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铸：结构贸易政策是最优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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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铸：结构贸易政策是最优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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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铸来源：2004年03期《财贸经济》人气：时间：2009-1-10 11:08:02 进入论坛

    最近，美国以国际收支逆差和失业率增加为由，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财政部长亲自访华要求人民币升值。实际上，贸易逆差所形成的不平衡、不对称是一种常态，正是这种不平衡、不对称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动力，为结构性增长提供了动能和势能。关键是要实现结构升级和结构效率，通过非零和博弈的结构贸易政策实现结构性增长。

    一、不对称是国际贸易的基础

    生产与消费结构不对称是国际贸易的最初基础。简单地说，人们最初的交换是互通有无。因为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全面的，从面包到石油、汽车，几乎样样都不可或缺，但生产供给是不全面的。数据表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结构具有明显的相似性。1998年世界各地区大类商品进口占全部进口的比例差异（注：比例最高和比例最低的百分比差额。如食品进口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中东和北非，进口占全部进口商品的比例是20%，最低的是美国，只有5%，二者比例差是15%。其他也照此计算。）相当小。农业原料、矿砂与金属的比例差异分别只有2%和4%，食品(15%)、燃料(17%)、制成品(25%)等工业制成品比例的差异高一些。相反，世界各地区的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由于地理分布、资源状况、发展水平的不同，差异明显。1998年不同地区大类商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差异相当大，食品24%、燃料75%、制成品77%，农业原料(2%)和矿砂与金属(8%)相对低一些。食品、燃料、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差异远远高于进口商品的比例差异。见表1和表2。燃料和制成品出口的地区差异尤其明显，这是由于石油矿产品地区的自然分布差异和制成品生产地区分布差异所导致的。正是各个地区需求的相似性、全面性与生产的不对称性导致商品的国际流动。

    　　表1　1980-1998年不同地区大类商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

　　　　　　　　　　 食品　　　农业原料　　　燃料　 　矿砂与金属　　制成品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全球 　　　　　　　11　 　8　 　4   　2  　23　   7　   5   　3     54 　77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0   　6   　6   　4  　24  　10   　4   　5   　53  　74
欧洲和中亚　　　 　-     10   　-   　2   　-  　 6  　 -　   3    　-　  67
拉丁美洲　　　　　 13     9   　2   　2  　19   　6  　 3   　2   　63  　80
中东和北非   　　　19　  20     3     3     9     5     2     3     67    68
南亚　 　　　　　　12    10     2     4    35    22     4     5     46    56
日本　 　　　　　　12    16     9     4    50    15    10     6     19    57
美国　 　　　　　　8      5     3     2    33     7     5     2     55    81
欧洲联盟　　　　　12     10     4     2    25     6     5     3     52    7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202页。

　　表2　1980-1998年不同地区大类商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

　　　　　　　　　　 食品　　　农业原料　　　燃料　 　矿砂与金属　　制成品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全球　 　　　　　　12　 　8　 　4   　2  　11　   4　   5   　3     66 　80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8   　6    12   　2  　16  　 5   　7   　2   　45  　82
欧洲和中亚　 　　　-      7   　-   　3   　-  　19  　 -　   9    　-　  57
拉丁美洲　　 　　　32    25   　4   　3  　31    13  　 12  　9   　20  　49
中东和北非　 　　　3      4     1     1    87    76     3     2     6     17
南亚　　 　　　　　28    16     10    2    3     1      5     2     54    78
日本　 　　　　　　1      1     1     1    0     0      2     1     95    94
美国　 　　　　　　18     8     5     2    4     2      5     2     66    82
欧洲联盟　 　　　　11     9     3     1    6     2      3     2     75    8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198页。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和出口结构方面的差异，导致贸易流向的变化。国际贸易多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比例比较低。这一方面与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总量有关，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4，相互贸易量(47%)自然也比较大。同时，发达国家各种产业都比较全面，也比较发达，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需要也比较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互贸易(37.7%)也主要基于资源、产业的互补性。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经济总量比较小(14.1%)，资源相近，产业不发达，相互间分工与贸易的需求相对也比较小。（注：资料来源：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显而易见，仅占世界总量1/4的发展中国家占全球贸易的比例不可能超过发达国家，同样不生产大型民用飞机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没有这类贸易。

    二、动态的比较优势

    随着全球工业化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自然分工形成的互补性贸易结构已经被基于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贸易结构所取代。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把静态的比较优势看做国际贸易的基础，主张按比较优势原理进行国际分工，并通过国际贸易获取分工带来的利益。要素成本和要素效率是决定国际分工的重要方面。人均GNP包含了要素效率和要素成本的双重含义。一般来说，人均GNP越高，意味着人均生产效率越高；但人均GDP越高，意味着收入水平也越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也越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越低。这种比较优势决定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产业方面具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产业方面具有优势。现实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据世界银行报告（注：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279页。），1999年日本和美国人均GNP分别是32230美元和30600美元，日本和美国生产效率之比是105:100，它们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异比较小，决定其相互间贸易以水平分工的竞争性贸易为主，以资源不对称的互补性贸易为辅。前者如美国的计算机与日本的半导体贸易，后者如美国向日本出口柑桔的贸易。与之相比，日本和美国人均GNP是中国人均GNP780美元的41倍和39倍，这决定了中国向日本、美国输出的多是劳动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决定了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的飞机，日本向中国出口资本密集的钢铁，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的纺织品。总的来说，美国和日本产业分工越细，相互贸易的动能越强；中国和日本、美国劳动成本的差异越大，贸易的势能越大。这种国际间贸易动能和势能的差异推动商品和服务在国际间流动。只要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这种动能和势能就永远存在，由此推动国际贸易不断发展。

    经济学家B·俄林曾认为，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会使生产要素及商品价格均等。（注：B·俄林：《区域间和国际间贸易》，转引自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9页。）按其推论，随着贸易自由化，各国关税水平和贸易限制不断减少，各国生产要素价格趋同，商品价格趋同，国际贸易的势能和动能减弱，国际贸易增长将趋于停止。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一直在增长。随着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和国际贸易都在扩大。俄林只注意到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趋向均衡的一面，忽略了在结构性增长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新产业、新领域带来的新的势能和动能。新技术创造的新产业形成新国际间的不对称和新的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为基础，创造了信息革命浪潮。世界其他国家在信息领域大都处于空白，美国的技术优势形成巨大的市场优势，向全球输出计算机、信息网络产品。与此同时，全球产业结构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国际贸易领域，也形成新的不对称和新的比较优势。美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存在巨大贸易逆差，而在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领域拥有相当大的贸易顺差。此外，一个国家内部低效率的生产要素要不断地流向高效率产业，内部原有低效率产业生产要素转移必须通过进口满足国内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在扩大，各国的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显著，国际贸易的势能和动能也越来越强。

    实践表明，各国经济发展结构的错位正在不断形成国际贸易新的势能和动能。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跃迁到服务经济，原来农业、工业生产由国内生产转向进口，从而为落后国家出口提供了机会。美国减少了纺织品和服装一类产品的生产，转而从国外进口这些产品。美国纺织品和服装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6%下降到1998年的4%。与此同时，美国大力加强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出口。1980-1998年美国服务出口从381亿美元增加到2399亿美元，增加629%。（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206页。）高技术产品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从1997年的31%增加到1998年的33%。（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与此同时，国际直接投资导致的生产国际化，使国际贸易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加工鞋，IBM公司在中国生产计算机及零部件，然后返销美国。日本将低档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等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生产，然后又从这些国家进口这些产品。1990年日本从中低收入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仅占全部进口的21.5%，1998年上升到50.4%；其间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从中低收入国家进口制成品的比例也从39.6%上升到65.6%。（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许多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不对称。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33个国家中，国际收支总的来说逆差多、顺差少。1980年只有12个国家国际收支表经常项目是顺差，121个国家是逆差，经常项目顺差和逆差国家的比例是1:10。1998年各国的国际收支表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减少到110个，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增加到23个国家，经常项目顺差与逆差国家的比例为1:5。（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44页。）这些数字反映了各国国际收支总体状况的改善，也反映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是一种常态。

    三、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

    目前，有两种力量在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另一种力量是地区化和民族化，两种力量主导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全球化和自由化推动着国际贸易向自由化发展，全球的关税壁垒在逐步降低，世界市场更加开放；地区化和民族化则阻碍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地区保护主义降低了全球贸易自由化水平，国家保护主义则顽强地保留着市场准入的范围和滋生新的非关税壁垒。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和措施，因此更能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

    保护贸易政策是国家与市场的共生物。主张通过提高关税和国家干预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各国政府将保护国内企业和国内市场视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和任务，竭力采用贸易壁垒、政府干预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保护国内效率低的生产和企业。“高关税、多干预”成为保护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贸易保护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使国内企业得到暂时保护，但由于缺乏竞争而付出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和消费者付出的代价，则远远超过贸易保护带来的利益。关税是一个国家最普遍、最基本的政策手段，也是一个保护贸易政策的核心。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普遍采用高关税政策阻碍商品进口。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关税壁垒仍未消除，一些国家仍维持较高的关税水平。导致保留关税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目前关税仍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法律上认可的贸易保护手段。通过关税不但可以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降低进口商品的竞争力。同时，国家还可以从征收关税中获取财政收入，这对于发达国家似乎不重要，但对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1998年美国关税收入占经常性收入的1%，科特迪瓦和马达加斯加的这一比例达到51%和53%。（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43页。）关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这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转。总的来看，经济越落后的国家，关税保护水平也越高。例如：菲律宾为29.30%；约旦为23.30%；墨西哥为16.60%；马来西亚为16%；阿根廷为14%；俄罗斯为12.70%；匈牙利为10.70%；韩国为9.10%；新西兰为7.50%；欧洲联盟为6.70%；美国为5.10%；日本为4.20%；冰岛为3.40%；新加坡为0.40%；瑞士为0%。（注：资料来源：季铸：《入世前夕看世界市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但相互间的关税壁垒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损失。世界银行估计，高收入国家相互间的关税壁垒造成的贸易损失高达966亿美元，高收入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贸易损失431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关税壁垒给高收入国家带来贸易损失将近496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损失也达651亿美元。（注：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之后，全球关税水平不断下降，但是许多国家贸易保护的要求并未降低。在关税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一些国家转向以市场准入限制为特点的非关税壁垒。目前，包括数量限制、许可证制度、海关估价、进出口商品的国内销售限制以及苛刻的卫生动植物检验标准、安全、质量标准等，形形色色的各种非关税壁垒数以千计。2000年全球实施非关税壁垒的国家数量：反竞争措施的有18个；电子商务的有46个；出口补贴的有48个；检测及认证等的有52个；服务贸易壁垒的有54个；政府采购限制的有54个；投资壁垒的有55个；知识产权保护的有56个；进口政策的有56个。（注：资料来源：Office of The Unite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国一项研究报告，估计美国消费者因限制进口日本汽车而为每个保留的工作机会，付出的代价在9.3万—25万美元之间。（注：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随着全球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加强，自由贸易政策正冲击着贸易保护主义根基，特别是关贸总协定长达半个世纪的努力，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终于使全球关税水平大大下降，非贸易壁垒得到约束。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是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世界各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国家对贸易不加以限制。“低关税、少干预”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自1986年以来，已有60多个国家向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报告了本国采取的单方面贸易自由化的措施，有24个国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20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各国政府更多地寻求改善本国的国际竞争力，而不再是躲在保护主义的大墙后面。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关税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但基于竞争性秩序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对经济强国有利，对于弱小国家来说，自由贸易更多地意味着被掠夺。

    世界经济的多样性和发展的差异性，要求贸易政策要照顾到不同国家的利益。人们不希望看到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竞争下的霸权主义，希望国际贸易在自由贸易的潮流推动下迅速发展。同时，希望国际贸易变得更加有序，更能反映不同国家的利益。20世纪末，全球面临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双重压力。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终于结束，关税在进一步降低的同时，普遍得到约束，服务贸易、直接投资、知识产权方面也达成许多协议，为贸易自由化铺平了道路。同时，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持续存在的失业和结构性失衡，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贸易集团化趋势的加强，以及发展中国家由于债务危机进行紧缩性调整和进口减少，都加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扩大。2000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是34260美元，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840美元，二者相差40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生产成本的差距越来越显著。中国出口皮鞋平均每双2.5美元，西班牙17美元，德国25美元。价格差异超过6倍，即使征收100%的进口关税也不足以阻止廉价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同时，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本密集产品上的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大型民用客机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能生产，这些技术优势，同样也不是100%的进口关税所能抵消的。于是，一些国家采取数量限制、征收反倾销税、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阻碍进口，造成国际贸易秩序的混乱。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主张在降低关税的同时，对贸易进行有效管理。“低关税、多干预”的管理贸易政策逐渐成为世界贸易政策的主流。它克服了保护贸易政策中的高关税和不正当贸易行为对国际贸易的损害。同时，也克服了完全自由贸易下贸易失衡和失业带来的贸易摩擦，为国际贸易持续、稳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管理贸易政策在国家经济框架下的政府干预，仍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美国一方面不断降低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又采取数量配额的方式限制进口，抵消了关税降低带来的利益。

    保罗·克鲁格曼等认为世界经济是一场得失竞争，任何一国的成功必定是以其他国家的牺牲为代价。主张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支持特定产品的出口，来改善经济绩效。（注：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应当通过支持特定产品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摆脱困境。主张争夺利益最大的三个领域。一是根据附加值高的大小，选择附加值高的产业。二是争夺好的工作。有些工作附加值不高，但工作轻闲，收入很高，也可能被列入战略性贸易政策保护的范畴。三是争夺高技术产业，包括微电子、生物技术、新材料、电信、民航、自动仪器、机械、计算机和软件等产业，以期高新技术领域获得领先和垄断地位。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更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像美国和欧洲联盟在波音与空中客车的竞争中就是这样。图1中，在正常贸易情况下，美国波音公司的生产曲线是

，出口飞机数量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生产数量是

。欧洲联盟对空中客车公司实行出口补贴后，飞机出口价格由

下降到

，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由

增加到

，增加了MN数量的市场份额。如果波音公司价格不变，出口数量则从

减少到

。作为对欧洲联盟给予空中客车公司补贴的反击，美国政府同样给予波音公司类似的补贴，双方又陷入传统贸易政策“零和博弈”恶性竞争的循环之中。

    　　图1　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基础

    传统的贸易政策，无论是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政策、管理贸易政策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出发点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是通过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或是限制他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零和博弈”的结果，现实中总是不能达到最优化。实践表明，任何一种贸易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如果损害他人的利益，就不是一个好的贸易政策。好的贸易政策应当是在自己扩大利益的同时，不减少或不妨碍他人的利益，最好的情况是在增进自己利益的同时，扩大他人的利益。

    四、结构贸易政策是最优的吗？

    结构贸易政策似乎可以实现“非零和博弈”双赢的目标。图2中，纵轴(R)是生产要素收益，横轴(Q)是生产要素数量。假设A、B两个国家，B国生产要素数量和产业结构与A国一样，但旋转了180度，零点在右上角。在生产要素流动以前，各自有6个单位的生产要素，分别配置在

等产业分别是对应产业。A、B两国现有的生产结构决定了相应的消费结构。A国生产消费

产品6个单位，

产品4个单位，

产品3个单位，

产品2个单位，

产品各1个单位；B国

产品生产消费各1个单位，

产品生产消费各3个单位，

产品生产消费2个单位，

产品生产消费5个单位。假定两国相同单位的生产要素是同质无差异的，但配置在不同产业的收益率不同，A国配置在效率最高

产业上1个单位生产要素有6个单位的收益（A或B每个方格代表的收益是相同的），B国配置在效率最高的

产业的单位要素收益只有5个单位。A国6个单位生产要素的全部收益是17个单位，与

效率相比，存在19个单位的低效率损失（如果6个单位的生产要素能达到

的收益水平，应获得36个单位收益）。B国6个单位生产要素的全部收益是15个单位，比最高收益水平（每单位生产要素取得5单位的收益）损失15个单位(30-15)。按着效率原则，A国如果将低效率

产业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效率较高的

产业，

产业收益随着生产要素增加1倍，收益也增加1倍。A国的收益总量将达到25个单位，比原先增加8个单位。B国低效率的

产业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效率较高的

产业上，收益总量将达到21个单位，比原来增加6个单位。（见图3）。考虑到消费的全面性和不可或缺性，A国需要从B国进口

（

和

是相对应的产业）产品各1个单位，要从收益总量中扣除2个单位，还剩23个单位，但仍比原来的17个单位多6个单位；B国同样要从A国进口

产业的产品，需要从收益总量中扣除2个单位，还剩19个单位，但仍比原来的15个单位溢出4个单位。A国和B国溢出的收益便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利益。从总体看，低收益产业和高收益产业的差距越大，生产要素向高收益产业转移的越多，这种利益也越大。但进口是创造这种利益的前提，没有进口就无法转移。因此，不应限制进口，应当鼓励进口。

　　图2　生产要素流动前的要素配置和收益

    　　图3　要素流动和国际分工提高了要素效率

    现实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获得领先地位。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和优势，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不妨碍他人的利益呢？最好的办法是将生产要素转移到最有优势的产业，在资源条件一定的条件下，通过结构效率和结构性增长获得利益最大化。同时，开放国内市场，给别的国家腾出放弃生产的那一部分市场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本国得到强化、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更高的附加值，别的国家在获得一定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缺，实现了市场共享和利益共赢。中国和美国贸易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如果采取结构贸易政策，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结构性增长理论中的结构性转换。（注：季铸：《世界经济导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13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一方面，美国将国内资源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去，获得内部结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实现外部的结构效率。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扩大进口不是善意的开放市场，以减少贸易冲突，而是实现结构转换和结构效率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一基点考虑问题，贸易政策将具有合作性和互利性，减少随意性和破坏性，国际贸易环境和秩序也将大大改善。目前，这种结构性的转换还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在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中，已经初步出现了这种格局。图4中，美国向中国出口飞机、化肥、集成电路、无线电零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进口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玩具、塑料制品和鞋类。中国对美国的市场是开放的，除化肥以外大都没有进口限制，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还有数量限制。总的看来，这种贸易格局对双方都有利。对于美国，只有开放市场，扩大纺织品、服装、玩具、塑料制品和鞋类进口，才能将国内资源转移到飞机、化肥、集成电路、无线电零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高附加值产业上去，才能获得结构效率。不然，美国继续生产纺织品、鞋类这些产品，就无法实现这种转换，也不会获得目前这样高的增长。对于中国，纺织品、服装、玩具、塑料制品和鞋类是具有成本优势的产业，在目前技术和产业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出口可以获得外汇收入，也会带来经济增长。进口美国飞机、化肥、集成电路、无线电零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不仅是中国现实所需，也是中国实现结构转换，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结构性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图4　结构贸易政策下的中美贸易

实践表明，“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是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27页。）。美国在竞争的零和博弈中为争夺10个苹果所获得的最大利益是10个苹果，但在合作的非零和博弈中创造的可能是100个苹果，中美两国获得的利益都超过了10个苹果。从长期看，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对称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为结构性分工、结构性增长和结构贸易政策奠定了客观基础，非零和博弈的结构贸易政策无疑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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