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与流通相关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地区与流通相关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有效扩展市场范围，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必将有利于深化农村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

    （一）交通与道路体系的作用

    良好的道路与交通状况是流通效率提升的重要前提。交通向来就被认为是影响市场范围扩展进而影响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最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往往发生在运输费用最少的地区，因此，在这个地区有最大的分工和贸易潜力（斯密，1972）。

    市场范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交通问题。不难发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几乎所有老牌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沿海、沿河或地处交通便利之所。新兴后发国家或地区也往往是那些交通便利之所在，而且往往是水运发达之地。中国大陆最近20年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也无一例外都是沿海地区。所以斯密(1972)指出，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得更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

    从经济观点出发，便利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任何国家所能有的最大幸事。刘易斯认为，在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上，好的统治者往往由于他们把精力用在扩展道路系统方面而扬名，而坏的统治者则因他们主政期间道路状况恶劣而声名狼藉(1996)。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如果适当改善道路状况，提高交通效率，从而提升流通效率，必将有利于深化农村地区的分工水平并提高农业生产率。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往往缺乏全天候的道路，一到雨季就完全与外界隔绝，即便天气放晴，也很难将农产品顺利运出，从而使得任何专业化生产都不可能。但是，也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则做得非常到位。在著名的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建设全天候的道路系统，从而使得数百万农民有可能大大增加对销往城市和出口市场的蔬菜和经济作物的重点种植。在我国香港地区的农村，虽然没有修建高水平的主干道路，但仅仅是可供自行车通行的柏油路，也能使农民扩大其蔬菜种植面积。

    道路系统、运输业与运输工具制造业（尤其是汽车产业）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正反馈机制：汽车和道路系统的改善显然有助于改进交易效率，必然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商业化程度，这又必然会增加对道路、汽车和运输业务的需求。这反过来又提供了汽车产业和运输产业内部加深分工的市场范围，从而使汽车业和运输业的效率提高，因而进一步改进交易效率，如此循环，造成该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升。一般人们对这种有正反馈机制行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都估计过低（杨小凯，1994）。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区，物流行业的盈利能力与发展潜力都必将是惊人的。

    有必要说明，上文所指的交通，涉及到城乡交通、农村内部的交通以及城市之间的交通，它们对农村地区的分工水平和经济增长均有重要影响。

    （二）其他相关基础设施的作用

    良好的道路和畅通的信息，不仅可以明显节约诸如搜寻和信息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和决策成本之类的市场交易成本，还能使客户数量增长，更高效率的物流也得以实现，市场范围必然扩展，从而得以充分利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流通效率的提高也就成为可能。

    另外，很多专业化农产品，尤其是蔬菜和水果，往往具有集中大量上市且易腐烂等特征，若缺乏合格的储运、保鲜、冷藏和加工设施，即使质量再好，也不能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因此，一些与农产品流通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亟需建立健全。但这些设施往往需要投资大量资金，政府理应在包括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方面大力支持和扶植，并充分调动包括农民在内的各方面积极性，把行政支持与市场激励有机结合。

    清理国内贸易壁垒

    斯密认为，贸易有益于涉及到的各个方面，能够增加各阶层的收入，因此，不应受到政府限制（瓦西莱斯基，1996）。不当的政府政策往往是导致市场范围缩减的重要因素，如保护主义政策就是一个摧毁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利益的重要方式。

    贸易壁垒曾经被认为是国际间的现象，国际间曾出现过种种人为的贸易壁垒。但消除贸易壁垒往往是从国内开始的，即先消除政治疆域内的内部壁垒。从古至今，在很多国家，在一国之内各地区间往往存在各种人为的贸易壁垒。实际上，自晚清以来，中国国内各地区间的贸易壁垒似乎并没有减少，在农业、农村经济领域曾一度更为严重。正如张培刚(1945)所言，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关卡壁垒，已经长期阻止了中国的工业化，这种障碍还抵消了本来可能进行农业改良的任何有利时机。当前的情形与半个多世纪前仍然存在诸多类似之处，在农民深化分工和提升专业化水平的过程中，各种变换了方式的壁垒、垄断势力以及对商人的各种不恰当管制仍然是重要问题。

    我国市场的形成很多都是通过行政区域和行政权力来确定的，是一种“行政造市场”的典型模式。由于行政权力的存在与作用，使得目前的经济中形成了各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和关卡，如有些省以种种借口不允许外地农产品到该地销售。这样，必然阻碍着商品的自然流动，有损分工与专业化的机会。

    同时，农产品和农资市场高度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对私商的不当管制也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分工水平的深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农民面临的是高度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大宗农产品的交易中，买方往往都是高度统一的国有部门或集团，如国有粮食部门、国营烟草部门、国有棉花经营部门等，其价格高低且不论，总之，农民对市场基本没有影响力；而在主要投入品包括资金、种子、化肥、农药等市场上恰好相反，卖方同样是势力强大的国有集团。不仅国内贸易被垄断，国际贸易也是被垄断的。政府用各种壁垒限制各种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药、化肥等）进入中国，无疑抬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各种垄断性的流通组织，主要是各种农资部门的垄断，抬高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农业的高成本；国内大宗农产品的垄断又抬高了农产品的最终销售价格，这必然造成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价格竞争优势，因而参与国际竞争的可能性也随之缩小。这种市场结构对于农民而言，必然是偏低的产品销售价格和偏高的生产成本。长期以来，商人往往被认为是介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剥削者，据说他们设法对生产者支付较低的价格，对消费者收取较高的价格，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取缔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私营中间商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政府直接充当“公正”的中间商。但是，国有的中间商往往效率低下，成本更高。

    实际上，城市出售农产品的价格明显高于农民得到的价格与暴利没有任何关系，主要原因在于流通效率低下，包括运费高、配送和营销体系不完善。过度管制和控制私营农产品中间商的结果，是进一步缩小了分工与专业化的可能。目前，这种高度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最近几年有了微妙的变化，无论是农业产出品还是投入品市场上，竞争正在加强，这有可能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和农产品的流通成本，从而有深化分工的可能。

    加快流通产业发展

    商业发展有助分工深化，这是《国富论》的基本命题之一。斯密 (1972)认为，贸易扩展市场范围，并允许所有国家、地方和个人发展专业化，并从增加的劳动分工中获益。商业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了一个巨大而便宜的市场，从而鼓励了农村的开发与进一步的改进；商业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改良。

    实际上，商业对推动农村改良和推进分工与专业化的贡献还可以再向前推进一步，因为商业尤其是现代连锁商业的发展无疑有一种明显的正反馈机制，即连锁店在城乡的迅速发展有助于改进交易效率，从而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这又必然增加对连锁店所销售的商品的需求，这又反过来提供了连锁商业内部加深分工的市场，从而使得连锁商业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如此循环，导致连锁商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将日益提升，并进一步深化农村地区的分工水平。现代连锁商业在将大量的工业品高效率销往农村地区的同时，也利用低成本、高速度的分销网络将农村地区的大量专业化农产品销往城市和其他农村地区，专业化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必将进一步下降。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现代流通系统已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专业化农产品的供应链，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巨大挑战，同时也意味着绝好的发展机遇。因为现代流通系统对农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的要求将更为严格，甚至达到苛刻的程度，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业技术和农业经营革新的步伐，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知识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在长期发展中有助于改善农民的市场地位。再好的农产品，必须高速度、高效率、低成本的流通起来才能产生效益。新疆的库尔勒香梨和海南的很多专业化农产品就是最好的例证。就专业化农业而言，商业效率几乎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这里又出现了正反馈机制即商业效率提高导致市场范围的扩展与专业化分工的细化和深化，这样必然带来农产品质量、产量的提高，这又会进一步的扩展市场范围，最后导致市场扩展与分工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否则，低下的商业效率的结局将是兼业化、非专业化、市场范围狭小和商业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而这正是很多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而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通过高效率的商业将农业、农村和农民引向专业化、中介化、专家化和知识化。不难发现，农业的中介化进程与农村、农民的专业化、知识化和专家化的进程是相辅相成的。

    现阶段我国农产经营规模很小，而且这种格局将长期保持。为了更好地应对大市场和全球化的冲击，要维持一定的竞争力，就要增加收入、缓解市场风险，把松散的小农组织起来。荷兰是世界上最大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其农产品出口总值接近500亿美元，农民的高度组织化是重要原因。农民通过合作社确定统一价格，增强了与中间商讨价还价的实力，从而得以保证自己的利益。最近几十年间，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农民合作社都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美国平均每个农场主参加2.6个合作社；法国1977年有125万个农场主，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系统的社员为350万名。全美农产品的36%是由农民合作社生产的；以色列的农村经济中，“公共经济”的比重高达80%；西欧、北欧的农民合作社则更为发达，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徐振宇，2005）。而我国农民长期缺乏经济方面的组织性，真正的农民合作组织不够发达或者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从而不仅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缺乏应有的市场风险分摊和缓解机制。另外，期货市场是一个规避风险的好机制。但几乎所有国家的绝大多数农民都不是直接参与期货市场进行交易，而是借助各种中介组织 （主要是农民合作社），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都有“自主、自治、自享”的农民合作社或其他中介组织作为农民的代理人参与期货市场，以规避市场风险。我国真正的农民合作组织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作为农产品期货交易中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的农民参与期货市场的可能性（徐振宇， 2005）。

    强化知识外溢与农民转型

    人们往往将农业等同于知识和技术含量低的产业，然而，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农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正在日益提高。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农业知识和技术是内生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必须与当地的具体情境相结合，此所谓知识和技术的“具体性”。一地的可行技术不一定适合另一地的需要，如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往往适合地广人稀的自然禀赋，在人多地少的地区一般都不适用。在农业中，土壤、降水量、气温、日照、病虫害甚至风向、风力等诸多微妙因素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影响到一项具体的生产技术的适用性。因此，任何知识和技术都必须本地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

    专业化农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过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专业化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通过思考和研究获取，也可以通过研究其他农户的产品和生产过程来获取技术，另一重要来源则是流通。在专业化的农产品、种苗或种子的流通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技术的流动。根据笔者对湖北省荆州市一个以生产葡萄闻名的专业村天星眼村多年的跟踪调查得出，该村数年前对浙江优质“藤稔”种苗的大量引进，导致了相关技术从千里之外的浙江逐渐扩散到该村，然后该村的农民思考、试验、琢磨以及农民之间在一起商榷、讨论和争论的结果，是一个典型的干中学和试错(trial and error)的过程。以上过程实际上是知识和技术秘诀最重要的来源，即个人之间信息与构想的非正式交流。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相当小的地区时，这种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因为行业的集中分布使得人们能自然地混杂在一起并自由地谈论技术话题。天星眼村由于气候、土壤、雨水、光照条件等原因，曾经被认为是非常不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然而，先天的不足可以通过流通、专业化以及知识的外溢加以扭转。在存在专业化加速学习速度的效果时，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正反馈）却非常重要。一个先天不足的地区，一旦通过由于某种偶然的机会成功的从事了某种专业性产品的生产，不仅会提升该地区单个农民的学习能力，也提高了整个地区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产生了相当的知识外溢，这反过来又高效地扩大了该地区专业化的市场，使该地区有机会进一步加深专业化，进一步加速学习过程。

    结论已经启动的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政策性剥夺，而且必须着力提高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深化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以流通效率的提升为切入点，加强农村道路等与流通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设法消除各种人为的贸易壁垒，提升农村商业发展水平，扶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从而最大限度的扩展市场范围、降低交易成本、缓解市场分享，促进知识外溢，提升农民人力资本，从而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