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林尚沃单独叫来了朴钟一，对他说：“昨天夜里，我想了整整一个通宵，决定把人参价格调一调，你把这个交给王造时，让他发布这个新价格。”

    说着，林尚沃把一张新写的纸递给朴钟一。朴钟一接过去，看了看林尚沃的眼色，小心翼翼地问：“您是说您接受了那帮人的要求吗？”

    朴钟一不能理解林尚沃的态度。中国商人们要求林尚沃将“人参一斤银40两”的公告价格降到原来的每斤20两到25两的水平上。

     “你只管好好按我的话去做就行了。这是我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既然我已经定了，你们就照办吧。”

    林尚沃态度很坚决。朴钟一再也不能说什么，拿着那张纸就出了客馆。一出客馆，朴钟一马上看了看写在纸上的最终公告价格。看了一眼，大吃一惊。他简直怀疑是自己看错了，又看了第二次、第三次。但那的确不是梦。朴钟一想回去找自己的东家林尚沃，脚步却不能向回转。因为他想起了那异乎寻常的果断声音：

     “既然我定了，你们就照办吧。”

    朴钟一马上去同仁堂找王造时。和朴钟一一样，王造时也大吃一惊，一副惊疑不定的表情，但最后还是决定照林尚沃的决定去办。

    听说同仁堂中药店前换上新的布告牌，中国药材商们激动得欢呼雀跃。通过这次空前的团结，他们形成了强大的抵制联盟，他们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们终于扳倒了朝鲜参王林尚沃。

    赢了。

    中国商人们欢呼起来。

    终于赢了林尚沃。不但赢了，而且挫了林尚沃的自尊心，从今往后人参的价格就可以由中国商人们任意操纵了。

    中国商人们三三两两地走上了前门大街。正是过年时节，街上到处在燃放爆竹。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仁堂前。

    但那一瞬间，他们却再一次惊呆了!的确，以前的告示牌已被取掉，又挂上了一个新的告示牌。但那新的告示是这样写的：

     “人参一斤银45两”

    人参的价格非但没有降回原来的25两，反而又涨了5两，从40两升到了45两。一斤40两的公告价格本就是几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天价，可现在，这天价之上又添了5两。

     “鬼子！”

    人群中不知是谁和着唾沫吐出了这样一句话。“鬼子”，是对像鬼一样肮脏的人的诟骂。马上，又有谁“呸”了一声骂道：

     “偷儿！”

     “偷儿”，指盗贼，是对偷窃他人财物的卑劣的盗贼的骂语。

    他们一个个唾沫飞溅地大骂着，骂过后再次商定坚决把这个朝鲜人参贩子林尚沃赶出北京商界，做完这个决定后，他们就离开了那里。

    但真正的当事人林尚沃却稳如泰山，不为所动。他已从石崇大师留给他的“死”字里谋到了收拾乱局的秘方，因而决心既定，天下太平。贴出了更高的公告价后，林尚沃压根就不再理会买卖的事儿。他向朴钟一和几个跟随自己的下人撒出大把大把的银子，让他们去喝酒，去解闷，痛痛快快地去玩一通，自己则和金正喜双双遛起了北京城。

    当时，北京住着两位巨儒，一位是翁方纲，一位是阮元。他们两位是中国清朝知识界的精神领袖

    秋史金正喜受过朴齐家的北学思想熏陶，但他的成就却是缘自清朝代表性的实学家翁方纲与阮元。金正喜师从翁方纲，学经学、书画、金石学，尤其是随精于篆、隶、楷、行诸体的翁方纲精研书法，创造了独特的、金正喜特有的秋史体书法。而阮元是当时中国考证学派的泰斗，中国代表性的思想家，作为一个大学者，他博于经史，在金石学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

    秋史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不过是短短40天。据记载，金正喜10月28日随父亲金鲁敬为陈奏使的出使队伍起程，12月22日抵达北京，次年即1810年2月1日，阮元率弟子朱鹤年、洪占铨、金勇、李林松、刘华东为即将离开北京的金正喜设宴饯别。从这个记录来看，金正喜在北京逗留并同这些巨儒交游的时间不过月余而已。但就在这一个多月的短暂交游中，金正喜大开眼界，而且声名大振。

    梅花的怒放并不需要太久的时日。只要到了春季，有和煦春风的吹拂和温暖阳光的照射，它就会在一瞬间突然开放。从这一意义讲，如果金正喜是一束梅花，那么翁方纲和阮元就是这束梅花的春风和暖阳。

    金正喜的才华，因为导师朴齐家在北京的数度盘桓早已在北京的学者间广为传扬。因而，他们对随出使队伍前来的金正喜已耳熟能详。据记载，当时的少壮派学者曹江曾这样描述金正喜：

     “东国有金正喜先生，号秋史，年方24岁，慨然有行四方之志。曾有诗云‘慨思四海结知己，寻觅同心愿为死，但闻天涯多名士，对酒当歌羡不已’，以此足见其大家气象。据称，其独标高于世，不为现实所羁绊，善赋诗，善饮酒。常称景仰中国，于东国无可相与之士子，方今随使臣而来，愿交天下名士，效古人为情谊而赴死之风范。”

    比这篇文章更让金正喜名声鹊起的是当时的另一件逸闻。

    据说，当时观像监每年也随使臣的队伍前往北京，他们的任务是从中国取走时宪历。自古以来，我国就取中国之历法作自己的标准历。随着天主教的传播和西洋文化的东渐，清朝已经开始采用亚当·绍尔（中文名字为汤若望）的时宪历，我国自然也就取时宪历为用。因为这个缘故，观像监每年都要派使臣随冬至使前往北京，从中国的钦天监处接受新的时宪历，这已成为惯例。可是，金正喜在翻阅新接收的时宪历时发现每月第二个节气的顺序搞错了。观像监的书吏们不敢自专，遂拿到北京的钦天监要求辨正，中国的天文学者们直到这时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叹息道：

     “如此上通天象下通地理之人，如何会出于东国？！”

    来自海东的青年金正喜纠正了钦天监的时宪历的舛误。这个传闻很快就在北京的学者们中间传开了。于是，他们纷纷图谋想亲见金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