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在讨论新京商的问题时，提出不要过分强调和突出企业家和商人的地方特征，因为那会阻碍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合作交流。这实在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建议，因为在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趋势下，企业家和商人的籍贯和地方性特征，已经日渐淡化。但是，在市场不开放不统一的旧时代，商业发展、商人发展的地域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在幅员辽阔、市场分割、人员流动性较小的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地域性特征尤其显著。所以，不仅要入境问俗，尤其要入乡随俗。否则，不要说经商做买卖，就连日常生活都有可能寸步难行。再加上中国人重视乡情，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乡遇故知甚至与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并称为人生的几大喜事。所以，研究商业史，研究历史与现代的联系，重视商人的地域特征，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扬州的商业繁盛，尤其是扬州商人的活跃和发展，对扬州以至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比较大运河长江以北两个端点——北京与扬州——商人的发展，尤其是扬州商人主体性和个性化表现，对京商研究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扬州商业的繁盛，得益于两个客观的条件：一是地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点的水运之利；二是盐业生产的集散地。宋代在江淮地区设置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两个地方行政机构，路相当于后来的省，并常在两淮合设一个转运衙门管理盐务。明清时期，两淮有三十个盐场，产盐集中到扬州。

    在盐业专卖制度条件下，盐业的经营是官府向盐商发放许可证（盐引），盐商则根据交易量交纳盐税。当然盐商为了获得盐引，还要向官府纳银，疏通关节。有学者根据《两淮盐法志》估算，清代乾隆时期，两淮盐商每年上缴盐税达600万两，占全国盐税的一半以上，成为康乾盛世的重要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富足，不仅富甲天下，而且富可敌国。据估计，当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约为七八千万两白银，与乾隆中期清廷国库总资产相当。

    两淮盐商不仅多为富豪，而且多为私商，虽然他们致富离不开官商勾结，但主要不是官商。这些私商主要有陕西帮、山西帮和安徽帮三大帮派，并在扬州形成新的扬州帮，这些盐商今有姓名可考者，约有二三百人之多。

    扬州商业的繁盛特别是盐商的富足，对扬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时期，由于工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市镇不在少数，但城市发展受商人影响特别是受私商影响之大，扬州可谓典型代表。

    扬州盐商对扬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的基础建设。

    二是城市建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恐怕要数园林建设。扬州园林艺术不像苏州园林那么具有代表性，但她恰好能够南北荟萃。扬州可谓园林化城市，一条瘦西湖园林带如罗裙飘舞，数十座私家园林似珠玑散落，把扬州城装扮得晶莹剔透，美轮美奂。这些园林绝大部分是盐商的私家宅院和花园。

    三是消费经济的推动和消费模式的影响。商业的繁盛和商人的富足，不仅带动了消费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城市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方式。享誉天下的扬州三刀，菜刀、理发刀和修脚刀，不仅使淮扬佳肴流布海内外，更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休闲文化和消费方式。这种休闲文化和消费方式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尤其具有现实主义。

    四是推动文化的繁荣。古代商人本无社会地位，私商社会地位更为卑微。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富足，不仅活跃了城市的文化氛围，开拓了文化市场，而且由于商人为争取社会地位，走“贾而儒”之路，广交文友，主持或支持文化活动，从而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在扬州聚集，形成文人群体效应。彼时扬州的刻书业、书画市场、演艺市场的发展以及扬州八怪的形成和发展，是扬州盐商促进扬州文化空前繁荣的典型表现。

    其实，扬州八怪中，大部分人是陆续寄居扬州的。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活动于扬州，相互切磋，相互影响，在艺术上形成别具一格的风貌和情趣，除去他们意气相投，追求个性和不拘一格，不拘传统，追求思想和艺术的自由之外，与扬州文化市场的需求和自由氛围有直接联系。而这种市场需求和自由氛围的形成，正与私商的活跃和富足有着本质的联系。

    明清扬州盐商与扬州文化的发展，除去扬州处于盐业生产集散地和具有水运之利等客观原因外，其深层原因，还在于扬州远离封建专制统治中心，因而商业得以自由发展，商业和文化达到空前繁荣和活跃。这种自由发展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表现在主体层面，因为发展环境宽松，所以私商可以自由发展，富甲天下；艺术家可以不同流俗，笔意纵恣。其二，在表现形式上，则无论是商业经营，消费方式，还是艺术表现，都突出和强调个性化和多样化。这种个性化表现，可以在扬州的园林艺术中得到完美的表现。

    扬州园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个园，个园是大盐商黄筠泰的私家园林，因主人性爱竹，园中种竹千竿，但黄筠泰并未将园命名为“竹园”，而是名之为“个园”。因为竹叶形如“个”字，故名个园。也许个园“个”与个性的“个”同字是一种巧合，但商业经营和艺术创造追求个性化表现，却是一种天性。难怪“性灵派”诗人袁枚的名联要说：
        月映竹成千个字，
        霜高梅孕一身花。

    明清时期的北京与彼时的扬州相比，是同享运河水利之便，分据运河长江北段的两端，但北京在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下，商业和商人发展没有宽松的环境。所谓的京商，更多的是官家和皇商，它主要为皇家、为官府需要服务。私商大多是中小商人，他们不仅承受着日益繁重的税赋，而且受官商和皇商的欺压，生活和生意十分艰难。

    彼时的皇商是官商的典型代表，在文学经典《红楼梦》中也有典型表现。《红楼梦》第四回中说薛蟠：
        这薛公子……虽是皇商，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

    在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的条件下，在封建集权的严密控制下，再加上官商占据统治地位，北京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境遇可想而知。商人的主体表现非常不充分，或者说基本不具备主体性，因为官商只是为官服务，虽实为商人却虚应官名，而私商只不过是四民之末。由于商业经营犹如皇帝女儿不愁嫁，自然难有特色和多样化、个性化。

    这种状况，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不仅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反而走向极端。

    封建时代，官商占统治地位，在重农抑商观念影响下，商人没有社会地位，商业市场狭小。

    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商业垄断，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以政代企、政企不分和重工轻商思想影响下，企业没有自主权，经营缺少个性，千店一面。因为经营没有积极性，故而千人一面（缺少笑脸）。更有甚者，封建时代的官商，商人是实，官名是虚，薛蟠在户部挂虚名，西门庆则是花钱买了个金吾卫千户衔山东理刑所理刑的职官。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经理可是官名，小企业经理是科长，中型企业经理是处长，大企业经理是局长，甚至是副部长、部长，俨然一个政府高级官员。

    比较明清时期扬州和北京商人的历史，使人们更加坚信：无论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商业经营，企业必须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能自主经营，才能突出个性和特色；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只有突出和强调个性和特色，才有活力，才能拥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我们研究京商，应该认真分析古代京商的发展环境和历史进程，既看到京商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和客观原因使京商在主体性和个性化表现上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虽然这种不足和缺陷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根本改善，但对其影响的惯性作用不可低估。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北京商业和北京商人在主体性和个性化方面的优异表现，需要以下两方面的努力。从政府的角度，需要转变职能，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自主经营。同时，对于商业这种竞争性很强的领域，国有资本应该退够退足，让社会资本在更广阔的空间施展身手。从企业自身的角度，则要强化主体的品性，突出个性，弘扬个性，勇敢面对市场的挑战，用自己多彩的成绩为社会增光。

    主体性、个性化的彰显，是新经商的内在要求。

    主体性、个性化的真正彰显，是北京现代商业和现代商人健康发展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