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看到，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系的“东窗事发”，张维迎先生再一次被动地卷入到危机之中，可以用风口浪尖来形容。公众对张教授的质疑不断，主旨无非三点：一、张教授被顾雏军“收买”了；二、以张教授为主导所倡导的国有企业改制方向存在问题；三、张教授在整个科龙事件过程中的态度及言行表现惹起众怒。

     到现在为止，笔者对张教授的学术才华依然是钦佩和敬仰的。不过，如果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张维迎先生的言行确实存在着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恰对危机管理略有研究，故斗胆发表一二言语。

     论战阶段，张维迎教授缺乏“大家风范”，故先失一局。应该说，郎咸平扮演了一匹“黑马”，因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相悖而抓住了舆论关注的兴奋点。从一开始经济学家们的集体沉默，到后来张教授出面声称“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这种言论显然有失学者的风范，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一言堂的时代，作为一位大师，要容许不同的声音甚至反对的声音出现，这才是做学问的要义所在，真理越辩越明嘛！正是因为张教授如上的言论出现，使得同情和关怀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郎咸平这边。

    通观整个“倒顾”过程，郎咸平并没有体现出多么高明的过人之处，他只是率领弟子以公开的信息作素材，从财务分析的角度再结合自己的判断得出了众所周知的所谓“郎氏结论”。郎咸平的结论只要略有财务专业知识的人士都可以得出，但很是遗憾，独立董事们没有做、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做、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做。就郎咸平先生的表现来看，只不过是反映了一个学者应该有的理性和责任。事实上，郎咸平的理论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而且更多的还是以西方的较为成熟的经济制度、企业制度和经理人制度为范本，“舶来品”的味道甚浓，并没有多少创新的东西。这种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现状、摸索中的企业发展和改革的现状还很难说。

    在“说与不说”的优柔徘徊中被公众选择用脚投票。什么是经济学家，笔者以为构成经济学家的几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一是严谨二是诚信三是深度，缺一不可。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当以顾雏军为首的格林柯尔系高官层被捕后，当初力挺顾雏军，乃至出席“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的经济学家们再一次选择了沉默，只有钟朋荣和张维迎发了点声音，钟教授把顾雏军的失败归结为“任脉不广，不擅长公关”，而张维迎先生则索性“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前者显然过于草率，如果顾雏军不擅长公关的话，他能够在国有企业的购并大潮中攻城掠地而一路畅通吗？他应该是位高手才对。至于后者，仅凭一句“不熟”是说不过去的。毕竟你有言在先，讲过“如果顾雏军错了，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路线便错了”的话。如果对顾雏军和科龙不了解的话，怎么能可能草出此言呢？显然，前后矛盾不言自明。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张教授一直在“说与不说”中进行着挣扎。从一开始面对郎咸平的挑战保持沉默，后来出面应战，但却没有非常有利的论据真正潜下心来参与论战。再后来，当顾雏军被捕后，舆论矛头直指经济学家的时候，张先生再度选择沉默。其实，我们看到当张先生再度以“不熟”回应之前，因为无人应战，已经渐趋势弱，这个时候如果张教授不出面也就罢了，可偏偏他又发表了“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的言论，再度激起了媒体的兴奋点，对舆论无异于火上浇油！

    危机管理学里有一招叫“沉默是金”法则。亦即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如果你有更好的应对策略，能够与受害者或者舆论保持一致就最好不过。如果没有，那就干脆保持沉默下去，危机管理最为忌讳的就是站在舆论和公众的对立面。试想，同样参与“科龙二十年”研讨的，有那么多机构和著名经济学家，当顾雏军事发后，大家都保持了一贯的沉默，而公众并没有一直揪住不放，甚至已经把他们给忘了，唯独我们看到的是张维迎先生出面了，无疑与公众和舆论形成了“单挑”的局面。这，也许是张教授需要深思的。

    律师函彰显了“以强凌弱”的负面形象。我们看到，在8月中下旬的时候，张教授因为不堪网站、报纸等媒体各类“对其形象影响极坏”的报道、帖子等，而拿起了法律的武器，陆续给一些媒体和作者发了律师函，试图从司法的角度挽回自己的形象和名誉损失。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这无疑是一个败笔。现在已经是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社会，况且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允许任何人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加以解读的。如果当事双方不能够给出完全的事实真相时，作为第三方的媒体和作者的个体，是允许做出合理的调查和揣测及至推定的，但这种猜测和推定并不会是说就给予了被推定对象最后的定性了，除非是恶意的人身攻击，又何谈侵权之有？退一步看，即使通过司法途径，张教授胜诉，除了胜诉本身，又能收获得什么呢？或许反而倒成全了不少媒体和个人呢！显然，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而且，危机管理最为忌讳的可能就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想封住什么人的口，这是最为笨拙的处理方式。

    不妨还原公众一个“真相”。危机管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就是坦诚。遭受危机的组织和个人都应该在第一时间，将最真实的一面告知公众，以避免更多的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揣测和臆断。

     现在对于张教授而言，做危机管理很重要的核心一步，而且是简单的一步，就是还原事件的真相，给公众一个说法。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大家无非关注两点：一张维迎先生有没有收取贿赂（收买），二张教授对科龙都作了些什么，到底熟悉到什么程度？就笔者来揣测，张维迎教授不可能收取科龙或者格林柯尔的贿赂，或者说被顾雏军收买、成为科龙的宣传工具什么的，想必这一点点职业道德或者学术操守还是有的。

     不过，既然是大家司空见惯的研讨会，作为主办方所邀请的嘉宾，就其所研究的领域发表一些看法，并收取一些合理的酬劳费（俗称出场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并不能算得上贿赂。像郎咸平先生，据说现在的参加演说或者授课等每天的出场费为4万元，并没有人认为有被贿赂之嫌。至于对国有企业的改制观点，甚至科龙改制方略，张教授也没必要急着进行否认。就笔者的愚见，科龙、美菱等企业改制的方向并没有错，只是操盘手进行了误导和违规操作产生了今天的结局。

    在当今经济学家越来越娱乐化的趋势下，经济学家已经成了公众人物，具有了一定的公信力和风向标的作用，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代表着一种政策、方向或者信号，是要对社会负责的，需要倍加谨慎。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张教授可以考虑导入第三方危机管理策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