱纳里的经验值与IU比、NU比基本符合，说明城市化与工业化、非农化确实存在紧密相关性。我们可以用表3中钱纳里的经验值为标准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进行检验。另外，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从事非农产业的非城市居民，逐步在城市定居的过程。与城市化水平相对应的工业就业比重和非农业就业比重是测量城市化水平是否滞后的重要参考。
表3 用IU、NU比检验钱纳里经验值
但是，在钱纳里的表格中，公用事业是一个单独产业，既不属于工业也不属于服务业，在现代的统计中已不采用这种分法。因此，为避免误差，我们用非农就业比重作为测度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标准。城市化是否适宜，实质是非农劳动力是否足够多的转化为城市居民，适合的城市化水平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是可以适度的转化为城市居民，城市化水平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总保持一个适度的差距，而不是非农劳力无法转化，形成聚集和阻碍。至于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它与城市化的关系因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差异很大。比如中国和日本，二者差别就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并不能说明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而只能说明，这两个国家的非农产业产值高，而相应就业人数却少于其他国家，使得非农就业比重小。最终就出现了这种矛盾情况：城市化远落后于非农产值，但却与非农就业比重相适应。这种情况不能被视为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
三、对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的分析
由表4可以看出，整体上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同时由图2可知，中国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就业比重的差距逐年缩小，到2002年二者已基本相符。
表4 1990-2002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与钱纳里标准的偏差
年份 非农就业 中国城市 钱纳里标准 与钱纳里
比重 化水平 标准的偏差
1990 39.9 26.41 33.25 -6.84
1991 40.3 26.94 33.58 -6.64
1992 41.5 27.46 34.58 -7.12
1993 43.6 27.99 36.33 -8.34
1994 45.7 28.51 38.08 -9.57
1995 47.8 29.04 37.60 -8.56
1996 49.5 30.48 39.50 -9.02
1997 50.1 31.91 40.10 -8.19
1998 50.2 33.35 40.10 -6.75
1999 49.9 34.78 39.90 -5.12
2000 50.0 36.22 40.00 -3.78
2001 50.0 37.66 40.00 -2.34
2002 50.0 39.09 40.00 -0.91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3计算得出。
注：(1)钱纳里标准根据各个区间平均算出；(2)1990-1994年，非农就业比重小于46%，因钱纳里标准误差大而采Nu比计算的标准。
图2 中国城市化水平与钱纳里标准的比较
四、对各省区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进行分析
向来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分析，都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国内各省区差别之大超过许多国家之间的差别，将这些省区合在一起作为整体分析，忽略各地差异，将他们的平均水平作为中国的实际水平，并将这一平均水平与中国工业化做比较，这样得出的结论误差会很大，也无法看清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因此，对各省区的分析非常必要。
表5 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省际差异
地区 非农产业 城市化水平钱纳里标准 与钱纳里 城市化速度
就业比重 标准的偏差
上海 86.9 88.31 65.6 22.71 2.208
北京 88.3 77.54 65.9 11.64 0.446
天津 80.1 71.99 63.9 8.09 0.334
云南 26.1 23.36 8.70 14.66 0.864
海南 38.7 40.11 25.8 14.31 1.606
黑龙江 50.5 51.54 40.5 11.04 0.438
西藏 26.2 18.93 8.70 10.23 0.634
吉林 49.8 49.68 39.8 9.88 0.703
青海 39.1 34.76 26.4 8.36 0.741
内蒙 45.5 42.68 34.9 7.78 0.656
贵州 32.7 23.87 16.9 6.97 0.494
广东 58.9 55.00 49.0 6.00 1.823
广西 37.8 28.15 24.7 3.45 1.305
新疆 42.3 33.82 30.5 3.32 0.191
湖南 39.2 29.75 26.5 3.25 1.152
辽宁 62.3 54.24 51.8 2.44 0.339
宁夏 42.2 32.43 30.5 1.93 0.671
山东 46.9 38.00 36.6 1.40 1.066
河南 35.9 23.20 22.0 1.20 0.768
重庆 43.5 33.09 32.2 0.89 0.476
安徽 40.2 27.81 27.8 0.01 0.991
陕西 44.3 32.26 33.3 -1.04 1.076
四川 40.4 26.69 27.9 -1.21 0.773
福建 53.1 41.57 43.4 -1.83 2.021
湖北 52.0 40.22 42.2 -1.98 1.132
浙江 62.2 48.67 51.8 -3.13 1.585
甘肃 40.3 24.01 28.0 -3.99 0.197
江苏 57.8 41.49 47.9 -6.41 2.025
山西 53.3 34.91 43.6 -8.69 0.618
江西 48.1 27.67 37.9 -10.23 0.727
河北 51.2 26.08 41.3 -15.22 0.700 |
注：城市化速度是1990-2000年年均发展速度（百分点）。
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各省区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有这么几类：
第一类，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按国际经验，城市化率超过70%就会趋于稳定，三市的城市化率都已超过70%，不存在城市化落后或超前的问题。更为特殊的是三者皆为城市经济体，不能以国家经济体标准衡量。
第二类，云南、海南、黑龙江、西藏、吉林、青海、内蒙古、贵州、广东。表面看来，城市化水平是快于工业化，快于非农业就业的。具体分析一下，我们从表3中可知，当非农就业比重小于40%时，钱纳里标准与NU比偏差很大，无法作为我们对照的标准。因此，我们对非农就业比重小于40%的省区进行NU比分析。结果如下：云南1.12，海南0.96，西藏1.38，青海1.12，贵州1.37。从中可以看出，云南青海城市化稍微超前，并不是表3中所显示的大幅超前。西藏贵州稍微落后，不是大幅超前。最特殊的是海南省，它的城市化大幅超前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城市化比重竟然超过了非农就业比重，也就是说，如果就业人口结构比重和城乡人口比重一致的话，那么，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竟然是城市居民，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原因有二：即统计标准差异和统计数据误差。开发海南的过程中出现被占地居民成为城市居民，同时无非农就业出路，仍然必须从事农业劳动。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都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化超前，主要是因为国家“三线”建设时过多将工业集中于此，造成非农就业比重高，城市化水平高，改革之后，工业日趋衰落，失业者增多，城市吸收劳动力能力很难提高。广东城市化超前主要是地区的不平衡，珠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落后地区城市化水平滞后，所以广东全省并不存在超前情况，而只是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类，辽宁、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城市化水平基本上与非农化、工业化相适应。其中非农就业比重小于40%的省份重新用NU比分析，其结果是：广西1.3，湖南1.3，河南1.5。广西湖南城市化水平略微落后，河南严重落后。
第四类，江苏、山西、江西、河北。除了江苏之外，其他三省区城市化水平严重落后。
五、城市化速度的分析
由于下述情况，有的地方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但同时城市化水平每年的增长率要快于国际上的普遍速度，我们就不能简单说此地城市化落后，也不可简单采取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措施。
我们选取三个不同国家，美国、日本、韩国作为比较对象，因为这三个国家城市化进程完成于不同发展时期，也都是公认的经济成功国家。没有人说这三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和工业化发展关系存在不协调。也就是说，三国是公认的城市化比较成功的国家。此外，尤其韩国和日本，都曾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加速城市化的追赶型经济发展过程，两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与中国极为相近。所以，中国与上述三国的比较将会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表6 中国与美、日、韩三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比较(%)
城市化水平地区 10～20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中国 0.981
韩国 1.02 1.9 1.44 0.61 1.5
日本 1.12 0.81 0.94 1.00 0.86
美国 0.45 0.42 0.58 0.58 0.43 0.47
世界平均 0.34 发展中地区平均 0.52 |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的资料计算。
注：(1)中国城市化速度为1990～2000年的年均发展速度（百分点），在此期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26.41%增加到36.22%。2000～2002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年均递增1.44个百分点。世界平均，是城市化水平从29.2%～39.5%的发展速度；发展中国家平均，是城市化水平从24.7%～38.2%的发展速度。
(2)日本增长速度中的0.81、0.94、1，是根据日本建制城市化水平计算。
从上表可知，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远高于同样水平时的世界平均发展水平和发展中地区平均水平，略高于日本，但远落后于韩国。2000年后中国城市化发展更为迅速，在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基本符合的情况下，如此迅速的发展，说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图1）。中国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将迅速增加。
第一类省区属于城市经济体，譬如香港和新加坡，是不能简单套用钱纳里标准的。但上海近10年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增长迅速。第二类省区，海南广东城市化水平提高非常快，远远高于国际平均值甚至美、日、韩，黑龙江贵州相对较慢，其他省区正常。第三类省区，浙江、福建特快，广西、湖南比较快，陕西、湖北快，辽宁、重庆较慢，甘肃、新疆特慢，其他正常。第四类省区，江苏特快。从中可以看出，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城市化超常发展。
【参考文献】
[1] 钱纳里.发展的格局1950～1970[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2] 陈颐.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
[3]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5).
[4] 石忆邵.关于城市化的几个学术问题的讨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5] 洪银兴.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J].经济学家，2003,(2).
[6] 李小建.新世纪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J].经济经纬，2004,(3).
[7] 钟秀明.实行城市战略中几个关系分析[J].经济经纬，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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