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思想家,翁方纲当时非常注重修炼正道。譬如诗道,即以杜甫、苏东坡为正统,只有到了他们那种境界,方能称得上修成了正道。翁方纲主张,诗道的价值在于文字香与书卷气。
“文字香”与“书卷气”,这就是翁方纲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换言之,他认为诗道的极致便是一篇美丽的文章自有其趣,一本有内容的书自有其气。
金正喜日后彻底接受文人画风,正是得益于良师翁方纲。受翁方纲的熏陶,金正喜终生致力于追求有文气的画即文人画,就像他在写隶书时一样,以笔墨之美为菁华,让自己的心意在古朴、简洁的笔势中自然流淌。
金正喜尤其擅长画兰。他经常把画兰比作写隶书,强调一个人的心里必须没有虚假和粉饰。金正喜最厌恶伪善,因此他经常借曾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的话对别人说:
“画兰,哪怕你只是在一枝花茎、一个花叶上有自欺的心理,你就不可能得到一张完美的画。所以,画兰绝不能有自欺之心。”
金正喜和自己的导师翁方纲第一次见面时,就于顷刻间明白了一个真理。于是,他便成了翁方纲的入室弟子。而且金正喜回国两年后,翁方纲还亲自致信于他,认定他是继承自己法统的正法弟子,并亲自写了一道匾额,为金正喜取号为“诗庵”。从此,金正喜开始使用良师亲自为他取的“诗庵”之号,尤其是在画兰以及画那些文人画风的画时特别喜欢用这个号,以彰良师之意。从这里可以看出,得遇翁方纲对于金正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使金正喜嬗变为一名艺术家。
后来,有一个名叫朴百惠的人曾经问金正喜的书法是如何有此大成的,金正喜回答说:“我自幼就有志于书法,24岁赴北京,拜会了不少有名的巨儒,听了他们的谈论,才知道他们从指法、笔法、墨法到一点一划、谋篇定势,都与我们东国之人迥然有别……”
正如金正喜在这里所说的,自从得遇翁方纲,金正喜就完全放弃了自己一向所练习的指法、笔法与墨法,改弦更张,面目一新。
当然,有收获的并不止金正喜一人。因为偶然的机会得以为金正喜做翻译的林尚沃也收获颇丰。因为眼前的一切对林尚沃来讲,都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新天地、新世界。林尚沃从小就开始跟随父亲走北京,但终不过是一介商人,金正喜与北京这些巨儒们所展现的学问与经学世界,实在令林尚沃惊奇不已。
通过金正喜,林尚沃彻底领悟了石崇大师留给自己的“死”字的涵义,也就再也不必为北京商人们的联合抵制而操心,每天只是专心陪同金正喜一道走访北京的学者们。见东家这种态度,朴钟一心急如焚。他一有空就来找林尚沃,可林尚沃却经常杳无踪迹。
朴钟一清楚地知道,北京商界的气氛已经变得颇不寻常,大有凶险,因此,他整天提心吊胆,火急火燎。北京商人们已是群情汹涌,照这样下去,他们作为商人而破产自然难免,恐怕要活着离开北京也很成问题。
好不容易才找到林尚沃,朴钟一问:
“这些天,您究竟在做什么?”费了好多周折才得以见面,却发现林尚沃的态度居然非常安适、泰然,朴钟一备感不可思议,“怎么找都找不到您,连打个照面都这么难。”
“我们这不就打了照面吗?你看,我们这不是很好吗?”
“大哥,”朴钟一抓住林尚沃的手,“您这究竟是想怎样?到离开北京只剩10天的时间了,难道您不知道再过10天我们就得离开北京了吗?”
“我当然知道。”林尚沃微微一笑。
“可是,您知道现在北京商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吗?”
“不……不晓得。”
“大哥刚重新出了告示,北京商人们就来了,可人家看过后都吐着唾沫骂您‘鬼子’呢!”
“鬼子?我不是鬼子,他们才是鬼子。”林尚沃笑着说道。
“您以为就这些吗,他们还骂您是‘偷儿’。”
可是,林尚沃却丝毫不为所动。莞尔一笑,他对朴钟一说:“你回罢,莫担心。痛痛快快去喝酒吧,再找个中国女人乐上一乐。”
知道朴钟一性好女色,林尚沃便拍拍他的肩膀,然后又说:“他们马上就会回到他们曾经破口大骂的那个地方,口口声声‘大人大人’地叫着求我们宽恕的,这个时刻就要到了。”说着,林尚沃又掏出一把零钱揣到朴钟一怀里:“不用那么过于害怕。穷则变,变则通,天无绝人之路嘛。”
朴钟一简直无法理解林尚沃的态度。可不理解也没办法,他只好去青楼找女人,聊以打发时间。
送走朴钟一,林尚沃又随金正喜出了门。他负责为金正喜要拜访的学者准备礼物,而那礼物就是人参。中国学者们对人参也早有所闻,所以金正喜作为礼品带去的人参非常受他们欢迎。
拜访过翁方纲,金正喜下一个拜访对象是北京名气最大的学者阮元。当时,阮元虽然刚刚47岁,却已是名满京城的学者、政治家、书法家和文学家。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作为政治家曾遍任朝中要职并升至两广总督,但他更是一位大思想家,门下学者辈出,成为振兴学术的先驱。
翁方纲与阮元,是金正喜终有所成的两大根源,因此,金正喜常以 “翁阮”来对他人称呼自己的两位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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