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建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业文化的自主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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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建湖 来源：2006年32期 《商业时代》 人气： 时间：2009-1-16 14:43:42 进入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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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但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回顾二十多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我们在直接感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发展体验的同时，也同样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浪潮冲击，这包括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具有深远影响的外来文化冲击。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外电子产品到现在我们随时接触到的外国餐饮、娱乐服务，以及逐渐普及化的国际影视和文艺等外来文化消费；无不因渗透有域外国际商业资本的足迹，被打上经济全球化的烙印。
究其根本，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以商品（包括有形的物质商品和无形的精神商品）跨国界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商业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范畴内的各种跨国界经济要素资源的世界范围配置，无不是通过商业贸易的全球化方式得以实现的。这种商业全球化全方位交往所导致的外来商业文化的纵深渗透与交流碰撞，如果没有本土自主商业文化的强劲支持，则外来商业文化必然会对各国本土传统商业文化造成巨大的排异或同化冲击，其后果是在造成本土民族文化萧条的背后，影响和制约本土民族实体产业的发展。
中国商业文化的早期繁荣
在17、18世纪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在世界商业历史上长期拥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世界商业文化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摇篮。中国商业可以溯源到夏王朝前的先公时期，战国前就有工商管理政策的史叙记载；战国时期便有了齐鲁临淄“挥汗成雨、举袂成幕”的城市商业繁荣景象；汉唐时期建立了连通亚欧的古丝绸商路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朝贡贸易体系；15世纪初，明初开始了中国与亚非的政治、商贸与文化交流，而此时郑和船队的所到之处，大多国家依然处于原始部落或奴隶社会时期，有的甚至还处在尚未开化的原始生存状态；18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占世界总量60%；即使到18世纪末，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一。直到19世纪中叶后，英、法等列强通过非法武力入侵手段和鸦片、军火等不正当贸易，才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主导的对外商品贸易状况。
随着世界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西方国家对商品和资本输出的迫切渴求与扩张实践，推动了西方商业文化的域外传播，而我国所崇尚和推行的自然经济自给性，客观上制约了我国商业文化对外的主动传播。然而，我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优秀因子在与中外商业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不仅没有失去其价值内涵，且依然具有它明显的文化核心优势，东方文明五千年来所孕育的“兼容并蓄、勤俭内敛、重德尚义、商道济世”的商业文化内涵，绝非西方五百年近现代商业历史可以比拟，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得以对抗和抵御外来同化与冲击的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商业文化在我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传播，呈现出了中外商业文化的交流冲撞和多元融合的趋势。同时，西方商业文化的渗透培育出了一批本土崇洋西化的“文化使者”，甚至有人主张全盘否定本土商业文化的价值。出现这种怪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我国现阶段是处在以对外开放市场和吸收外来资本的全球化阶段，外来商业文化在其经济扩张中对本土商业文化形成冲击影响在所难免，是我们必须面对而被动接受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相信本土商业文化完全具有抵御外来商业文化渗透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弘扬和创新我国自主商业文化，借鉴和吸纳西方现代商业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促进我国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升级转型，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主动进行传播推广。
东西方商业文化的基础差异及发展趋向
进入近代经济社会以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技革命带来的工业化成功，使得其商品生产的规模、效率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并建立起了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现代商品经济体系，相比我国以血缘宗族和邻里帮带为特点的传统简单商品经济的组织结构，更需要科学管理和制度规范的支持。体现在商业文化的构成中，西方商品经济体系重在对商品的生产、工艺、储运、流通、销售、服务、消费等过程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注重商业实体产业的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和制度文化建设；而我国传统商业体系的形成长期依附并受制于主流农业经济的发展，相比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商品生产，规模与组织程度较低的传统手工业生产缺乏系统的法律制度机制和量化的行业标准管理，本土商业文化中渗透有较多的行规道义约束的成分，因而这种具有抽象性的行规道义也是我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在参与世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推动着不同商业文化的较量和竞争。特定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当然也包括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商业价值取向的不同，中外商业文化之间存在客观差异是不容置疑的。中西方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异形成具有传统的社会历史渊源：西方商业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建立在意思自治之上的商业契约，契约的内容决定着商业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除此之外往往并不涉及契约内容之外的经济与情感关系，利益目标和商业行为明确具体，商业关系统一受制于其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进行调整；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商业文化作为东方商业文明的代表，其核心和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特定社会关系之上的商业信用，信用的程度决定着商业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并在商业合作之外往往会产生新的经济和情感关系，形式较为灵活务实，利益目标和商业行为涵盖性强，商业关系在受制于法律调整的同时，存在着较多的道德约束因素。
事实上，中外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是不同商业文化竞争中的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对立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而统一的融合是一种发展趋势，这是适应未来经贸交往全球化的必然要求。面对中外商业文化在交流碰撞中的融合趋势，我们必须培育和依托自己国家的强势经济产业的国际地位，在国际商贸交往中积极弘扬和创新我们自己的商业文化，并使之在这种文化融合的趋势中逐渐成为世界商业文化的主流。毕竟，未来世界商业的主流文化必定将由经济强者来创造。
中国商业文化的全球竞争定位
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的商业文化都是在非主流商品经济社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和消费等许多方面，依附和受制于当时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主流地位的传统农业经济。在中国五千年的农业文明中，虽然商品交换现象最早出现并始终存在，而商品流通经济却一直是作为一个非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承担着“调节多寡、互通有无”的商业职能。与这种依附于自然经济非主流的产业部门的简单商品生产以及传统商业自身在协调与社会政治和其他主流经济部门关系的需要相适应，由此而产生的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自古就带有一种压抑和谦卑的情节，正因为这种附属的商业产业地位和艰难的生存发展条件，从而也磨砺出我国传统商业文化中“德义为先、义利并举、柔刚相济、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
伴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商业文化，其本质适应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自由贸易的要求，体现了资本主义极力拓展海外市场的利益动机。由于我国传统商业文化先天缺乏资本主义实践的熏陶和洗礼，而面对世界经济与市场一体化的国际商业竞争，我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刚刚建立且依然尚处体制转型阶段，相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商品经济文化积累而存在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外现代商业文化竞争的历史不公性和已经逃避不了的现实必要性。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的冲击下，世界商业文化的主导者也就是全球商业规则的制定者。我国的传统商业文化在和域外商业文化的冲击与反冲击博弈中，既存在着同化衰落的风险，又面临有融合升华的机遇。虽然代表现代商业文明的西方商业文化在对外扩张中，初步显现出了它具有爆发性的渗透能力，但我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培育出来的传统商业文明和现代市场经济实践成果，对域外文化的侵袭同样具有强大的抵御力和包容性。
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环境中自主发展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商业文化文明，关键在于利用好全球化为我国商业实体产业和商业文化发展升华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充分挖掘我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优秀资源，借鉴和兼容世界现代商业文明的优秀成果，与时俱进、自主发展，培育和再造我国先进的现代商业文化文明，使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主导作用。
中国自主构建全球性商业文化的历史机遇
我国传统商业文化文明为世界商业文化文明创造出了早期的繁荣和辉煌，虽然在近、现代历史中我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因商品经济的滞后而出现了放缓和停滞的现象，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现代商业文化复兴和自主构建全球性商业文化创造了历史机遇。截止2005年底，中国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美元，超过英国而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产业经济规模和实力快速上升，加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为传扬我国传统商业文化文明和构建自主的现代商业文化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实体产业与市场空间条件。同时，培育和打造我国自主的商业文化品牌，并发挥其有效引导和促进市场消费的功能，有利于我国实体产业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和我国商业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对提高我国实体产业经济的质量、水平、效益和国民经济的长远稳健发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中国入世后，我国国内的商品市场正快速与国际接轨，关税、配额、许可及市场准入等保护性措施逐渐弱化或取消，国内商业活动被纳入了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的全球商贸交往范围，我国与世界其它各国与地区间的经济活动将更加频繁，经济关系也将更加密切。目前，全球性的商业文化形成正处在各区域国家和民族之间不同商业文化的磨合之中，“求同存异、彼此认同”是当前中外各种商业文化磨合妥协的主流；或者可以说，未来真正的全球性商业文化正在创建和重造之中，而构成这种可能约束和影响未来世界商业发展的文化因子的渊源，将只能是来自那些未来商业文明发达国家的商业文化。
从全球化商业实践的角度分析，一国商业文化的域外传播并得到域外认同，总是以相随于该国经济的域外扩张为前提。各国在域外经济扩张中，竭力将本国商业活动的习俗、礼仪、规则、惯例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因子，通过涉外商贸交往的形式对外传播；当经过长期反复地适用而获得各国认可接受时，本国商业文化的影响效力就会突破本土的地域限制，并最终成为主导全球商贸关系交往与发展的主流文化。
鉴于此，我国应当抓住国力发展逐渐强大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优势，提高相关优势产业的国际经济地位，提升和发挥我国优势经济在国际商贸交往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同时，积极寻求我国传统商业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的融合切入途径，使之在与世界经济交流合作的过程中，有效地传播和凸显中国优秀的商业文化价值，并使其逐渐成为未来世界商业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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