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旅游业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与此同时在旅游高峰期，越来越多的旅游地变得拥挤起来，景区超载、旅游污染等现象日益加剧，旅游环境容量问题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加大，取得大量研究成果。文章拟对国内外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展开综述，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存在的问题。
1 国外旅游环境容量研究进展
1. 1 旅游环境容量问题的提出
西方国家旅游发展道路是先发展国内旅游、后发展国际旅游，因此，旅游容量的矛盾显得并不那么突出，对其研究的关心程度较旅游学其他问题相对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旅游业依然被认为是主要依靠一个国家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使用和发展来吸引旅游者的“无烟工业”；发展旅游业被看作是刺激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旅游地经历了无规划的快速发展，接待了大量旅游者的涌入[1]。很明显，无规划的发展改变甚至是永久性破坏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特性，继而导致旅游需求的损失[2]。一些实际规划人员和旅游学者开始意识到，任一旅游地或区域接待的游客量在一定时间内应有一定的限度，以保证旅游环境质量的水准，并使绝大多数游客满意。1970年，生态学家斯特里特警言：“旅游要维护旅游场所的质量，避免破坏舒适的气氛和野生生物。到目前为止，对于旅游资源生态的、物质的、经济的和感知的容量几无研究，令人惊异”[3]。1971年，Lime, Stankey对旅游容量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的讨论。世界旅游组织在1978～1979年度的一般工作报告《世界旅游组织六个地区旅游规划和区域发展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旅游容量的名词。
1. 2 旅游环境容量概念及其演变
游憩环境容量最早在1936年被提出，到1964年对游憩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出现。由于专业背景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出现了大量旅游环境容量的定义和相关理解(表1)。虽如此，游憩环境容量基本概念框架没有改变，所有的定义都集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物物理组成(biophysical component)，涉及到资源基础的完整性(暗示了进一步的开发和使用超过一定的门槛或容忍水平，将会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限制)；二是行为组成(behavioural component)，体现了游憩体验质量[1]。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开始只注重游客体验发展成将游客、目的地居民同等对待，从单一的旅游物质容量发展到对旅游、经济、心理、环境、社会等多层面进行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旅游环境容量概念。
表1 国外主要的旅游环境容量概念[5～12]
Tab. 1 The main concept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foreign countries
研究者 年份 对旅游环境容量概念的理解和定义
Alan Wagar. J 1964 游憩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游憩使用量
Lime & Stankey 1971 游憩容量，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水准给游憩者使用，而不会破坏环境或影响游客体验的开发强度
Mathieson & Wall 1982 从环境的和体验的角度定义旅游环境容量，认为其为能够使用游憩环境的最大游人数量，而不会伴有令人不
可接受的游憩体验质量的下降
O' Reilly 1986 从两个角度深入理解旅游环境容量：①旅游容量水平要建立在目的地居民在感受负面影响之前所承载的水平
上；②旅游容量是导致旅游流衰退之前的旅游水平，指出旅游容量包括自然环境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
Elio Canestrelli & 1991 生态学角度，指某一旅游点处于最大压力状况时所承载的游客最大值；经济学角度，指在游客感知质量保持恒
Paolo Costa 定时所能承受的游客最大值
世界旅游组织 1992 游客使用某一地区的水平能够与游客较高水平的满意度及对资源的较小影响相适应
Mieczkowski 1995 第一部分是自然容量，包含物质的和生态的两个要素；第二部分是社会容量，可用社会容量、心理容量、感知容
量以及社会-心理容量等来表达
Wall G. & Wright C 1997 旅游容纳量就是指一个地区在资源没有受到不可接受的破坏水平时所能维持的旅游水平
1. 3 对旅游环境容量理论的深入思考
旅游环境容量是一个很难以捉摸的概念，在实践中具体量测会出现很多困难。Barkham J. P认为旅游容量的标准不存在普遍性，不同的旅游地绝无一样的标准。Hayden断定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是有欠缺的，在实践应用中是不现实的，很难进行测量[2]。Stankey指出测量感知容量的绝对条件是不存在的[3]。Manning等注意到将感知容量应用到诸如国家公园等区域的努力仍然是有疑问的[13]。Fernando J更是详细列举了旅游环境容量量测所面临的8个主要问题[14]。Kreg Lindberg(1997)等[15] 学者认为，由于客观限制，传统旅游容量用来描述旅游活动出现的复杂情况却不合适：一是旅游容量的定义对实际应用难以提供指导性意见；二是旅游容量看上去是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概念，但其实主观性很强；三是旅游容量将注意力集中到使用水平或游客人数上，而忽视管理目标与具体条件的关系。这种情形导致对游憩领域内环境容量的重新估计，转移的焦点是从确定“多大的变化是太大的变化”到讨论“所期望的条件是什么”继而出现了一些替代的规划和管理框架，如“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 system)，“游客影响管理”(visitor impact management)，“游客体验和资源保护”(visitor experienc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可接受的改变极限”理论(LAC理论)是美国国家林业局的科学家们于20世纪80年代在游憩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突破了作为数据的“环境容量”的各种局限[16]。该理论认为，如果允许一个地区开展旅游活动，那么资源状况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接受的，关键是要为可容忍的环境改变设定一个极限，当一个地区的资源状况到达预先设定的极限值时必须采取措施，以阻止进一步的环境变化。1985年1月出版的《荒野地规划中的可接受改变理论》报告系统地提出了LAC的理论框架方法[17]，以一套9个步骤的管理过程来替代单纯的“环境容量计算”，实践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Tony Prato[18] 利用“适应性生态系统管理”技术(AEM, adaptive ecosystem management)和“容量的多特征打分测试”技术(MASTEC, multiple attribute scoring test of capacity)，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公园环境容量计算模型系统，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公园的管理和规划。
1. 4 旅游环境容量的应用
国外对旅游环境容量实际应用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大约有2000多篇(部)专门文献发表。这些研究有些是在美国林业服务部门领导下进行的，有些是在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部门中进行的。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土地利用专家选择一些典型地区，探讨资源地开展旅游活动时其旅游容量估算问题，侧重于计算旅游地自然容量值，方法和手段也较先进。这一时期研究工作集中在生物物理环境容量的研究和计算。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对社会心理容量的关注，重视将旅游环境容量作为管理工具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1990年，Perdue, Long和Allen提出社会交换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19]。在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Elio Canestrelli和Paolo costa(1991)以城市文化旅游地Venice为例，运用模糊线形规划法，从分析效益与成本入手，探讨旅游业居民和非旅游业居民感知容量的期望值，求解出当地居民能够接受的旅游环境容量值[8]。Alexis Saveriades(2000)认为一个地区的旅游环境容量可以随着时间变化，能够被管理技术和控制所调控的，并从当地居民对游客的态度、游客与居民的相互关系以及旅游对社会行为和价值的影响等3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Cyprus东海岸旅游胜地Ayia Napa的社会旅游环境容量为21914人/d[1]。
Papageorgiou. K和Brotherton. I以希腊Vikos-Aoos国家公园为案例地，在分析其生态的、感知的、经济的承载容量的基础上，进行了国家公园管理规划框架的探讨[20]。Fernando J, Garrigós Simón运用LAC理论，对英国滨海地区Hengistbury Head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与建议，以决定、管理、控制和提高一个旅游地的环境承载容量[14]。英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德良城在其管理规划中，很好地运用了LAC理论和游客影响管理方法，进行旅游景点的容量控制，如对最热门的景区，与有关各利益群体达成“可容忍的改变限度”协议；在为旅游广告选择景点照片时，会有意识地避免长期使用同一景点的照片，间接地促使游客分流，防止一些“敏感脆弱”的景点因游客过多受到损害，各个景区还定期移动景区的介绍牌，以免牌前草地被游客踩光[21]。
2 国内旅游环境容量研究进展
2. 1 旅游环境容量概念及其计算方法的探讨
1983年，赵红红首次提出了旅游容量问题[22]。刘振礼等[23] 对旅游容量问题从概念体系和计算方法上进行了最初的尝试。保继刚把旅游环境容量定义为在满足游人的最低游览要求(心理感应气氛)和达到保护风景区的环境质量要求时，风景区所能容纳的游客量[24]。周公宁论述了风景区环境容量的定义，提出了风景区环境容量的5种估算方式(即旅游资源设施地区及设施面积容量法、风景游览路线容量法、卡口容量法、海滨合理环境容量估算法和综合估算法)[25]。楚义芳[23] 指出旅游环境容量是一个概念体系，其基本容量包括旅游心理容量、旅游资源容量、旅游生态容量、旅游经济发展容量和旅游的地域社会容量，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地容量测定公式。杨锐认为风景区的环境容量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风景区在某一段时间内，其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能承受的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在规模、强度、速度上各极限值的最小值[26]。胡炳清[27]、徐晓音[28] 分别对旅游环境容量的计算方法作了研究和探讨。周年兴引入边际满意度的概念，提出了旅游心理容量的满意度模型和测算方法[29]。刘滨谊等认为风景旅游承载力是AVC(风景旅游的吸引力、生命力和承载力)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风景旅游地的经济投入产出量、游客居民与社会文化容纳量、生态环境承受量3个方面的承载接待容纳能力[30]。
崔凤军给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认为它由环境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4项构成，具有客观性和可量性、变易性与可控性、存在最适值和最大值等特征，提出旅游承载力的影响因子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因子、社会经济环境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并以泰山为例研究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利用强度的关系等[31～33]。明庆忠也认为旅游环境容量即旅游环境承载力[34]。刘玲把旅游环境承载力分为游览环境承载力、生活环境承载力、旅游用地环境承载力和自然环境纳污力，且以黄山为例详细研究旅游环境承载力[35]。卞显红等提出了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及其界定基准[36]。
2. 2 对旅游环境容量理论的深入研究
韩锋、肖云指出了风景区环境容量研究中存在的误区和相应对策[37，38]。李天元探讨了旅游承载力理论应用途径，并就旅游接待地区成长管理战略的实施提出建议[39]。梁智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数学模型，模拟了构成社会经济承载力的各要素之间达到均衡的过程[40]。戴学军等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运用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旅游区的旅游环境容量的量测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探讨[41]。田勇对旅游环境容量调控系统进行了探讨。文传浩、杨桂华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研究[42]。吴志才、彭华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旅游生态环境容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引起旅游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深层次原因是外部不经济性[43]。王虎等从经济学角度探讨旅游环境容量，认为它所具有的公共资源属性导致了资源市场配置的失效，引发了旅游环境容量超载[44]。冯学钢[45] 尝试以旅游管理容量替代传统的旅游容量概念，认为旅游地域系统管理容量是一个概念体系，由客体子系统、主体子系统和媒体子系统环境管理容量3个部分所组成，并探讨了模糊线性模型在旅游管理容量计算中的运用。吴晋峰对冯学钢所提出的旅游生态管理容量进行了拓展，并对其计算方法进行了探索性思考[46]。杨锐阐述了从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的发展过程，描述了LAC理论的9个步骤，并简要介绍了LAC理论的衍生技术方法。
2. 3 旅游环境容量的应用研究
王资荣等1984～1988年连续4年对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进行实地监测，研究表明旅游人数的急剧增加使公园局部环境质量发生了变化[47]。汪嘉熙对苏州园林风景区游人容量进行了研究，认为游人超负荷，造成了游览效果下降、环境受到破坏等不良后果，并通过典型调查确定了园林风景区的游客个人空间标准[48]。陆林[49] 在黄山的研究表明：由于旺季风景区处于超负荷状态，大大降低了游览效果，同时也带来了较为明显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全华等[50] 提出了基于水环境脆弱因子的动态阈值模型，并在张家界进行了实地验证，为张家界正在进行的人文设施大拆迁提供了理论支持。周公宁探讨了风景区旅游规模预测与旅游设施规模的控制，推算出游客数与旅馆床位数之间存在的关系[51]。一些学者针对具体旅游地进行了详细的旅游环境容量数值的探讨(表2)。这些实证研究证明了旅游地旅游环境容量控制的必要性。
表2 旅游环境容量的案例研究[22～24，33，52～63]
研究者 年份 案例地 旅游环境容量数值
赵红红 1983 拙政园 合理容量为9055人/d
保继刚 1987 颐和园 全天游人量为42087人适宜，同时在园量14174人为合适
龙良碧 1995 万盛风景区 旅游空间容量为464.13万人/年，旅游生活环境容量为109.5万人/年
智艾 1996 石林风景区 到2000年，游览容量15000人/d，交通容量14000人/d，住宿容量8000人/d
黄成林 1997 黄山 合理物质容量为4300人(次)/d
骆培聪 1997 武夷山国家风景区 空间容量为37.377人(次)/d，生态容量为125000人(次)/d，生活环境容量为8869人(次)/d
崔凤军 1997 泰山 旅游承载力综合值为9840人/d
冯学钢 1999 屯溪区 旅游管理容量的目标为5986人(次)/d
孙玉军 2000 五指山 服务环境容量为6000人(次)/d，生态环境容量为2400人(次)/d
翁瑾 2000 上海豫园 日容量为4800人
李艳娜等 2000 九寨沟 5008人/d
张灵杰 2000 玉环大鹿岛 旅游环境日最大容量为4272人(次)
刘会平 2001 武汉东湖 旅游环境容量为64393人(次)/d，同时最大游客在园量为16059人/d
欧寿铭 2001 厦门岛海滨浴场 最大容量为97546人/d，最小容量为39157人/d
鼓浪屿海滨浴场 最大容量为15254人/d，最小容量为6201人/d
孙道玮 2002 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为117万人/年
胡忠行等 2002 天台山 最小日旅游环境容量为5282人/d
旅游环境容量作为一种管理工具也被有效运用到旅游规划的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郭来喜主持编制《北海市旅游总体规划》，对旅游容量作了详细分析，求得银滩等6个景区年总容量为4800多万人(次)，据此得出北海市旅游容量大，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的结论。清华大学资源保护和风景旅游研究所在其承担的部分风景名胜区的旅游总体规划中，对LAC理论及其衍生技术进行了探索性应用，如分区控制规划、目标—战略—行动计划三层次协同规划、资源保护等级光谱以及指标和标准的测定等。王剑等进行了基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旅游开发规划优化设计研究，并以贵州东风湖为例，讨论了如何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待开发旅游地开发规划设计的具体操作方法[64]。
3 小结
由于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旅游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不同，旅游环境容量问题要比国外显得更加突出，加强国内旅游环境容量研究显得格外紧迫和必要。虽然目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有下述方面需要深入研究。(1)重视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数学等学科理论有效引用到旅游环境容量研究中，这些学科知识是旅游环境容量研究深入进行的基础。(2)目前关注最多的是计算旅游资源空间容量值，而对于游客感知容量(含个人空间标准)、旅游地域社会容量等难以测定的旅游环境容量值关注不多，定量测算的则更少。(3)加强旅游环境容量理论和技术、方法的深入研究。如国外广泛应用的LAC理论，我国尚处于介绍引进阶段；目前多数研究仅限于对旅游容量的定性与定量计算，适合不同类型风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的体系构建以及量化研究不是很深入，且采用的方法多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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