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企业规模与效率之间关系是经济学界一个由来已久的理论谜团，也是众多经验研究关注的主题。现代经济学对企业规模与效率之间关系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四种观点，即规模报酬递增、不变、递减以及规模报酬不相关，它们站在各自立场上自圆其说，并且都有相应的经验支持。规模报酬递减是经济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对应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平均成本曲线，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组织观点中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如Knight，1933；Coase，1937；Alchian，1965；Williamson，1985），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早期如Epstein，1931；Simpson，1941；最近如Diaz and Sanchez，2008）。规模报酬不变大都被认为是一个分析前提，而不是有待检验的经验命题，Eatwell(1996)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规模报酬”词条时就明确指出，“……规模报酬形式特征中真正令人满意的只是与固定报酬有关的特征——这只是因为可重复性是一个形式上精确的概念，然而在经验上却是空洞的”（中文版第四卷：Q-Z，p.178），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却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早期如McConnell，1945；Stigler，1958；最近如Amirteimoori和Kordrostami，2005）。规模报酬递增与“规模经济”概念有许多类似之处，其来源包括大企业的市场势力和融资能力(Baumol，1959)、创新和市场开拓(Demsetz，1973)、战略集团（Caves和Porter，1977），这方面的经验证据也比较多（如Hall和Weiss，1967；Feeny和Rogers，1999；Ellery和Gomes，2007）。“规模不相关”假说把企业看作一种合约结构或分工组织，认为规模与报酬之间没有系统性的内在联系，企业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劳动分工与交易效率的分布格局，如果劳动分工（合约）在企业内部发展，平均企业规模趋于增大，如果劳动分工（合约）在企业间发展，平均企业规模趋于减小，但两种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率都倾向于上升（Cheung，1983；杨小凯，1998；Liu和Yang，2000）。

    遗憾的是，针对企业规模报酬的现有经验研究大都集中于行业层面上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分布特征，很少考察特定企业规模扩张中的效率变化，①这种经验方法不仅不符合规模报酬的概念逻辑，而且面临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特别是小企业的生存率（或经营风险）问题，许多研究都表明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变差更大（如Dunne et al., 1989；Audretsch和Mahmood，1995；Diaz和Sanchez，2008）。对于企业生存率差异问题，部分学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Stekler，1963），他在分析中没有考虑亏损的小企业，正如Mansfield(1964)所评论的，“……我不能理解为什么Stekler认为第5章‘不同规模企业的相对获利能力’中可以忽视亏损企业。我认为对于规模与盈利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只考虑盈利的企业。显然，由于规模与利润变差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所以，如果排除亏损企业，那么在规模与平均盈利性之间将普遍存在负相关关系（只要所有企业的平均盈利性随着企业规模增大而上升得不是非常快——通常是这样）”。还有少数学者则根据企业经营风险而对经验结果进行相应调整，如Dhawan(2001)，他基于美国上市公司1970-1989年间的面板数据测算出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分别为12.92%、11.95%和11.15%，然后乘以生存概率86.2%、90.5%和96.4%，调整后的结果分别为11.13%、10.81%和10.74%，仍然支持小企业效率更高的命题，但这种调整显然只是权宜之计，其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在后文的经验分析中，我们将放弃行业层面上规模效率分布特征的横向研究法，而采取针对特定企业（沃尔玛）在较长历史时期效率变化的纵向研究法，这更加符合规模报酬的理论内涵：规模扩张所带来的效率变化。

    更重要的是，现有理论把企业统称为工商企业，忽视了生产企业与零售企业在经济性质、规模约束以及扩张模式上的差异，其经验分析大都针对生产企业，很少涉及零售企业的规模问题。②本文集中分析零售企业连锁扩张中的规模效率问题，希望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贡献：(1)在理论逻辑上，指出现有文献对零售企业规模问题的忽视，并基于经典的“生产方式复制”争论，从分店复制和分店控制的角度揭示零售企业连锁扩张的内在机理；(2)在经验方法上，从历史时序角度，采用扩展DEA方法考察沃尔玛这家典型的零售企业，而不是在行业层面上考察众多零售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分布特征，这样更加符合规模报酬概念的内在逻辑，得出的经验证据也更加有说服力。以下内容安排：第二部分批判性地讨论Williamson(1985)的“复制与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假说，指出其对零售企业连锁复制现象的忽视；第三部分从分店复制和分店控制的角度，为零售企业的连锁扩张提供一个新的解释；第四部分基于沃尔玛1971-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扩展DEA分析，考察其规模扩张过程中的效率变化，为Varian(1990)的“生产方式可复制”观点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说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第五部分结合沃尔玛其他方面的经营情况，总结其成功的战略模式，及其对中国零售企业的经验启示；第六部分得出结论，指出进一步研究的若干方向。

    二、生产方式的可复制性争论

    规模报酬不变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可复制性，这在许多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论述，如Varian(1994)认为，增加2倍的投入只得到少于2倍的产出，这肯定存在问题，因为至少可以复制生产方式以获得不变的规模报酬，“……厂商可能会复制正在进行的生产方式，如果厂商的每种投入要素增加两倍，那它就能同时建造两座工厂，使产量也增加两倍。若每种投入增加三倍，那它就能建造三座工厂，如此等等”。对于其他人所提出的规模报酬递减的“经验证据”，Varian的回答是“［经济学家］忘记了把某些投入要素考虑在内。……递减的规模报酬只有在某些投入要素固定不变时才可能发生，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短期现象。……从长期来看，生产技术可以动态调整，因而不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1994)。事实上，现代信息技术完全容许一些业务流程和创新模式以几乎为零的成本进行复制（Shapiro和Varian，1999）。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Williamson(1985)对生产方式的可复制性提出了彻底的反驳，他认为复制意味着选择性干预的必要性，但这种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实现。Williamson首先把规模问题转换为生产方式复制问题，认为将大企业复制成一个“小企业集合”必然要求对这些“分部”实施选择性干预（只在预期净收益为正的情况下实施干预），随着企业规模增大，企业科层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将更加复杂，内部信息传递的扭曲程度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如会计造假）、官僚主义无能、个人激励弱化、内部游说等，这种选择性干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Milgrom和Roberts(1990)基于中央权力成本的概念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Williamson的假说，“……中央权力的存在与有效率的选择性干预政策是不相容的。干预权必然包含着无效率干预的权力。……因此，或者进行无效率的干预，资源被用于干预活动或阻止干预的活动上：或者限制干预权，而这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有效率的干预”。然而，仔细考察Williamson的论述便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六章“企业的边界”中，他并没有针对复制来谈选择性干预问题，而是转向了兼并、供应链、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经理激励、官僚主义成本、内部审计等垂直一体化问题。但是，垂直一体化导致的选择性干预与复制导致的选择性干预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详细考察这一点。假定某企业包括m个业务阶段，另外还有k个上游阶段活动，垂直一体问题在于是否把活动(i=1，2，…，k)一体化到企业内部，以及这种一体化对组织效率有何影响，而复制问题在于是否把复制成另一些，以及这种复制对组织效率有何影响，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Williamson提出的实际上是“垂直一体化与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假说，与复制无关。事实上，他的分析完全是在生产企业垂直一体化的框架内展开的，不适于解释零售企业规模问题，生产企业的垂直一体化与零售企业的连锁扩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操作，对应着两个不同的企业理论命题。零售企业的连锁复制现象与Williamson的“复制与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假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③事实上，沃尔玛、家乐福、特易购、麦德隆等零售企业在近30年来的快速连锁扩张，足以表明经营模式复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零售企业的连锁复制

    复制对生产企业来说纯粹是一种理论假说，而对零售企业来说却是活生生的产业实践，零售企业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品牌和统一的经营模式进行快速的分店复制（连锁扩张），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其异地分店保持有效控制。事实上，除了分店扩张模式之外，零售企业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模式（如单店扩大和垂直一体化）实现规模增大，只不过其他模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单店扩大很容易受到本地市场容量的限制，这实际上是零售商圈理论的题中之义。④垂直一体化（包括后向一体化和前向一体化）也很容易受到限制：零售企业经营的商品种类成千上万，不可能以“自制取代购买”的方式进行后向一体化，全面进入生产领域，否则就不是零售企业了；同时，零售企业也不可能以“会员制”的方式进行前向一体化，全面渗入消费领域，否则就成为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了。因此，零售企业的垂直一体化最多只能在商品流通领域内部发生，比如自建配送中心，越过批发商而直接从厂家进货，等等。事实上，现代的大型零售企业大都是这么做的，但这就是零售企业垂直一体化的全部内容。零售企业很难超越商品流通领域而继续向两端扩展，后向一体化和前向一体化对零售企业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因此，突破本地市场容量限制，在异地增设分店，实行连锁扩张，成为零售企业规模增大的必然选择。

    首先，零售企业的交易专业化性质决定了其规模约束主要在于本地市场容量。现有企业规模理论都隐含地假定企业只有一种，那就是工商企业，其中心任务是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多产出，这一隐含假定掩盖了零售企业特殊的经济性质，而在生产企业与零售企业之间进行性质上的区分，对零售企业规模扩张问题的分析至关重要。事实上，根据Commons(1934)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交易”两分法，⑤企业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生产企业，另一类是从事“交易活动”的零售企业。这两类企业在经济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专职于生产，谋求生产的专业化利益，后者专职于交易，谋求交易的专业化利益。经济性质上的差异，从而业务属性上的差异，⑥导致生产企业与零售企业面临不同的规模约束，因而具有不同的扩张模式。生产企业的规模约束在于企业内部的激励、信息等方面的组织成本，其扩张模式往往与垂直一体化有关，即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整合来实现最佳的规模效率。零售企业的规模约束主要在于本地市场容量，其扩张模式往往与连锁经营有关，即通过异地增设分店来达到规模增大的目的，这恰恰是现代企业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

    其次，生产企业的复制只是一种理论假说，零售企业的复制却是普遍的商业实践。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生产方式复制假说，如果某个行业中存在一些资产10亿元的小企业，那么资产100亿元、1000亿元……的大企业也可以存在，因为后者至少可以复制成10个、100个……资产10亿元的“小企业集合”（Varian认为这完全可能，Williamson认为这完全不可能）。这显然不是生产企业的典型做法。然而，零售企业的复制看起来却更加现实，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店都保持统一的经营模式，在经营理念、经营口号、管理制度，甚至店堂设计、员工服饰、礼貌用语等许多方面都是统一的，这一分店扩张过程更像是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零售企业在分店复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本地市场约束条件（如商业政策、人口、购买力、竞争及风俗习惯等），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增设多大规模的分店都是这一理性考虑的结果。当然，我们必须指出，零售企业的这种复制／粘贴必须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尤其是品牌和统一经营模式，这是限制或保障分店复制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李陈华，2005）。

    最后，现代信息技术扩展了人类的理性程度，大大提高了管理控制效率。Williamson明确表示有限理性假定是其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但他（以及其他的相关文献）没有注意到理性与有限理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事实上，现代信息技术大大扩展了人脑的计算和控制能力，从前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如一天做1万次简单计算），现在却如此简单（计算机每秒钟就可以完成50万亿次简单计算）。这显然意味着人类从有限理性到理性的一个重大进步，并且这种进步的速度随着信息技术革命一波又一波的浪潮而日渐加快。⑦信息技术革命对于零售企业的连锁扩张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在分店复制之后，更重要的问题是对这些遍布全球的分店实施有效的干预和控制，否则复制得越快就失败得越快。在Williamson看来，这种选择性干预显然不可能，但事实证明他错了，沃尔玛借助其卫星数据交换系统，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将其分布于全球14个国家的7300多家分店全部盘点一遍，再加上其他如POS、ED、EOS、GSP、ERP、DSS、RFID等信息技术工具，完全容许其在分店扩张中把Williamson的“控制损失(Control Loss)”降到最小。有研究表明，沃尔玛早期大规模的信息技术投入是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Basker，2007)。其他零售企业的分店数量不比沃尔玛少（如家乐福全球分店数量有13000多家），尽管没有私人卫星，但在一般信息技术上的应用也非常普遍，它们用事实表达了对分店的有效控制。

    以上分析把零售企业规模扩张的理论逻辑与产业实践结合起来，驳斥了Williamson的“复制与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假说，支持了Varian的生产方式可复制的经典论述。

    四、沃尔玛的连锁复制效率

    沃尔玛的分店复制堪称零售业的一大奇观，从地理上看就像“星火燎原”，呈地毯式的复制扩散趋势。1962年沃尔玛从美国的阿肯色州起家，一步一步地把分店复制到周边的密苏里州、俄克拉何马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田纳西州、德克萨斯州、密西西比州等周边地区，然后再向更远一些的地区复制／粘贴，从来没有跳过任何一个州而在其他更远的州率先设立分店。在公司每年报告中都用圆点标出了分店位置，这清楚地、连续性地显示了这种复制／粘贴过程，如图2所示。

    然而我们感兴趣去的是，在沃尔玛这种连锁复制的发展过程中，其经营效率的变化趋势：增加、降低还是不变？初步看来，沃尔玛的经营绩效是非常稳定的，1970-2008年间的平均纯利润率为3.48%，最低为1975年的2.66%，最高为1985年的4.20%，并且其中只有4个年度低于3%，4个年度高于4%，其他31个年度均处于3%～4%的水平，标准差只有0.37%。但是，为了验证这种直观判断，以下我们将从历史角度，采用纵向研究法，根据沃尔玛1971-2008年间的经营数据，用扩展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测算公司各个年度的相对效率变化。选择沃尔玛为分析对象，除了上述理论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数据的可得性，沃尔玛公司网站上公布了其1972-2008年间37个年度的财务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可以整理出该公司1971-2008年间38个年度经营绩效的详细数据。

    1.方法与模型。DEA方法首先归功于Farrell(1957)的早期研究，他基于Debreu(1951)和Koopmans(1951)的理论，定义了多项投入、单项产出情况下的相对效率度量，Charnes et al.(1978，1979)在Farrell基础上建构数学规划模型，以处理多项投入、多项产出情况下的相对效率度量问题，这就是所谓的CCR模型。但CCR模型结果中可能会出现多个效率值等于1的决策单位(DMU)，但在这些DMU之间无法作进一步的比较，从而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排序。针对这一问题，Andersen和Petersen(1993)对CCR模型作了修正，在评价某个DMU的相对效率时将其本身排除在外，而用其他DMU的投入和产出的线性组合来替代该DMU的投入和产出，这就是所谓的“扩展DEA方法(Extended DEA-measure)”（一些国内文献称之为“超效率方法”）。当前，学术界对DEA方法的应用主要在于横向比较同类DMU（如企业）之间的相对效率，而本文则从纵向比较公司各个历史年度的经营效率（其实等价于在38个“不同的沃尔玛”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构建计算模型如下：
 

    2.指标选取及说明。把平均总资产、销售成本、经营管理成本、财务成本作为输入指标（模型中I=2），把营业额和纯利润作为输出指标（模型中R=4），前4个指标基本反映了企业投入情况，后2个指标基本反映了企业产出情况。对于这些指标，有必要作几点说明：(1)平均总资产等于年末年初的平均值，因此39个年度的原始数据最终只能得到38个年度的计算数据；(2)销售成本包括两大项，一项是实际的商品成本（采购价格），另一项是商品从供应商到仓库再到商店过程中的运输及仓储等方面的成本；(3)经营管理成本是指公司在运转过程中的各种开支，如工资、管理、广告等等，但不包括销售成本，后者一般都占总成本75%左右；(4)财务成本在1993年以前包括债务利息开支和资本租赁开支，1993年及以后等于这两项加总再扣除利息收入，因为沃尔玛2003年度报告中才开始考虑利息收入（也许是由于从前没有这方面收入或数量很少），1993-2003年间的数据来自2003年度报告中的“11年财务总结”，此后年度数据来自当年报告；(5)在投入指标中没有考虑雇员人数，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准确的数据来源，沃尔玛财务报告中只给出了大致的数据，并且没有区分全职、兼职或全职等价，另一方面是因为“经营管理成本”当中已经含有工资这一项，这相当于人力资本投入；(6)1971年度数据来自1972年度报告，1970年度数据来自1977年度报告中的“8年财务总结”，其他年度使用当年报告中的数据；(7)所有数据统一用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城市消费者CPI(Consumer Price Index-All Urban Consumers-U.S.All items)进行平减。

    3.计算结果与分析讨论。把计算数据代入模型，运用LP-ILP软件，结果显示：沃尔玛的相对效率在这38年间略有下降，但下降趋势非常不明显，如图3所示（详细数值参见附表1）。

     然而，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和普遍的产业实践，任何企业的经营绩效难免受到其所在行业整体趋势的影响。如果考虑到整个零售业的趋势特征，那么沃尔玛经营效率的这种微弱下降也许能得到另外的解释。美国零售业属于典型的竞争性行业，特别是近30年来超市、折扣店、仓储店等新式业态的出现及其行业扩散，导致整个行业从而企业的产出效率“在财务上”表现出下降趋势。根据格洛宁根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心(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GGDC)的“60行业数据库”，在1980-2004年间，美国整个零售业（不包括汽车零售）实际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如图4所示。
 

    因此，沃尔玛相对效率的微弱下降完全可能在这种行业整体趋势中得到解释，而不代表企业本身的效率下降，只不过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无法在计算中剔除这种行业趋势的影响。综上所述，沃尔玛在近40年来的增长过程中，其技术效率并没有明显下降，而是倾向于保持规模报酬不变。这一经验发现进一步驳斥了Williamson的“复制与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假说，支持了Varian的生产方式可复制的经典论述。

     五、结论性评论

    本文以沃尔玛这家典型的零售企业为例，基于公司1971-2008年间的经营数据，利用扩展DEA方法分析其经营效率的历史变化，结果显示：沃尔玛近40年来没有出现明显效率下降，而是倾向于保持规模报酬不变。

    本文不打算进一步讨论沃尔玛经营成功的原因，但是与中国零售企业相比，有几点经验启示值得一提。第一，沃尔玛的经营业务非常专业化，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商品销售活动，从来就没有涉足其他热门行业，如石油化工、IT、房地产、金融保险、酒店旅游等。在1970-2008年间，沃尔玛的商品销售业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99.07%，最低为1973的98.77%，最高为1986年和1988年的99.35%。相比而言，中国零售企业大都没有如此专一、执著地从事零售业务，而是大范围地跨行业扩展、多元化经营，最后甚至连其行业归属也难以辨认。在中国当前66家（不包括一些主业模糊的企业）零售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中，有15家涉足房地产，9家涉足酒店，10家涉足旅游，7家涉足广告，7家涉足餐饮，5家涉足物业，如果考虑到一些企业把这些非商品流通业务列入“其他业务”，那么中国零售上市公司的主业实际上可能更加分散。在这些非商品流通的主营业务中，有些业务可以在“大流通”的概念中得到理解，而另外一些业务却是毫不相关的，如南京新百的生化制药，友好集团的供暖，宝商集团的路桥收费，开元控股的煤矿采掘，益民商业的工业，等等。第二，沃尔玛的扩张步伐非常稳定，这在图2中可见一斑。相比而言，中国零售企业却不像沃尔玛如此有耐心，一些企业急于做大做强，在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开始异地分店扩张，好似遍地开花，结果不仅是单个分店的亏损和业绩下滑，甚至连整个公司的经营都难以为继，最终导致破产或被收购的结局，郑百文和普尔斯玛特是典型的例证。⑧当前，快速做大做强的急功近利心理在中国零售业中仍然盛行，许多企业要么通过集团化运作（如百联、国美、武商联），要么通过兼并收购（如大商、北京物美），以快速实现规模扩张。本文无意去批评这些资本运作手段本身的合理性，而是希望中国零售企业也能像沃尔玛那样有耐心，采取可持续的稳步发展战略，如果速度与持久二者不可兼得，后者更加重要。正像沃尔玛的成功一样，中国零售航母的出现不在于政府的推动，也不在于行业协会的协调，甚至不在于单个企业的个体心愿，而在于市场过程的筛选。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

    在文章的最后有必要指出一些未来研究方向，因为有许多问题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说透的：第一，针对规模报酬的横向研究方法（不同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分布特征）融入了企业异质性噪声，但纵向研究方法（特定企业在规模扩张过程中的效率变化）也难免时间上的异质性噪声，对于这两类噪声的处理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二，扩展DEA的分析结果表明，沃尔玛规模扩张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效率下降，但在企业绩效分析中剔除行业趋势的影响是一个有潜力的方向；第三，许多学者总结了沃尔玛成功的因素（如Graff和AShton，1994；Vance和Scott，1994；Graff，1998；Foster，Haltiwanger和Krizan，2006；Doms，Jarmin和Klimek，2004：Goetz和Rupasingha，2006；Holmes，2006；Basker，2007；Basker，Klimek和Van，2007），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提出有力的经验证据；第四，中国零售企业起步较晚，发展时期较短，尚没有足够的数据去支持一项可靠的经验研究，但这显然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只有Dewing(1921)和Berndt et al.(1990)两个例外：前者基于美国1900年左右发生的35个公司合并案，对合并10年之后与合并前的绩效进行了比较：后者测算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1959-1983年间的规模报酬指数（分别为0.633、0.785和0.753）。

    ②只有Ofer(1973)和Lohrisch et al.(1976)两个例外：前者分析了以色列食品、服装和家具三个零售行业1967/68和1968/69的企业数据；后者分析了美国1970年1767家药店的数据。

    ③有趣的是，尽管零售企业的连锁复制问题在经济学界长期被忽视，但在管理学界（主要是《哈佛案例集》）却得到了相对较多的关注（如Cash和Ostrofsky, 1986；Konicki，2002；McAfee和Wagonfeld，2004；McAfee et al., 2004；McAfee，2005）。Cash和Ostrofsky在分析中明确指出，“对于这数以千计的小饼店，Randy Fields要复制的不仅是他妻子的甜饼处方，而且还有日常琐碎的操作流程（这些模式曾使她最初的Palo Alto店获得了巨大成功），包括每批甜饼每天混合多少次，什么时候处理未出售的产品，什么时候向消费者提供更多免费样品，对求职者提什么问题，等等”（引自：Brynjolfsson et al., 2007，p.5）。

    ④Huff(1965)在Reilly(1929)的城市商圈模型基础上，对大型零售企业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去某一特定商店购买的概率与该商店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成正比，与消费者到该商店的距离成反比，从而提出了著名的Huff模型。在我看来，与其说Huff模型给出了商店的商圈范围，不如说给出了商店规模的本地市场容量限制。

    ⑤Commons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活动”，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交易活动”，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⑥Rivkin(2001)，Terwiesch和Wu(2004)分别考虑了业务属性和知识含量对复制效率的重要作用，而李陈华(2005)则根据Richardson(1972)对“互补活动”与“类似活动”之间的区分，恰恰考虑到零售业务的类似性和生产业务的互补性，前者的知识含量相对较低，这种业务属性特征是零售企业分店复制的重要基础。

    ⑦有趣的是，Cottrell和Cockshot(1993)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有效性分析中认为，“［在那个年代］物质条件（计算技术）还不容许对和平年代的复杂经济进行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社会主义正是在它变得真正可能的时候却遭到了反对”(p.108)，这与Lange(1965)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曾这样写道，“如果让我今天重写我[1936]的论文，任务将更加简单。……有什么麻烦呢？把联立方程组输入电子计算机，不用一秒钟便可以得到解”(p.401-402)。在我看来，抛开意识形态上的考察，这堪称把信息技术提高人类计算能力（控制效率）的事实应用于组织规模（效率）分析的最高境界。

    ⑧郑百文从1996年起着手建立全国性的分销网络，在没有任何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投入资金上亿元，同时成立40多家分店，结果在1999年就濒临关门歇业，2002年被三联集团收购。普尔斯玛特1996年才成立，1999年便开始跨省扩张，不到6年时间就把分店扩张到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但2004年仅一次“长沙事件”就把整个公司推向了绝境，2005年全国所有店铺都被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