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ｏ．２１ 　　乔治-索罗斯（Ｇｅｏｒｇｅ Ｓｏｒｏｓ） 　　金融界的拿破仑

Ｉ ａｍ ｂｏｒｎ ｐｅｎｎｉｌｅｓｓ，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ｂｅ ｓｔｉｌｌ 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ｄｅａｔｈ．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乔治-索罗斯 　

金融界的拿破仑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５日的黄昏 乔治-索罗斯独自坐在他那位于华尔街３３层的办公室中，透过巨大的玻璃窗他凝视着楼下熙熙攘攘的纽约闹市。仔细看去他沉静的目光中不自觉地散发出猎豹般的敏锐气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索罗斯在无数次豪赌中占尽胜算而这次将是他几十年金融生涯中赌注最大的一次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个人投机资金挑战欧洲货币汇率的战役。

乔治-索罗斯在柏林墙崩溃后，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已无法继续维持了。因为这种机制要求欧洲各国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才可以实现。但是，德国的统一使德国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欧洲邻国，因而指望依靠德国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当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英国的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当时的利率已经很高了，而提高英镑利率的办法来支撑英镑的币值，可能会对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于是，英国要求德国降低德国马克的利率，以减轻国际汇价对英镑的压力。

但是德国统一以后，为了重建东德而造成经济过热，开支过高，德国政府不得不依靠维持高达１０％的年利率的高利率政策来降温。因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了英国的这一要求。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 　

１９９２年８月，乔治-索罗斯闻到了“血腥”味，并以５％的保证金方式大量抛空英镑，购入马克，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至联系汇率的下限。而这一天是“开局”的日子。 　

都市已经遍布华灯电话铃声忽然划破宁静，当被助手告知，英格兰银行将动用１２０亿美元去买进英镑时，索罗斯不由得又一次自豪地微笑了：“我正准备抛空这个数字。”

这一次，他又大获全胜了，而对手是整个英格兰！

基金是我的情妇”

１９３０年 　　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

１９４４年 　　乔治-索罗斯一家在布达佩斯的地窖中躲避纳粹的侵袭。

索罗斯从这段磨难中总结出两条生存的技巧，也直接影响到了他此后的金融生涯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二战期间，他随着全家流落到瑞士。

１９４９年 　　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国际金融的硕士学位以后，开始正式进军伦敦金融证券界。 　

１９５６年 　　胸怀大志的索罗斯并不安于现状，２６岁的他结束了在伦敦一家银行的工作，揣着５０００美元独闯华尔街。在那里，他天才的金融直觉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很快受到了多方关注。

１９６９ 年 　　索罗斯以４００ 万美元起家，开始经营自己的首个对冲基金。

　　１９７１年 　　又与另一投资奇才詹姆斯-罗杰斯合伙成立了“量子基金”，正式开始了他传奇般的投资生涯。

　索罗斯的基金操作得十分出色。比如前文所述的“英格兰银行之役”中他的举措逼迫英国财务大臣拉蒙特在一天内两次宣布提高利率。

　１９９２年 　　“量子基金”获利２０多亿美元，索罗斯个人收入达６．５亿美元，这样的战果在华尔街金融收益排行榜中名列榜首，创历史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世界是我的实验室” 　　索罗斯和巴菲特、林奇这些投资大师一样，不相信证券市场是有效的。他认为金融市场技术分析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真正有用的还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对于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超凡运作能力，连索罗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接受记者拜伦-威恩（Ｂｙｒｏｎ Ｗｉｅｎ）采访的时候，索罗斯曾经坦承，每当金融市场有不良现象的时候，他的后背就会莫名地疼痛难忍。他以此为直觉做出最初判断。 　

　股票、债券和货币就是构成他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元素，这是完全属于他的实验室，他热衷于在这个奇妙的“实验室”中测试他的理论。他那些由“直觉”得出的关于股票市场操作的理论都能根据逐日的结果得到验证。

　正因为索罗斯一再强调他从不依靠什么理论，一切成功全凭直觉，所以经常被人冠以“投机者”的帽子。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代行管理索罗斯基金长达１０年之久的青年金融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Ｓｔａｎｌｅｙ Ｄｒｕｃｋｅｎｍｉｌｌｅｒ）一针见血地提出精辟见解：“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基金经理。但他的最伟大之处并非投机行为或其他什么举动，而是他的胆识。只要他看准一件事，无论迹象是否明显，他投下的赌注都会比任何人都多。”

　人们在描述量子基金时，通常把它归于“宏观基金”（ｍａｃｒｏ ｆｕｎｄ）──由于该基金的经营战略是利用全球宏观经济事件进行交易，因此而得名。人们很难记起在索罗斯之前曾有过什么宏观基金之类的事物。以前有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当时这些基金的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索罗斯却创造了新的事物，因此，他并无什么确切的既定规律可循。他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实验室，在货币和股票指数上大做文章。他试图揣摩银行家的举动，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家正是他最密切的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