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脚步已在我们的耳边响起,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21世纪必是以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在这里,我想谈谈我对货币资本化发展较快的广东及浙江民营企业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民营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对于何谓民营经济,社会上对其存在着认识上的两种误区。一个误区是认为民营就是私有,这种说法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相当不利。持这种观点意味着民营企业就是私人企业,民营化就是私有化。但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来看,民营资本为民所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在传统的按所有制划分的企业形态中,集体企业是公有性质的企业,因此,集体企业不在民营企业范畴内,这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都把民营企业与私人企业等同起来,使民营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另一个误区是认为民营企业不是公有企业。而事实上,民营与国营相对,而不与公有相斥,民营完全可以是公有,是社会所有。因此,归纳民营企业的概念就是:任何非国有独资的企业均为民营企业。或换一个角度说,结合中国的现状,民营企业将包含三种类型:第一是被自然人股东所有的企业;第二是出资人主体模糊的集体企业;第三是非国家独资所有的社团法人、财团法人及国有参股和控股的企业。
广东和浙江是两个货币资本化发展较快的省份,其资本化的程度都比较高。两者当中突出的是浙江省。浙江的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国民营之都”,也被视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晴雨表”。温州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以我所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的原因是历史渊源方面。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社会发展很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只有3个多亿,全市人民在人均不到半亩的耕地上搞饭吃。“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成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温州一带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冒着被遣送回家的危险,一批批得外出闯荡,坐起小买卖和小生活——弹棉、养蜂、修鞋、摆小摊。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得温州人生来能吃苦,擅长手工业,练就了一身买卖经。可以说,温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就,民营企业的大量快速发展,是现实环境逼出来的,是吃苦耐劳加闯劲干出来的。其次,就是温州有着自身很深的文化底蕴。这一文化就非常灵活地体现在温州人的精神上。温州人的明显的特点就是恋家不守土,走四方,而把根留住;再一个就是能进能退,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就是双赢重诚信。第四就是共生且共荣,这就体现了温州人的个性。最后一点就是政府的积极推动作用。各级政府巧妙地为早期找不到合法经营身份的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安全隐身空间:挂户经营。这样使得那些得不到社会承认的千家万户的家庭和私人企业,通过“挂靠”集体企业的方法,能够名正言顺地和全国各地建立供销关系。
除了温州之外,杭州,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民营企业都发展得十分迅速。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告诉我们,只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着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蕴藏在广东土壤里无限的创富激情和蓬勃的生命力同样也会迸发出来。与浙江相比,广东在推动内源经济方面赶不上浙江的步伐。“内源性"经济主要是依靠本地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其特点是经济发展基础比较稳固,主动权比较大,增长速度波动小,但资源配置有局限性。而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外向型(外源性)经济比重大。外源性经济主要通过持续大规模地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其特点是资源配置空间大,发展速度快,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追赶型目标的主要方式,但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大,主动权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增长速度不稳定,抗风险能力不强。外贸是广东经济的传统优势,广东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毫不含糊。广东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去年,广东出口1184.7亿美元,增长24.2%,拉动全国出口增长8.7个百分点,占全国总出口量的36.4%。但是,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外资进入中国的地域更广阔了。广东利用外资的地缘优势在减弱。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广东利用外资的竞争力在下降。有迹象表明,广东利用外资的老大地位面临挑战。因此,是否能充分发展内源经济成为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又一瓶颈。广东的民间资本开放市场总是难以突破。这除了市场环境和民营企业自身条件的制约因素之外,主要仍是政策制度的因素。有些名义上已经开发的领域,实际上仍由许多环节制约,使得民间资本无法获得。我觉得如何唤醒民间资本,从而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是广东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焦点核心问题。广东的民间投资不振,并不是说没有资金。有统计表明,广东的民间储蓄很多,若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外汇,债券等,实际的民间金融资金应约有10万亿,但它们大部分没有进入投资领域。高储蓄率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民间资本似乎只有数字上的象征意义。民间资本没有去处,只能躺在银行里“食利”。广东似乎患上了“资本过剩症”。我认为,之所以有这么多闲置的民间资本,是由市场环境及思想观念、体制、法规、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的。社会上对民间投资存在偏见,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民间投资存在歧视的态度,使民间投资难以享受与国有投资的同等待遇。另外,浙江的民间上市公司比广东多得多。拿温州为例,在国内,南到三亚,北到漠河,西抵拉萨,东临青海,都可以看见温州人的足迹。他们有些企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公司、分销店、办事处。在国外,温州企业更是遍布世界各地。反观广东的企业,鲜有几间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名气的企业。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在这里我想谈谈我对广东未来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些看法。与对外开放一样,对内开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广东要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我认为,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步子应该大致协调一致,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尤其要这样。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外资,忽视对内开放,一定会产生很多问题。首先是外资的优惠政策,其次是政府颁布的有利于吸收外资的政策,再次是关税的降低,都会引起外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对民营或是国营企业都不公平。广东要建设经济强省,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在发达的外向型经济基础上,大力发展扎根于本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大企业集团和大公司,使之成为我省“内源性”经济的主导力量,推动“内源性”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从而不断增强广东国际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省会,应该以城市的基础建设和公用事业为突破口,积极引入和吸收民间投资。例如政府可鼓励民间投资主体投资高速公路,地铁,桥梁,隧道或港口。同时我们也可以公开竞标,放宽门槛,扩大民间投资领域。只有将外源经济和内源经济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集抗风险能力强、活力强、适应能力强和发展后劲足的特点于一身,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快速增长。
以上便是我对浙江,广东两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些粗浅认识。通过对两者的比较,使我认识到民营企业对于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全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建立不起来。而发展民营企业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刺激民间投资,使货币资本化。而对于如何唤醒民间投资,则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任务。从短期看,民营经济会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一定的发展,但就长远看来,若不改善投资环境、放宽门槛、改变观念和政策体制,民间投资不可能有突破。中国已经入世,一个有利于民间投资的开放市场将会形成。民营经济的复兴必将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是每一位商界人士不可推御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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