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谢谢主席！今天下午我演讲的题目叫做“对外开放新阶段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大家知道从改革开放以来，如果从1980年到2000年为止，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一个成就非常辉煌的历程。在这20几年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达到了所有的高峰，中国GDP增长是9.8％，这是80年到05年。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如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7个百分点。在过去西方经济学家曾经说过，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样一个判断，从经济史到中国当代的经济增长历史来看，都是符合现实状况的。

到2005年的时候，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达到了1万多亿。在201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期，我们的外贸总额只有1千亿，到05年短短的四年中，外贸总额达到将近1千万贸易经济。同时出现了一千亿贸易顺差，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中国吸收外资总额也已经超过了6000亿美元。所以从近两年来，从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开放经济的许多政策措施来看，以及从实践中的实际情况看，我们把从05年以来对外开放的现象以及政策措施用一个新阶段的判断来概括他。

这样一个新阶段都有哪些特征，为什么说他进入新阶段，今天下午我想把我个人的学习看法，向大家做一些介绍。

新阶段从总体上看，一个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期结束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有五年的过渡期，五年的过渡期就到了2006年底，也就是说在05、06年这样的时间段，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将近结束，已经结束，现在已经结束了。

中国经济引起了全球关注，不仅仅引起全球关注，并且经贸纠纷也在增加。我们对外经济的块头越来越大，因此与贸易伙伴的纠纷、摩擦也在增加。2005年中央提出外贸增长方式，同时提出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2006年比中央经济会议提出了扩大境外经济合作，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近几年来我们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到2005年中国的外贸顺差已经突破一千亿美元，到2006年外贸顺差高达1700亿美元，今年一季度又超过了400亿美元。今年中央正式提出来减少贸易顺差的任务，如果我们今年不做一些努力的话，不做一些减少贸易顺差的努力，贸易顺差可能会过2000亿。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突破1500亿美元仍然也是有可能的，这样一个大额的贸易顺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常项目顺差，贸易顺差他是在经常项目中、在国际收支里边中有，中国的户外贸易有很大的逆差，服务贸易的顺差很小，只有100多亿，所以评价出来都是大的顺差。这样一个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引起了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从去年年底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所以说我们现在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结果就使银行的流动性增加了，换句话说，银行的钱很多。银行的存款余额大大的高于贷款，现在银行的存款余额超过了33万亿，贷款余额是22万亿，这还是去年年底的数字。也就是说纯差达到11万人民币。这种大的贸易顺差同时又反映国内储蓄投资关系的不平衡，为什么会形成贸易顺差？因为国内的储蓄很大，投资没有这么大，根本的原因是储蓄很大，因为银行储蓄、存款不断增加，但是投资没有增多。因此，这种储蓄投资的不平衡，导致国内资源以商品资本形态流到海外去，因此就形成了商品货物的贸易顺差，反映国内投资的不平等。

贸易成本的双顺差，反映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不平等。国内投资的需求和消费的需求不能满足高储蓄增长的需要，因此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这就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新特点，中国出现了大额的国际收支顺差，不仅成为了我们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问题，一个新现象，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现象。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观察他发现开放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联系是空前的，密切的。过去在总结日本经济增长的经验时发现，日本通过60年代、70年代高速增长之后，通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他的开放经济也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他的贸易顺差，他的经常项目顺差也引起了国内、内部经济的不平衡。因此1985年出现了日元升值，美国、西方几个主要的国家，美国跟日本谈判，确定协议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后来的一些不平衡。

二，宏观经济的调控面临新挑战。从2005年开始减少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两个说法，这样两个任务成为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原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叫做控制和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经济过热这样的势头。原来宏观调控是这样，包括行业生产过剩、过热，要调控他，控制增长速度，要放慢一些。解决经济运行当中突出的问题，到2005年以后，调控的点就多了，其中一个就是要减少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因此使得宏观经济面临着挑战，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边有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从减少贸易顺差的角度来看，应当是国内投资增长速度更快，他要更多地吸收国内的资源，更多地吸收国内的储蓄用于国内的投资，他才不会形成大额的贸易顺差。但是我们的投资增长速度已经缓，从投资情况来看，我们要让速度稍微更慢一些，这样调整投资的速度和投资的结构就和减少贸易顺差。调整调控投资减少贸易顺差，要减少顺差投资增长速度就要加快，因此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出口大于进口贸易现象依然存在，今年上午国家统计局统计师已经跟大家说过，有一些行业、有一些企业增长速度、盈利都非常大，比如说钢铁，钢铁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为什么？不仅仅国内需求大，而且出口需求也很大，因为世界产业转移，出现一个新现象，中国不仅仅是新纺出品大，而且很快要形成一个钢铁出口大。我们要大量的出口、粗钢，这边进口铁矿石这边出口粗钢，同时进口一些附加值高的钢材。钢铁是一个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降低消耗，节约能源，节能降耗的任务艰巨，他确实有盈利，有需求，这就是两难选择。上级政府的要求和实际生活的矛盾很突出。利用政策杠杆更需要内外统筹配套，这些内外杠杆如何利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他即要考虑国内的需要，还要考虑对外的需要。对内的需要和对外的需要相互联系很密切，同时可以利用的短期奏效政策的措施已经越来越少。什么政策措施能够马上见效？这其中的政策已经很少了。对于长期措施能够发生的政策，用起来需要很谨慎。

单项政策使用的效率递减，比如说汇率调整，政策配套与协调的要求越来越高。从改革来06年的人民币汇率已经到了5％，贸易顺差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这跟日元当时升值的情况有相似的情况。也就是说单项政策的使用，他的效率是递减。比如说出口退税的调整，如何进行调整，这就要求汇率政策同时配套使用，怎么做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搭配。

三，提高开放经济水平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

现在我们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开放经济水平，今天上午张卓元(张卓元新闻,张卓元说吧)研究员在会上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确实面临很艰巨的任务，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看，要说调整经济结构，本来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应该使第三产业也就是说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继续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应当是有所降低，第一季度的数据表明，这一任务并没有达到。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去年同期相比没有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继续在增长，经济结构仍然呈现出与过去相似的情况。这样一种情况和我们的开放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密切的联系，为什么？现在的招商引资，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的很多手段，仍然是把第二产业，把发展工业、发展制造业，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我们在招商引资当中，在对外贸易当中发展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出口仍然没有出现新的专机。他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有一定的影响。

这还涉及到了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涉及到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平的发展，涉及到了其他统筹关系，都需要、都要求开放经济水平提高，要转变外贸经济增长方式，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最近这几年理论界以及实践部门都提出这样的疑问，利用外资的政策是否需要政策的使用，也有人说现在我们的资金很多，外资也很多，为什么要吸收外资呢？这样一种困惑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利用外资的质量水平还不够。在全球经济当中，利用外资最多的不是中国，也不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在大量吸收外资的恰恰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资金很多，外资很多。他为什么还要吸收外资？而且他吸收的外资比我们多的多。像2005年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第一是英国、第二是美国、第三才是中国。这是直接投资，还不包括正面投资，这就是说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需要利用国外的资金、国外的资源来整合本国的资源进行全球资源整合，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提高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利用外资已经到头，这样的话是过早的。但我们确实利用外资有一个质量水平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还不高，因此我们的开放经济水平不能达到更高的要求。这对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不利的影响。

四、中国因素成为全球经济协调的关注对象。

现在讲全球经济必然要讲中国，无论在世界各地，只要一研究全球经济，必要讲中国因素。2005年初，国际货币资金组织，有一个新概念就是全球经济失衡，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他们用全球经济失衡这样一个说法来概括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新现象，说法的内容是存在的，当然说法本身反映了西方人士、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关切。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企图把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这样一种责任推给中国，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他要求中国在经济协调、经济对话中，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这是他们一个出发点。他所谈到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的贸易顺差、经常项目的顺差，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客观上，中国又成为某些资源产品和商品的价格决定者。中国在世界上大量购买石油、大量购买资源性产品，成为某些价格上涨和下跌的影响因素，我们同时大量地出口商品，因此全世界到处都有中国物美价廉的各种产品，特别是消费品，我们成为某些产品国际价格的决定者，这是必然的。所以必然引起关注的。同时，我们又成为经常项目顺差的大国，国际上经常项目顺差大国主要是这几个国家：中国、日本、德国、石油输出。中国、日本、德国都是制造业的出口大国，石油输出国主要是输出石油天然气，这些国家成为经常项目顺差的大国，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小国经常是逆差的大国，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控制的。

客观上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因素，中国每年消费世界能源增量的30％以上是由中国经济消费掉的，同时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中国因素贡献的。中国向很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和市场。今天神物江小涓(江小涓新闻)研究员讲过，我们虽然对美国日本贸易逆差大，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市场。所以说这一地区，这一些国家集团，在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所以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同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及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等等，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因此，这些问题就成为经济协调，全球经济协调的内容，今年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搞的经济战略对话，美国的财政部长以及他们的没美联组主席都到中国来跟中国的领导人进行对话，其中很多的话题都涉及到中国的突出现象。这也反映出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人认识到，要使全球经济平滑地发展，需要中国经济起积极的正面作用，全球人都认识到这一问题。都希望跟中国建立贸易合资关系，都希望在经济全球化当中，能跟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列车挂上。因此中国因素成为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对象，也成为主要的经济大国进行经济协调的关注对象。

五、继续扩大开放是必然选择。

这是新阶段的特征，我们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遇到了新挑战，选择是什么？选择没有，只能是继续扩大开放，而不能走回头路。中国过去不能专门搞现代化，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从中国的要素来看，中国没有条件关起门来搞现代化。今天上午江小涓(江小涓新闻)讲，中国只有劳动，只有劳动要素占的世界比例高，无论是资源还是资本，我们在世界的比重都很小，必须从国外获得别的要素，我们必须开门。相反美国可以关门搞现代化，因为他的要素太丰富了，他的到时候跟其他的资源要素很搭配、很整齐，因此他可以，我们不行。我们过去不行，现在就更不行。现在我们这样的经济规模40％都是从境外输入的，铁矿每年的进口需要2亿吨，人均消费也不过是160公斤。包括标志性要用钢材，也是现代化的标志性对象，人均才160公斤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马来西亚的数字。我们要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万亿美元的时候，人均消费将近300亿，因此这样的资源耗费从哪儿来？国内没有，因此我们只能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和发展中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能利用两种资源，在两个市场当中实现。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财富增长要通过开放，要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和国外市场去实现。现在我们的贸易总额和GDP的比值在学术界，叫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80％。当然这个比值并不说明别的什么，只说明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生产和交换是为出、为国际贸易服务，为国际社会服务。所以包括各类企业，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你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我们未来的财富增长与开放是有密切关系的。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一个战略组合，从牛顿大军根据地打到大别山，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我们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什么意思？过去我们是叫人家来，叫人家来与狼共舞，在中国的国土上，在我们的领土上开展国际竞争，现在我转入外线作战，让我们的企业家到海外在全球进行国际竞争。

六，我国经济安全的边界越来越取决于开放经济的新进展。

历史证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证明对中国是有利的，让人家来对我们是有利的，让人家来会不会有不安全？会有。但风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应对这样的风险，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学习、可以借鉴。实践证明这2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们让国际资本来，让国际垄断资本来，让跨国公司来，这对中国是有利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更加完善，经济更加繁荣，这是历史证明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经济安全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今后不存在，今后依然存在，但是经济安全的边界已经扩大。我们抗风险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今后经济安全不主要是国内市场开放的问题，当然国内市场开放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要防止外资企业对管理市场的垄断，不能让好处都让人家占着了，我们要注意国际垄断资本对我们有些产品市场的垄断，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需要防止的，但这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主要的危险是来至于国际社会的保护主义，来至于世界市场对中国的不开放。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来至于外部，外部对于我们的不开放，国际保护主义对我们的不开放。世界市场对于中国越开放，中国经济就越拉进去。所以说今后我们应当使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成为我们向国际市场争取国际市场地位向国际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旗帜，所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旗帜，过去这是西方殖民主义，是国际垄断的旗帜，现在我们已经成长了，已经成熟了，这个旗帜可以给我们利用了。

发展趋势：未来我国开放经济面临三个转变，面临着从商品输出逐渐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在对外开放的20多年来，一方面是吸收外资，一方面大量发展我们的工业化，大量发展我们的制作业，使我们有大量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我们的商品向全世界输出，我们成为贸易大国。而且要逐渐地成为贸易强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但这不够。我们要把我们的商品输出变成生产输出，所以我们的企业一部分要走到海外去，在国外建立加工生产基地，避开原场地规则对我们的限制，利用我们的资源发展我们的对外经济。同时我们一部分的资本也要进行项目输出，2006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创记录地达到160亿美元。所以说在未来五年，中国会成为资本输出的大国，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也会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大概在2010年我预计中国会成为亚洲的第二大资本处处大国，第一是日本，第二就是我们。我们要在海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要在海外设立分销渠道，要在海外寻求各种资源，其中包括四大资源和技术资源。

从寻求商品市场逐渐向寻求资源与要素市场转变。过去开放资源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求扩大商品市场，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企业在海外建立合作关系是为了找资源，比如说找石油、找铁矿石，收购人家的股权，也有的是进行合作。当然主要的是全球商品市场，怎样扩大销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经验，但经验不多，因为多数的外贸渠道是外商控制的，我们的本领还比较稀薄。在未来，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扩大海外的商品市场，一方面要寻求资源要素市场，其中包括经理要素、国际网络的要素，这样的要素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必要的，对我们扩大开放经济，取得开放经济的新进展都是很重要的。

面临从世界工厂逐渐向世界公司的转变。前几年成为贸易大国，生产了大量的制成品，国际社会送给我们一个帽子，说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自己倒不敢这么说，确实我们是世界上重要的生产加工基地，但这个生产加工基地很大程度上是为跨国公司打工，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着经营生产布局，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价值链的战略安排和定位。把贸易顺差留给你，把利润拿走。未来我们要在这方面有所改变，要寻求突破，我们不仅仅要做世界工厂，而我们要做世界公司，我们不仅仅要把贸易顺差留下来，我们也要争取在利润的分层比例当中，提高我们的份额。

我在高校演讲的时候，有一些研究生问，我们现在只能把贸易顺差留下来，利润被跨国公司拿走，我们是不是很核算，我们会不会陷入平困。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可能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不要贸易顺差，不仅仅利润要不到，我们连贸易顺差和劳动要素的报酬也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脚踏实地，现在的阶段确实处在国际分工低水平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不可予。但有了这个阶段的经验和积累的实力我们确实应该向新阶段迈进。在座的企业家如果你们是世界工厂的一部分，你们今后要学会做世界公司的一部分，努力把自己的企业成为世界公司，这是未来财富增长的新挑战和新的机遇。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