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和新加坡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国际航道的要冲，是世界著名的自由港。其经济都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取得了高速增长，与韩国、台湾一同被列为“亚洲四小龙”，并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行列，在世界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因此，香港与新加坡在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为：

    首先，它们都经历了以传统的转口贸易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时期。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z)的研究，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或服务经济社会。（注：莫凯《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7-38页。）然而，香港和新加坡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则是从贸易转口港起步的。诚然，香港和新加坡开埠前，都曾是不显眼的小渔村，属海岛型渔农社会。但它们在开埠后，都凭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良港，成为亚太区著名的贸易转口港。转口贸易业成为其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产业。正因为如此，转口港时代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和所发展的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有利于它们日后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工业。

    其次，它们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工业化”时期。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先进工业国劳动成本的不断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这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发达国家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自己则致力于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香港、新加坡为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及时把握这一良机，它们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适时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实现了工业化，推动了经济起飞，形成学术界所说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这一时期，香港和新加坡都成为亚太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再次，80年代中期以后它们都进入了后工业化或服务经济时代。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其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在高速增长的“工业化”时期，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绝对比重。实现工业化后，它们的产业结构都转向第三产业，其中，进出口贸易、金融等行业都成为服务经济的重要行业。199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占了85.2%，其中，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占25.4%，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占26.2%。该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占71.5%，其中，金融和商业服务占30.9%，贸易占18.8%。这一时期，香港和新加坡同为亚太区主要的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航空中心、金融中心以及旅游中心。

    二

    诚然，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道路在许多方面又截然不同，在产业结构演变方面因两地的具体条件不同，尤其是采取的经济政策不同，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实行工业化的最初推动力和发展战略不同。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香港经济生命线的转口贸易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对华禁运政策的严重打击，经济陷入全面衰退。这时，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一批实业家，主要是纺织业企业家，利用当时香港劳动力价格低廉、产品成本较低、又享有英联邦特惠税待遇的优势，开始创建现代纺织工业，推动了最初的工业化进程。如果说香港的工业化首先由民间企业家推动，那么，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则主要由政府推动。正是新加坡政府实施的以发展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多元化政策，启动了最初的工业化进程。

    香港从迈向工业化之初，就直接进入“出口导向”阶段，而新加坡则是先进入“进口替代”阶段，才转入“出口导向”。50年代初，香港人口仅200万人，本地市场狭小，制造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缺乏，加上香港长期担任转口港角色，大部分消费品依赖进口，市民对进口商品形成偏好，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缺乏资源及市场基础。因而，香港并未经历“进口替代”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出口导向”阶段。相反，新加坡独立初期，一度与马来西亚合并，政府希望新加坡的工业能占领马来西亚的庞大市场，因而首先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其后，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才转向“出口导向”。这种差别，使香港的出口工业占了先机之优，特别是使它的纺织、制衣业获得更多的配额，这也是它的纺织、制衣业长期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香港的制造业本身并未经历了明显的升级转型，而新加坡则经历了这种转型。这是香港与新加坡在产业结构转型中最重要的差别。

    现代产业结构理论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转型有两个特征：首先是新科技革命引起的工业或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使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工业或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引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刺激服务业的需求和供应，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因此，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制造业本身的升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从重化工业逐渐向高加工化工业以及以资讯产业为核心的新兴工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即紧跟西方发达国家的调整，加快向工业化过渡。“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台湾、新加坡均能跟上这一调整，推动自身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以新加坡为例，80年代期间，新加坡通过引进外资，从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成功地建立起以电子电器、石油提炼、机械制造（主要是造船）为主体的制造业，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建立起门类相对齐全、结构相对合理的、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70-80年代，香港也力图跟上这一调整，电子业的崛起就是一个证明。然而，香港最终因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始终未能完成制造业本身的升级转型。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的制造业尚未完成升级转型，基础性工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还未确立优势的时候，这些行业已大规模北移广东珠江三角洲。进入90年代，香港本土的制造业仍未能显著改变内部的结构。因此，香港产业结构的演变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它与技术进步的脱节。

    由于这种差别，新加坡的产业结构明显要优于香港。新加坡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制造业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是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1997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仍占24.3%，新加坡政府的目标是要确保中长期内制造业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并保持每年至少增长7%的发展势头。相比之下，香港制造业却在90年代呈萎缩之势，1997年香港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达6.5%，令整体经济结构失调，出现了“空心化”的危机。

    第三，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被动，主要受市场机制的诱导；而新加坡产业结构的调整则主要是新加坡政府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结果。纵观战后数十年来两地产业结构的演变，香港主要依靠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在其中只起辅助作用。香港两次产业结构的转型都说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在产业结构的转型中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指导并直接参与了产业结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