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外传统村镇旅游研究

    国外关于传统村镇旅游的著述颇为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仅以旅游权威专业刊物——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与Tourism Management近5年来刊登的文章为例，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村镇旅游进行了研究，成果斐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1　传统村镇旅游发展影响研究

    通过传统村镇居民感知、居民态度研究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造成的影响构成该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Lindberg等人运用选择模型（choice modeling），对居住于丹麦Bornholm岛上4个传统农业小镇的居民进行调查，确定当地居民对于旅游发展造成的影响所愿意承担的“平衡点”（tradeoffs）。由此评估居民支持某一旅游项目或旅游发展道路造成影响的可能性，以及该影响对社区所带来的经济价值的变化[1]。williams等人揭示了新西兰10个镇居民感知旅游发展在社区造成影响的区别，通过聚类分析法将被调查者分为四类人群，并指出：在调查居民感知的过程中应更注重被调查者的个人价值观，而非人口学特征[2]。Tosun调查土耳其小镇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造成的影响，提出参与性模型（participatory model），以便旅游业更好地融入地方发展[3]。Brunt和Courtney总结了旅游发展造成的社会文化影响、主客体交往及其影响[4]。Walpole和Goodwin研究生态旅游的发展对印尼3个旅游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小镇造成的影响，包括就业、利益分配、旅游引起的社区变化等内容[5]。对维吉尼亚州某游憩区周围5个郡居民的调查表明，社区支持旅游发展受关注程度、生态价值观、资源利用率、居民感知旅游发展的损益度等因素影响[6]。Peter等人对居住于某偏僻山谷的乡村居民针对新设部分游憩休闲设施进行问卷调查，该地旅游几乎处于原发状态，结果显示，虽然人们总体上支持旅游业发展，但仍有一定比例的社区居民持反对态度。此外，性别差异导致的感知差别在该调查中也有显著反映[7]。Horn等人对比新西兰Rotoiua和Kaikoura两地居民感知旅游影响的差异，使用定性分析方法，认为研究社区历史和结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区如何适应并管理旅游[8]。Lee等人研究当地居民对赌场发展的感知，尤其是赌场发展前、后居民感知的差异，以及影响居民感知差异的因素与其对****业的支持和期待的个人获益是否相关。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会交换理论[9]（social exchange theory）。对夏威夷州Waikiki社区居民关于旅游发展态度的调查表明，当地居民对该地有深厚感情，且支持旅游业发展。目前该地面临游客数的停滞以及一些成熟旅游地所面临的一些问题。Sheldon等人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保持该地活力的一些建议[10]。

    1.2　传统村镇旅游发展与文化原真性关系

    旅游的本质在于文化性。传统村镇因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古老淳朴的风俗民情日益受到现代旅游者青睐。发展旅游与保持旅游目的地文化原真性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旅游学者关注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Medina研究位于玛雅遗址附近的玛雅古村，应旅游之需而产生的文化商业化现象如何影响玛雅文化的传统形式[11]。Besculides等人基于获益分析方法（benefitsbased approach），对科罗拉多州西南LCA历史风景道沿线23个镇西班牙裔居民、非西班牙裔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人们都已认识到沿该风景道居住的旅游价值，西班牙裔居民显然更为强烈地意识到旅游发展的文化获益的重要性，并对加强管理以保持其独特的文化氛围表现出更大的关注[12]。Kzleafsey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法国Commana公社的旅游发展为例，试图探讨影响当地居民参与所谓“商品化动态”（commodification dynamic）的因素，并指出，只有充分考虑旅游地的传统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经济的运作[13]。在墨西哥Oaxaca4个萨巴特克语的村落里，印度踏板织布业一向是作为本土化管理发展的正面典型，然而调查表明，存在于商人、独立织工及合同工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别正在不断增大。研究显示，虽然本土化管理模式通常为一些当地生产者带来经济效益，然而社区整体会因此获益这一假设在此未有体现，相反，商人及某些独立生产者的经济获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衡性[14]。目的地社会在发展为旅游地后往往会不断重塑其文化以满足游客之需，然而这种改变往往受经济利益驱使或为生计所迫，而非必要的文化适应过程。巴西Porto Seguro的2个村落，原以农业为主，目前则因旅游发展转向主要向旅游者兜售旅游纪念品、传统手工艺品，当地居民发起了一项“文化复兴”工程（eultural revival process），将其传统赋以商业化展示，Grünewald研究由此引发的民族风情游的相关问题[15]。印尼Flores岛Manggarai村仅仅是近年来才开始对游客开放，当地村民凭借几百年来与外国人交往的经验理解游客，为游客营造了一份他们寻求的理想的文化空间。这一研究揭示了不应简单地将旅游理解为既有文化被动的接受影响，目的地社区主动地采取一定策略，不仅能够应对变化和革新，同时亦可延续和发展其传统文化[16]。

    1.3　传统村镇旅游可持续发展

    旅游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个行业销售的产品就是自然及人文环境[17]。传统村镇因其历史久远，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关注其可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界又一研究热点。Ahn等人以可接受的变化极限（the 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规划系统为基础，论证了一个在区域旅游规划中应用可持续观念方面可能有用的模型[18]。可持续旅游是体验、娱乐和教育的组合，其重点是通过沟通与教育把主要利益相关者拢到一起，共同商讨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问题[17]。土耳其Pamukkale镇因奇特的石灰岩地貌和珍贵的古城遗址而被列为世界遗产地之一，然而目前也面临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威胁。Yuksel运用半开放式调查法来了解当地旅游业利益主体针对一项旅游与保护规划实施的看法[19]。市场经济本身不会产生可持续旅游，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17]。二战后，西班牙地中海海岸旅游业发展迅速、缺乏规划，现已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在20世纪末，西班牙政府试图采用可持续发展和规划的方式使旅游发展更为合理化，以提高现有旅游地的质量，并将尚未开展旅游的地区发展为新兴旅游目的地。以西班牙内陆村庄Cuéllar为例的调查表明，由政府引导在新兴旅游地开发的旅游活动正朝着更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迈进[20]。在经历了对东、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之后，这些地区旅游发展如果仍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则必须更加注重旅游产品质量、专业化服务技能等。英国一个3年计划项目基金组织，为斯洛伐克共和国Roznava Okres——一个衰落的矿业基地开展乡村旅游制定了计划，以促进该地旅游业发展，并为东欧其他国家发展乡村旅游提出有益的建议[21]。

    1.4　其它

    传统村镇作为一类重要旅游目的地类型，同时引起学术界研究传统村镇旅游地旅游者行为、心理特征的兴趣。Perales采用经验主义方法及计量经济学的有关模型（logit binomial model），确定一类新兴旅游者——现代乡村旅游者的特征，并计算出这一市场在西班牙某地区旅游者中所占比例[22]。wickens对在希腊北部Chalkidiki的一个海滨村庄旅游的86名英国度假者的调查发现，不同旅游者对同一目的地社区的体验方式存在差异，经定性分析，作者将其分为5类人群，每类群体对度假的选择、活动的类型以及对目的地社区的看法均有其显著的特征[23]。Vittersù等人运用“单一流向”（flowsimplex）分析法，发现人们对旅游吸引物在情感上存在显著区别，且来自不同国家游客在兴趣上存在着差异[24]。

    “旅游与宗教、种族信仰究竟能否相容”一直为人们关注。印度圣镇Pushkar的居民采用“调停性的抵抗”（mediated resistance）策略，运用排斥的、政治的、宗教的3种方式使旅游与地方文化这对“水火不容”的矛盾转化为社区居民从文化上可以接受的共存体，从而在宗教与旅游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共存关系。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旅游在宗教社区造成的影响提供框架[25]。Malindi是肯尼亚一个海滨小集镇，该地旅游发展的影响与社区种族冲突的激化和缓和有关，旅游作为一种催化剂，既促进了种族间交往和竞争，也同时隐藏着危机和冲突，促使社区居民重新认识其种族特性[26]。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发展颇为成熟。Agarwal在探究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与重构理论（restrncturing thesis）之间联系的基础上，以英国Minehead,Weymouth,Scarborough 3个小、中、大型海滨集镇为例，指出与衰落和重构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旅游地的衰落不一定与生命周期或某一特殊的资本阶段有关，而应是内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旅游地的再次复兴必须突出该地的独特性[17]。20世纪80年代，美国兰开斯特郡旅游业在经历了繁荣增长的阶段后，90年代起逐步危机四伏，旅游景观也发生显著变化。Hovinen运用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分析，指出该郡正处于增长、停滞和复兴共存的阶段，将之称为成熟阶段或许更为合适。结合对当地旅游企业和相关群体进行的调查，作者阐述并解释了近期旅游发展趋势[28]。

    在旅游目的地演化和转型过程中，流动性和变化是主要特征，Dyer等人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目的地各组织之间如何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以应对这一过程。作者使用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来解释这一动态变化，并以新西兰Waitomo洞村的旅游发展为例。该村位置偏僻，100多年来作为单一旅游目的地，主要以吸引一日游团队游客为主。然而在过去15年里已经经历了重要的转型，即它从唯一的萤火虫洞这一旅游吸引物发展到包括多项地下岩洞冒险活动的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29]。

    Cai以位于新墨西哥州由多个传统农业小镇联合组成的OWC（Old west country）为案例，提出目的地品牌的概念性模型，并证明树立联合品牌易于在游客心目中形成一个由多个乡村社区组成的具有一致性特征的形象[30]。

    “澳大利亚洪水日”（Australia Day Flood）灾难，给著名的旅游目的地——Katherine小镇造成巨大损失，半数居民无家可归，几乎全部中心商业区被淹，旅游业严重受损，由此引发人们对旅游灾难的关注。Faulkner等人在提炼前人关于旅游灾害管理规划模型基础上，针对洪水这一灾难，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预防旅游灾害的管理规划框架[31]。

    2　国内传统村镇旅游研究

    当前，国内关于传统村镇的研究虽多，但主要集中在建筑学、艺术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景观学等方面，关于传统村镇旅游学的研究相对滞后，成果不多。近年来，随着传统村镇旅游的日益兴起，国内学术界逐步对此给予重视和关注，涌现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

    关于传统村镇旅游资源特点和价值的研究构成国内研究的热点之一。刘沛林等[32] 对中国古村落景观的空间意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不少学者对皖南及江南水乡地区古村落资源特色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对其价值进行了总结[33～36]。此外，关于传统村镇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亦为学术界关注焦点。不少学者以徽州古村落和江南水乡古镇为研究对象，对传统村镇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策略、原则进行了有益的探讨[37～51]。随着旅游发展给目的地地区带来负面影响的加剧，关于旅游对传统村镇的影响日益受到旅游学者关注[52～55]。一些学者就传统村镇的游客特征、客源市场、行为模式[56，57]、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58～62] （如居民参与问题、旅游环境容量管理问题、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限制性因素）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3　国内外研究间比较及启示

    （1）从总体而言，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关于传统村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源型研究、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宏观理论研究、旅游影响的初步研究，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研究视角不够宽泛，有关传统村镇旅游业发展与文化、宗教、种族信仰间的关系、旅游者行为及心理特征、旅游地演化规律、旅游社会学、旅游预警等方面的研究还少有问津。另外，传统村镇旅游可持续发展有待深入研究。随着传统村镇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应加强研究领域的延伸和深度的扩展，从多角度、多侧面加以研究。

    （2）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以徽州古村落及江南水乡古镇等为代表的有限区域，而我国幅员辽阔，拥有大量历史遗存的传统村镇广布全国各地，特别是针对中原、西南等区域遗存有很多价值颇高的传统村镇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这种状况不利于传统村镇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科学的开发利用，同时阻碍了传统村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缺乏先进的理论及方法的指导，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旅游是一个涉及面广、交叉重叠关系复杂的综合现象，因此，应借鉴相关学科研究的概念、理论、原理和方法，加强各层面、多角度地进行理论层次的研究。且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理论分析多，数据分析少，研究方法和手段较为单一。与国外学术研究相比，理论和方法亟待提高。

    （4）传统村镇旅游研究滞后于其旅游发展实践的现状不容忽视，亟待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起，文化旅游日益兴起。尤其以周庄、乌镇、西递、宏村等为典型代表的传统村镇，更是以其保存完整、真实的历史遗存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受海内外游客青睐，旅游发展异常迅速，然而相关的学术研究却相对薄弱，理论研究滞后于旅游实践发展。今后应加强相关研究，加强对传统村镇旅游地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以促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实现传统村镇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