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8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张世尧回忆了那段商业变革史。

　　20年长期规划草案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说商业改革在当时是首要的呢？

　　张世尧：改革初期，商业流通领域确实是个重点，因为当时商业是高度集中，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商品短缺的需要，一是财政收入的管理需要。

　　当时国家主要是通过国营商业来控制商品。在改革开放之前，20多年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市场上商品供给紧张。当时所有的工业品工厂不能自销，生产后全部交给国营商业。国营商业再统一计划和层层分配。工业企业非常分散，不好统一计划管理，而国营商业一直是垄断的，国家通过一统到底的商业部门来管工业产品，这样有利于在市场长期紧张的环境下，国家统一安排市场，有利于把工商的利润集中到商业部门，集中上交给财政，这样国家就可以一手掌握商品一手控制财政。

　　可见，当时国家就是两手抓：一手抓商品，统一掌握主要商品货源；另一手抓财政，中央财政重点靠商业拿钱，工业品交给国营商业，国营商业对工业品进行统购统销、统购包销，工业品不能自销，价格是管死的。而农产品，分为三类：一类粮棉油统购统销，二类如猪肉蛋等副食品派购，三类叫议购议销。1978年以后允许农民自购自销。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之初，商业部是如何迈开第一步的呢？

　　张世尧：从1980年至1982年间，当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今后20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是20年翻两番”等重要指示，亲自抓商业20年发展规划的研究。

　　当时我是计划司的负责人，我们会同部内有关司局研究草拟了“1981~2000年商业20年长期规划草案”，经部党组讨论进一步研究修改补充后，又把这个规划草案提交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讨论听取意见。会后，再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然后才上报国务院和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同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商业厅局。这个20年发展规划，主要内容讲的是20年内商业如何改革和发展，也包括分几步走和分阶段的主要内容，这是商业部成立以来编制期限最长的一个商业长期计划。以后商业部编制商业“六五”、“七五”、“八五”等几个五年计划，也都以这个长远发展规划作为指导和基本的依据。

　　突破统购统销派购旧模式

　　《第一财经日报》：商业部是如何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紧缺状态的？

　　张世尧：商业体制改革起步较早，这是因为原来中央抓商品抓市场主要靠商业，抓财政收入商业也是大头。

　　商业改革总的是以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城乡市场为中心，通过对流通体制、购销政策、管理制度等进行一系列重大的调整和改革，使我国商品流通体制逐步纳入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轨道。

　　例如，在商品购销政策的改革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的改革是突破了长期实行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派购和工业品统购包销的旧模式。从逐步缩小农副产品统购范围、减少统派购品种、扩大奖售标准，发展到不再向农民下达统派购任务，按不同情况实行合同定购或市场收购。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限制，而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在工业品方面，首先是取消全部由商业包销的制度，改为统购统配、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商业代批代销、工商联营购销等多种形式。同时，有步骤地缩小了部管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由商业部计划管理的工业品逐步缩小到棉布、食糖、名酒、镀锌铁丝、元钉等14种。

　　1981年，我在计划司工作，那时正是市场商品供应还比较紧缺的年代。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国务院关于“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等重要指示，当时的一项重要决策就是要求各级商业部门配合供销合作社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层层建立工业品城乡分配小组，切实监督工业品下乡计划（共有10多种单列计划的工业品）的执行。当时，部领导还指示我们会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计划部门联合拟订和下达《关于自行车、缝纫机划分城乡供应的联合通知》，其中规定“在保持1978年城乡实际分配数的基础上，每年增加部分，80%给农村，20%给城市，并逐级列入计划”。根据供销社反映的意见，商业部还规定自行车、缝纫机要按不同产地和品种（比如自行车当时有三大名牌：上海的“凤凰”、“永久”和天津的“飞鸽”）进行城乡“二八开”的分配，并写入了文件，纳入了计划。

　　《第一财经日报》：商业部系统那时有那么多层次和企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其效率也不会太高，自身这方面是如何改革的呢？

　　张世尧：在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方面，当时是先把原有的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统一收购和供应商品的体制，改变为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逐步形成了城乡畅通、地区交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

　　商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一是实行政企分开，精简行政机构，将部内各专业局改变为专业公司；二是下放企业，陆续将部直属企业（包括一级站、二级站）下放到所在市；三是扩大企业自主权，首先经过试点，到1981年后已扩大到所有企业。

　　在企业体制的改革方面，一是改革批发体制，打破长期实行的工业品收购进来以后要顺着一级站、二级站、三级批发站、零售商店的顺序流通，以及固定供应区域、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率作价的“三固定”批发办法，逐步改变为除少数计划商品外，批发与批发、批发与零售、商业与工业企业之间都可以直接建立购销关系。以后，又把下放到市里的批发站同市批发公司合并成一套批发公司。同时，把商业内部分层次倒扣作价的办法，逐步改为按批量作价或协商作价。在此期间，各地也自发建立了一大批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它们在业务经营上不分地区、不限对象、自由购销、一视同仁。二是放开零售体制，对国营小型零售企业，可以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自负盈亏；也可以直接转为集体所有，国拨资金有偿转让或分期归还；也可以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了积极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的方针，并大力恢复与发展城乡集市贸易、恢复与发展工业自销、发展其他部门自行举办的商业如农工商联合企业和乡镇、社队企业等。

　　年年开蔬菜会议

　　《第一财经日报》：在商业体制改革中，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蔬菜体制改革。1985年1月4日《中国商业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讲蔬菜产销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为什么蔬菜体制改革如此重要呢？

　　张世尧：蔬菜关系国计民生，老百姓天天要吃。我们那时经常说，“粮棉油、花纱布、肉禽蛋菜”，这几个都是中央各商业部门管的，但当时粮食、食油、棉花、棉纱、棉布都是统购统销，而肉禽蛋菜都是农民一家一户饲养种植，所以把生猪划为二类，禽菜是放开的，蛋要定量，肉也定量，不过菜不好定量。

　　蔬菜比较难管，因为都是农民一家一户自己种，自己卖，但是它又是重要商品，虽然不是计划商品，但是也要通过各种办法来管。当时商业部主要是管好全国十四个大中城市，下面的让省里去管。我记得商业部年年开蔬菜会议，包括上海和一些重要工业城市，因为老百姓天天要吃菜，后来小平同志提出，管十四个大中城市还不行，还要加上重点厂矿。

　　在1988年5月全国十城市蔬菜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就指出，根据中国人民几千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在食品结构中，蔬菜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蔬菜供应又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特别是随着城市的扩大，流动人口的增多，更增加了这种复杂性。比如蔬菜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受到自然气候的影响很大，气候好了，产量就大，气候不好产量就大减。而且，蔬菜数量大，品种繁多，不易保存，加大了供应的复杂性。按照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差不多一个人平均每天吃八两到一斤菜，蔬菜供应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甚至有时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第一财经日报》：每年开会有没有最终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张世尧：蔬菜不可能大调拨，怎么办？我们每年开十四个省市蔬菜公司经理会议，我们跟他们讲条件，商业部用化肥农药作为蔬菜奖售品种。蔬菜种类多，不可能管每一个品种，只能管主要的，比如北京的冬储菜，蔬菜公司统一搞的，也是给农民农业生产资料，换来冬储菜价钱便宜。当时冬储菜大概两毛钱一斤，每家每户都买个几百斤，要是不储以后就贵了，那就是市场价。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蔬菜价格和宏观价格体制改革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世尧：价格归国家物价局统一管，管得很死，正因为其管得很死，品种多，相当一部分让商业部物价局来管，所以部里物价局的人比他们多得多，管得细。价格也是分级管理，国家物价局管的面宽，包括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消费资料，还有物资部那一块。

　　《第一财经日报》：能不能说蔬菜的价格改革是先行的一部分？

　　张世尧：蔬菜实际上不早放开不行，上面只能一时管那些主要的菜，下面的放开了。每年开蔬菜会议，安排十四个大中城市，只是管到这个程度，其他的让地方管。地方也还有自己要管的对象，比如自己的工矿区、自己的大中城市。

　　为了抓好蔬菜的生产和购销，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同志曾到北京、天津，深入蔬菜生产队和商业批发零售企业，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做好蔬菜产销工作的六条经验以及两种产销直接见面的购销经营形式，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对蔬菜等鲜活商品如何实行产销直接见面，减少流转环节，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蔬菜体制的改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正如1988年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在十个大城市蔬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解决蔬菜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继续坚持改革的方针。只有改革，才能够进一步调动菜农生产蔬菜的积极性，才能搞好供应和流通环节，从而改善蔬菜供应，稳定价格。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放开，更多利用价值规律来调动菜农生产蔬菜的积极性。在购销体制方面，要通过国营、集体、个体多种渠道，进一步活跃市场。但是，要达到价格完全放开，还需要一个过程。在过渡阶段中，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管和放相结合。至于管多少，放多少，管的比例是多少，放的比例是多少，应该如何管法，则应该因地制宜。就是说，根据各个城市情况不同，包括自然条件，人民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小商品市场的兴起

　　《第一财经日报》：从1980年开始就有一些企业搞承包、租赁，到1985年的时候据说有三分之一的商业企业获准承包，特别是中小型的商业企业，这项改革是比较早的，当时的情况如何呢？

　　张世尧：你说的是基层企业，当时放开零售体制，国营小型零售企业改得最早，可以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自负盈亏；也可以直接转为集体所有，过去国家拨的资金可以有偿转让或分期归还；也可以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同时，国家还实行了积极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的方针，并大力恢复与发展城乡集市贸易，恢复与发展工业自销、发展其他部门自行举办的商业等。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人民日报》也在报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老百姓喜欢的彩电等消费品增长比较快，但是另外一些小商品增长很慢。1986年的时候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出现了，小商品的兴起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和背景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世尧：当时有中央领导到温州后，发现商场里专搞小商品的柜台里，小商品的价格比较活，因此号召大家都去学温州；之后，全国的百货商场多数都设小商品柜台，品种也多了。

　　义乌的情况很有代表性。最早义乌的老百姓亦农亦工，农忙了在家种田，农闲了就出来搞小商品，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市场。我一开始去看的时候年成交量100多亿元，很快就达到1000多亿元了，一开始都是摆个摊，在棚子里边，现在都盖楼了。

　　作为民办批发市场，它对原来的商业系统冲击是比较大的，一推广，全国就很快推开了，打破条条分工，打破行业分工、部门分工。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正是处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如何在搞活市场的同时还要继续稳定市场流通秩序呢？

　　张世尧：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开了。时任商业部副部长的我，曾在多种场合强调，要以稳定为中心，安排好市场。市场稳定，关系到整个政治、经济局势的稳定，关系到治理整顿的顺利进行。因此，要坚持以稳定市场为一个中心，继续贯彻“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好各种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证市场大局的稳定，一手抓好其他商品的扩大推销，以销售促收购、促生产。

　　全局稳不住，局部的繁荣就不可能持久。在治理整顿期间，中央强调适当集中，会给局部利益带来一些影响，这就要求局部利益必须自觉服从全局利益的需要。比如属于国家调拨的商品，地方必须按计划完成。当然，我们在考虑全局利益时，也要同时考虑地方、企业的局部利益，做到统筹兼顾。

　　按照稳定市场的要求，根据不同商品、不同地区的情况实行分类指导。从商品来说，要重点安排好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特别要抓好“米袋子”、“菜篮子”和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因此，根据治理整顿和稳定市场的要求，一方面积极配合工农业生产部门调整产品结构，增产市场适销对路的产品；另一方面又要正确引导消费，该控制的要坚决控制，该引导的合理消费也要积极引导。既要整顿流通秩序，又要开拓、搞活市场。整顿是为了更好地搞活，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不要在治理整顿流通秩序的时候又把市场搞死。更要防止和克服地区、城乡之间互相封锁分割等阻塞流通渠道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