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总量不能与国际责任画等号

中国经济规模大并不表明人民很富裕　承担更多责任以目前国力民力做不到

    裴长洪（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赵树宴摄

    近来有西方国家根据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这一指标，提出中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GDP第二”是否表明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中国是否有能力和实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国力民力仍不富足

    问：我们应如何冷静科学地看待“中国GDP跃升世界第二”这件事情？

    裴长洪：这是件好事，是中国人民长期努力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成果。的确值得高兴。

    但这个指标不能说明更多问题。这个巨大成就的真实含义仅仅说明中国人民过上了温饱的生活，摆脱了贫困，一部分人过上了小康的生活，只能是这样一个定义。首先，按人均GDP计算，中国还是很低的，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今年联合国出版了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该报告很多数据说明中国还非常穷，按照2005年的调查，中国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仍然达到15.9%，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达36.3%。2美元什么概念？就是约14元人民币，全国有1/3多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4元人民币。要看到，GDP总量大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造成的，经济活动规模大并不表明中国人很富裕，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今天仍很贫穷。

    其次，中国是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比较富裕，比如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贫穷，因此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负担很重，转移支付要将多收入的一部分财富通过财政分配手段，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且除了这种转移支付，中央政府还开展了大量对口支援活动，比如新疆工作会议之后，就确定了东部的一些地方和新疆各个市县对口支援的任务，这是一种二次转移支付的做法，所以东部富裕地区肩负着要支援中西部的责任和任务，这就使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没有太多的回旋空间进一步发展自己，先富的地区帮助不发达地区后富的责任很重。

    第三，中国自然灾害非常多。联合国报告里也提到，中国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国，各级政府和人民的有限收入里，还有一部分要用于内部减灾和支援灾区的开支。中国应对自然灾害付出的成本比很多国家要高得多。尽管中国GDP总量大了，但应对国内大量减灾减贫的负担和责任也随之加大，中国要办好自己的事情，仅靠“GDP总量第二”是远远不够的。

  转方式才能上质量

    问：中国GDP大而不强主要原因是什么？怎样提高经济质量？

    裴长洪：经济大而不强，主因是经济发展方式落后。中国GDP这么大规模，是用了大量物资投入换来的。现在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占GDP总量的50%以上，我们经济发展方式消耗的资源能源都比较大，每个单位的物资投入所能换取的新增价值要比发达国家小得多。我们经济活动中反映科研、技术含量、人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比较少。中国有很多世界产量第一的产品，但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核心技术和市场营销都控制在别人手中。在每一个产品的多国生产的价值链中，我们拿到的附加值是很少的。

    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就会出现能源资源不可持续的问题，这将导致过多或者全部依赖海外的资源和能源来支持我们这种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发展，那对世界经济将是不利的。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需要有更多的财力资金来支持教育发展，培育人力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中央政府在今年的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中提出，未来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今后中国在这方面要花很多钱。

    同时，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养内需市场，中国还要花更多力量支持民生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比如除教育以外，卫生、医疗、体育事业以及其他生活服务业等相关的行业还需要发展。中国提出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其中就要关注民生，就要有更多资金投入到社会事业的发展当中，才能使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这就使公共财政支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发展已很急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将来各级政府的财政要越来越多地转向民生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百废待兴，那么现在则是百端待举，因此中国国内的建设任务非常繁重，需要大量财力和资金的支持，按我们自己的话说，目前国内的事情是最急迫的事情。

   要中国多担责不合理

    问：为何说中国“GDP第二”与世界经济责任不能划等号？我们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世界经济责任？

    裴长洪：中国当然不会放弃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但是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应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要求中国超越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去承担国际责任，中国既难以办到，也不合理。中国对于应尽的国际责任从不回避，比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就表明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承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降低40%—45%，要完成这个任务需经过非常艰巨的努力，中国承诺兑现自己的每一项国际合理责任，都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现在西方有些人利用“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来做文章，要求中国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正是现存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一种反映。发达国家占有的资源财富最多，而且有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做支撑，他们肩负的责任本来就没兑现，反而要求占有资源、财富少，而且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属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担负更多的责任，这合理吗？中国仅仅是摆脱了贫困，人民刚过上了温饱的生活，要这样的一个国家担负更多的责任，是中国现行国力民力都做不到的。

    中国靠有限的资源，用世界7%的耕地资源养活了13亿人口，等于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这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担负一部分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力民力相适应的其他的国际责任。

  从棒杀到捧杀的原因

    记者：有些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原因是什么？

    裴长洪：这种思潮出现的原因很复杂，我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西方敌对势力不希望中国好，过去他们用大棒来打你，是棒杀，现在则是别有用心地捧你，说“你现在很好了，那你多负点责任吧”，是捧杀；二是很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仅仅是看到了一个经济指标而产生的一种误解；三则是嫉妒。好像一个邻居原来生活水平和你差不多，突然间富了，心里嫉妒，嫉妒之心多数人都有，我们也要允许人家嫉妒；第四就是最根本原因：中国还不够强大。过去中国很穷，没人理你。如果中国很强大了，大概就没人敢说三道四了。现在中国既不是很强大，又比过去好点，人家就什么话都敢说，中国现在是被人家集中说长道短的时期，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不澄清此误解，在国际上会助长要求中国承担不合理责任的势头，对中国的建设和国际环境都是不利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不怕丢丑，让人家知道中国不足落后的一面。中国人上世纪80年代初总怕说自己不行，总是为自己辩护。

    其实，仅仅一个GDP还不能让中国人完全高兴起来。人民日常生活中还有大量不如人意的事情，甚至不少人的生活还很艰难。普通人对GDP并没有感觉，他们更关心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社会事业发展与自己的关系，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如上托儿所、看病不再难，结婚生子能买得起房等等，这样中国人才能真正高兴起来。现在中国人均GDP大约是3000多美元，我们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达到全面小康，按汇率计算，人均GDP达到七八千到一万美元这样的水平，大家可能会觉得生活比较宽裕了。而要真正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得到2049年，人均GDP达到25000—30000美元的水平，这还需要较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