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消费需求的制度

    安排及效果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不容质疑。因而当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指数下降、产品积压、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从学术界到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如何扩大需求尤其如何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成为人们的一个中心话题。而当人们发现银行积聚有8万亿元储蓄的时候，问题一下子就转变为如何将这8万亿元存款逼出银行而进入消费的问题了。在学术界，人们围绕如何能促使人们把钱取出来去花，开始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消费趋势以及如何满足与提升消费需求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由此也着实大大推进与丰富了消费经济的理论研究；在政府部门，则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启动与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与措施。这里不妨对政府自1998年始的刺激与扩大消费需求的各种政策与制度安排做一简单梳理。若将这些制度与政策安排从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来看，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刺激与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与制度安排。第二类是增加收入以提高消费者的有效需求的政策与制度安排。第三类是改善消费条件、创造消费项目与开发新产品以满足消费需求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上上下下在尽一切力量启动消费。但若仔细分析上述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可以发现其主要动机在于把当时的8万亿元人民币储蓄逼出来，将其转化为消费。虽然，其中也有扩大需求的政策安排，如提高三条社会保障线，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等，但其受益面很小， 大约只使8400多万人获益。因此，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制度安排，不如更准确地称其为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与制度安排。

    然而，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否实现了呢79,1998年到现在已经8年了，国民经济确实保持了8％左右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居民最终消费率却是不断下降的，银行的储蓄存款从8万亿元增长到11万亿元。这里有两组数字可进一步说明问题，(1)我国GDP消费率目前已降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55．4％ (世界平均水平超过70％)，20多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低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20多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的投资率却不断在攀升，2003年投资率为48％ ，2004年进一步升到51．2％ (世界平均水平为22— 23％)。(2)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为世界之最。据计算，2003年的城乡居民存款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两者之间的弹性系数保持在1．9— 2％ ，即GDP增加1元，居民存款增加2元(李剑阁，2o04)。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实际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并不是最终消费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刺激消费需求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家知道，在总需求中，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从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来看，则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以2004年为例，2004年中国的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为2％ ；加上投资率51．2％ ，二者合计已高达53％ ，构成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主体。这里且不说， 由投资需求与国外需求拉动的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将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和非常不稳定的因素。这里只是想通过这两组数字内在的高度关联性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中国的最终有效需求依然不足，消费需求依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

    那么，制约消费需求扩大的深层次问题到底在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理论界也早有结论。大家知道， 我国居民家庭户中8．7％的户占全社会60％以上的金融资产，有人还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3％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存款的47％。或更直接了当的说法是，银行里80％的存款实质上被占人口20％的人拥有。我国扩大消费需求政策作用的结果是现实的消费需求总量并未扩大多少，而主要是对消费潜在存量的调整，进一步说是目标盯在这20％人的存款如何转化为消费的问题。而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却表明，收入越高消费比重越小。客观事实也证明，占城市人口10％ 的最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率已达到96％ ，占城市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率也达到近90％ 。而这拥有80％存款的20％ 人群并没有我们期望的产生极高的消费率，其巨额储蓄并未如期转化为有效消费需求。相反，贫富分化降低国民消费(李卓妍、张向永，2005)，这才是制约我国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 从一开始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思维方法是否有问题。如前所述，扩大需求问题本身源于市场疲软，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理所当然的是拉动经济增长。这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只注意了拉动经济增长这单一指标，而忽略了和谐社会的其他指标，如增长与分配、城市与农村、人与自然等等这些和谐社会所必需关注的一系列指标之间是否和谐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只瞄准拥有财富的20％人群，这20％人群就成为我们启动消费需求的“关键的少数”，我们的一切研究与出台的政策措施实际上都围绕着这“关键的少数”在做文章，在这里占人口80％ 的人群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农村被忽略掉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保护被忽略掉了，如此等等。这种只重视关键少数的刺激消费的做法产生了人们始料不及的一系列恶果： 占用大量土地建设富人消费的豪华住宅，用巨资兴建奢侈消费的大型娱乐设施等。这不仅从客观上起到了怂恿人们奢侈消费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消极的作用。

    二、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治理措施及效果

    关于收入差距问题，可以说早在十年前就有不少学者敏锐地指出：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要严密注意收入差距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尽管仍有学者对中国当今的0．454(2002年，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研究数据)基尼系数，是否到了国际警戒线，0．4的国际基尼系数警戒线是否能作为统一的尺子来衡量各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等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尤其是占人口64％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安体富、王海勇，2005)。并且，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社会问题的影响只在于收入不平等本身，更在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岳希明，20o5)。关于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国内外的分析研究已经很深入透彻，这里不再赘述。

    其实，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是很高的，尤其是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收入与其付出大体一致时更是这样。比如，当人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正当获取报酬而形成有人锦衣美食豪宅， 而有人粗茶淡饭一瓢饮、住陋巷，它是不会引起人们心理失衡的，因为人们意识到是付出的不同所造成的。但当一些人的财富完全是由不正当的收入所致时，这就会引起人们心理的严重失衡。我国能引起人们对收入差距产生强烈反应的正是这后一种情况。分析这些不正当收入的来源，其主要源于权力资源、部门资源、行业资源，以及源于内部人控制的资源等。换句话说，就是拥有上述四类资源的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的部门及其组成人员依据这些资源的占有来获取隐性收入，或者凭其寻取租金。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收入不公是人们最难以忍受的。关于这部分非正常收入到底有多大， 由于我国存款实名制未能完全实施，也未有切实可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保障，很难准确地衡量其具体数字。但人们仍可通过一些间接地数字来感受其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的巨大程度。这些不正常收入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非同小可。尤其是这些非正常收入来源于权钱交易的腐败时， 这种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负效应就呵想而知。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我国政府下决心整治与严查腐败，同时加大改革力度，具体来说，一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的反腐倡廉，严惩腐败犯罪分子。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离。三是严格限制与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的福利待遇等。其执行的结果又如何呢? 一是反腐倡廉，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一年比一年大，然而，腐败案件却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严重。据官方资料统计，从1979— 1997年18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以每年22％ 的速度递长(杨再平，2004)；而且查处的贪官们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职位越来越高。二是政企分离问题与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这两者实质是孪生姊妹，国有企业归根到底是官方企业，政企完全分离的企业也就不是国有企业了， 所以完全的政企分离从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杨光，2004)； 更何况掌权的政府是由一个个理性人所组成的，这些理性人自己要自己放权， 除非这些理性人已寻到了更好的获利方式，否则町能放权吗? 所以，几年来的惩治腐败、深化改革并未能真正缩小收入差距，反见其日益扩大。

    这里，同样也需要对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及思维方法进行反思。

    第一，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作为一个政权机构，政府必须追求政治稳定下的义理性最大化。当有危及政权稳定的因素(腐败，抓腐败更容易平息众怒)出现时，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因而，对于腐败与收入不公这两个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上，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从对社会稳定的杀伤力来考虑的。因而，反腐败必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并没有看到腐败与收入不公是一对孪生姊妹，是同处于官本市场经济下的怪胎。换句话说，不完善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是其母体。这种不正常收入所引起的收入不公， 它首先直接影响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 它将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异化。因为，这种权力寻租行为，实际上是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官本市场经济(杨再平，2004)的典型表现。

    第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全部把那些通过不正常路径获取不正常收入的人加起来，恐怕占不到总人口的1％ ，远远达不到前面所说的20％ ，但其所造成的杀伤力却是巨大的。然而，我们在评价改革的大好形势时往往将其视为改革应付出的代价或是无法避免的，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关键的少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破坏力。

    三、方法论的思考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及官僚政治的余毒，使我们思考问题时自觉不自觉的重政治轻经济，重稳定轻和谐，或者说重经济增长轻视分配与社会和谐等；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是重城市轻农村，重位高权重者轻位卑言微者；重大城市轻小城镇；重居住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强势群体，轻经济文化落后的边远地区的贫弱群体。尤其是当资源供应紧张时，就会首先从政局稳定的角度出发，将强势群体、城市人的需求放在首要地位。从而就出现我们常见的一系列怪现象：能哭会闹的就能要来项目、要来钱；不会哭，不会闹的就过穷日子。结果是强的益强，弱的益弱。出现这种情况从思维方法来说，实际上是我们长期所遵循的所谓抓主要矛盾、抓关键的少数的方法论所带来的悖论。

    抓关键的少数或抓主要矛盾的思想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其本身是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管理思想。最早是由意大利经济家巴累托提出来的。早在1906年，巴累托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所得的分布状态时，发现了“关键的少数与次要的多数”的关系，即少数人的收入占全部人口收入的大部分，而多数人只占收入的少部分。他将这一关系用坐标图绘制出来，后称其为巴累托图。1951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狄凯将巴累托图用于库存管理，并将这种方法命名为ABC分析法。也就是将事物按其构成要素的数量与权重分别将其分为ABC三类，从而分别采用不同管理方法的思想。A 类事物往往占事物(比如高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5— 10％ ，而其价值比重(比如占全部存款额) 的60一80％ ，而C类事物却正好相反。管理只须抓住事物中的A类因素， 即抓住占事物20％的关键因素就可以控制全局了。这种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成为确定关键问题，寻找主要矛盾进行重点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在实际生活中，不管人们是否知道这个方法原创于谁及其命名是什么，但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思维方法之一。上述的扩大需求的路径设定以及对收入不公问题的认识与处理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模式。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明显看到这种方法论所造成的悖论。为什么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论在这里却出现陷阱呢?原因在于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特殊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民本市场经济。“民”则无所谓强与弱之分、无多与少之分；尤其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那么，“人”更是没有“关键”和“次要”之分了，我们假如在资源分配上只重视关键的少数，其结果只会人为地拉大收入差距。并且，“次要”的多数或弱势群体，当在收入分配呈现强烈的不公时，就会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强势群体。

    其次，构建和谐社会包括构建人与自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农村与城市以及社会各种关系的和谐。当然在这里，经济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因此，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是和谐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扩大与消费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与归宿。

    综上分析，我们起码可得到这样的启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和谐社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必须首先体现和谐要求，否则，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