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娱乐圈、体育圈都流行一种“泛娱乐”的现象。在这种大环境下，公众人物和记者的关系越来越微妙：既希望记者给自己做宣传，又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过度曝光。因此，这个特殊人群往往会因为职业或者个性以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对记者采访产生抗拒心理。打开他们的心理缺口，获得第一手的采访资料，是记者工作的第一步。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在采访公众人物的过程中，运用适当的心理战往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结果。

公众人物心理状态分析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应对采访对象的抗拒心理，首先要掌握他们抗拒的源头。

在娱乐圈、体育圈里，公众人物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学会接受采访。不过，在与媒体接触多了之后，他们又担心媒体的介入会影响他们所代表的一种固有形象，从而对采访带有一种戒备的心理，或制造假象来混淆采访的真实性。一位社会学家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人在社会的舞台上具有两面性，所以人会有不同的表现。通常在公众面前具有表演的一面，他会把最为人性理性的一面表现出来。即使退出舞台之后，这也已成为一种习惯。”

公众人物有其共同的心理外在表现。在这一人群中，又可分为不同的小群体。按其身份分，可以分为政界、娱乐界、体育界、科技文化界以及普通人因为某件事而出名受关注的，等等。其中，他们又会因为身份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采访表现特点：一般而言，领导人物善于归纳和分析，谈话较有条理，却也容易打官腔，摆架子；娱乐界人士善于言谈，言语流畅，较为热情，却极容易模式化回答，“无可奉告”，“对此媒体可能有些误会”都是常见的推托与掩饰；科技人员、专家学者态度严谨认真，讲话讲究分寸，而这个分寸极有可能演变为过度谨慎而不吐实情……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程度都会使采访对象呈现出不同的采访表现。

在娱乐、体育新闻采访中，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敏感新闻、负面报道以及绯闻上，当记者向当事人求证时，往往能感受到他们强烈的抗拒情感。比如“谢霆锋顶包案”期间，当事人以及其经纪公司都拒绝接受采访，直到现在，谈及这方面问题，谢霆锋也是采用回避政策；再比如，“菲鹏恋”的问题，当事人一直不愿接受媒体采访……

了解这些对象的心理状况无疑是采访获得成功的一块奠基石。只有深入地了解这些基本情况，才能真正叩开那些“困难”对象的心房，从而成功地完成采访任务。

记者心理因素的影响

其实，在与采访对象的交流过程中，记者本身的性格、兴趣、情感等心理因素往往也会直接关系到采访的深入程度，进而影响到采访的成败。因而，记者对自身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1.性格。人的性格有互感作用。记者与访问对象的性格投合就会受到欢迎，就会促使对方推心置腹地谈话。反之，性格迥异，双方的隔阂就会增大，访问的难度也就自然增大了。因此，每个记者都应对自己的性格有全面清晰的认识，扬长避短，使采访获得更大的成功。

2.兴趣。 记者与访问对象能否对所谈的话题产生共同兴趣，往往是访问顺利与否的关键。有了共同兴趣，双方关系融洽，就能倾心交谈。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是多方面的，包括思想、感情、知识、经验、爱好习惯等。只要找到一点，就可以产生共同语言，打开搞好采访的通道。比如采访林志颖，和他聊赛车他会和你说个不停；采访任达华，和他聊摄影，他会跟你讲许多有趣的故事；采访梁朝伟，跟他讲大海，聊演戏，他的沉默寡言会一扫而光……

3.情感。采访中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情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记者同采访对象情感一致，就会产生心理上的共鸣，从而缩短心理差距，使对象在最大限度上与记者合作。反之，情感相左，记者与对象就会感到“格格不入”，采访就很难顺利进行。要达到情感一致和心理上的共鸣，在短时间内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这就要求记者想方设法同对象熟悉起来，建立起友谊。

打一场心理游击战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了解了在采访明星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遇到的困难。下面，笔者联系实际工作情况作一些案例分析。

1.“强势效果”。在记者的采访中，会碰到一种被控制的情形。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采访个性太强、习惯生活在自我世界中的公众人物，或者正当红的公众人物时，他们往往在气势上就给人一种压迫感。姜文就是一个例子，和他打交道的大部分记者，都会对他产生“怕”的感觉，生怕在他身边说错了话，被他顶回去。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经常会用“你觉得呢？你认为呢？”做为回答。采访这类公众人物时，首先要克服自身的畏惧情绪，不打无准备的仗。多了解他的作品、为人，摸清楚他在意的东西、得意之处、甚至失败的记忆等，要做到开口就让他觉得“你和别的记者不同”。这种强势效应往往会激励被采访人的情绪，毕竟“两强相遇勇者胜”。

2.“温情效应”。在采访过程中，适当地采用温情效应，也往往会得到惊喜的结果。最简单的温情效应是和公众人物拉“老乡”关系。很多公众人物会对家乡的记者另眼相看，心理防备也会相应减弱。2002年武汉籍歌手高峰在北京病危的系列报道，记者就是得益于“温情效益”。当时，高峰已经住进了隔离病房，除了亲人和少数几个朋友外，没有人能见到高峰。作为武汉地区唯一来的媒体，在病房外死守了4天几乎毫无进展。眼见其他媒体逐渐放弃，记者想到了变通的办法：人进不去，能不能递条子进去，哪怕得到高峰的只言片语，也是最大的成功。当时，记者坐在病房门外，用采访本上的纸给高峰的父母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我是来自家乡的媒体，带来了家乡人的慰问。我们只想知道，这个从武汉走向全国的武汉伢，现在好不好。没过多久，高峰的父母就回信给我了，除了感谢家乡人的关心，还说明了高峰的近况。当天夜里，高峰去世了。这张纸条就成了高峰父母唯一一次和媒体正面接触。

3.“迂回战术”。当某个公众人物处于敏感时期的时候，对记者来说这既是出新闻的阶段，也是采访最艰难的阶段。如果采取“正面强攻”不行，我们可以采用迂回战术，以期达到效果。笔者今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采访期间，当时，黄秋生因为“炮轰元华”而处在风波中心。在采访黄秋生时，开始他的态度很不合作，对媒体有很强的敌意。在他看来，这场风波都是香港媒体“断章取义”而引起的。记者决定不从正面入手，改为和他的经纪人套近乎，首先取得其经纪人的信任，再由其经纪人引见给黄秋生。就是这样一个小迂回，黄秋生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改变，采访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另外一种迂回战术就是在面对“困难”对象提问时，采用旁敲侧击、逐渐深入的策略。2个月前在采访毛舜君时，笔者很想了解这个唯一被张国荣承认追求过的女人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于是，笔者首先抛出了一个试探性的问题：“张国荣忌日快到了，我发现香港街头还有很浓的悼念气氛，你感受到了吗？”试探她是否抗拒回答这类问题。接着，记者再追问：“你最想对还怀念他的歌迷们说什么？”这其实也是一个“诱饵式”的问题。最后，抛出最中心的问题：“你最想对离去的他说什么呢？”从而引导毛舜君打开心扉，开始述说。

综上所述，在采访公众人物时，心理攻坚战是必不可少的。记者首先得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有能力去应对各式各样的“困难”对象。然后善于利用各种技巧，从而高质量地完成采访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