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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消费结构与其收入具有一定的互为因果关系,又可以相对独立存在,离开对方进行自身的调整与改变。面对农民暂难增收,现从优化农民消费结构来增加其收入角度进行探讨。农民消费结构问题突出集中在住房、家庭用品、文化教育、交通及人情消费等方面,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调整与优化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两者最大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农民消费结构;优化;收入增加
增加农民收入与优化农民消费结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现有文献中,这种关注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增加收入去优化消费结构方面。面对农民增收困难,本文试图换一个角度进行探讨,即着重从农民既有消费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出发实现其收入增加,进而,取得更多的消费。显然,这实际是偏重挖掘农村农业农民内部增收潜力的一种研究,并符合中央解决“三农”的基本精神。
一、农民消费结构与收支关系
农民消费结构通常是指农民在生活中使用各类生活资料的比例,具体反映为占有和消耗生活资料的种类及其多少。并且,都可以货币的支出结构来表示。农民消费结构主要取决于价格与收入水平,还受自身的消费习惯、观念、能力与资源和环境等等的影响。其中有两个农民消费的特点还始终存在特定影响。这就是农民消费具有自给性,即农民可直接从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成果获得消费资料;农民消费具有循环经济性,即可对消费后的剩余物实行再利用而不成为废弃物,如稿杆还田、泔水喂猪、粪便作肥等等。可见,农民消费及其结构不一定都受货币收入影响,即使货币收入减少仍可能维持乃至增加消费及调整其结构。
从现有理论看,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是农民既有消费现状和结构不断由不合理向合理状态调整或变迁的过程,它可直接体现为消费者需求状态的满足程度及提高——包括能获得的消费品数量、种类及质量和实现满足的条件与手段及效率。其标准是应尽可能合乎所在国家或地区当时能达到的时代性、科学性、文明性、健康性、经济性。并可反映为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现有消费结构质的突变即升级,二是现有消费结构量的渐变即经常性地调整。
本文认为消费结构的升级虽能反映消费结构的优化,但并不一定就是消费结构的优化。反之亦然。因此,消费结构的优化必须将消费者方面的实际需要和满足与消费对象的构成相结合,才能真正说明——这无疑包括了在具体生活中是否有利和有效即有利性和有效性;而消费结构的升级仅从消费对象构成的变化,就会清楚辨别。既然如此,离开或不是主要考虑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探讨消费结构的优化,仍然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农民既有消费结构量的渐变即经常性地调整,即在现有条件下不断合理化。从此出发,对于广大农民来讲,优化消费结构首先表现为,一是调整优化既有支出结构及其对消费品(包括服务)的购买比例,二是调整优化自给性物品的消费比例及其产出结构,其次才是其他途径或手段如增加支出等来调整优化的行为与结果。
农民的收入可以这样定义,即是农民从自身拥有的资源与从事各种生产经营及非自身行为(如来自赠馈、政府转移性支出等)中所获得的一切经济利益,体现为农民可支配的物品与货币两种形式,都可用货币单位计量。农民的收入取决于社会制度及政策、农民生活方式的取向、农民素质与能力和付出的努力及其效果、农民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状况乃至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形势或市场情况等等。因为部分收入直接就是可用于消费及再生产的生产成果和环境资源,无须通过市场交换去实现,所以,农民收入总是具有直接取得性与交换取得性和多渠道性。
农民的消费结构与收入状况密不可分,主要反映在:
1.农民收入状况决定其消费的总量,从而消费结构及其改变。在其他一定的情况下,农民收入越多,能用于消费的支出就越多,消费的种类及数量就越多,消费结构就越丰富或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支出有足够的增大,更离不开收入的不断积累和极大提高。
2.农民的消费及其结构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收入,本文认为,消费结构有一定的自身调整功能和效应。因为除了收入,其他原因也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消费结构。这也包括消费者可改变或增减或替代原有消费的种类及数量,如减少不合理的增加合理的、减少吃的增加用的,减少价格高的增加更价格低的;还包括充分利用消费对象的每一部分与每一次消费后的剩余物或废物等,亦能增大消费满足。如此等等,都可不需要直接来自或改变收入而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可归纳为,消费结构具有内部的替代功能与效应、扩展功能与效应、缩减功能与效应等自身调整功能与效应。而这一切,进一步看,又会尽可能节约收入、更好利用收入和弥补收入不足,相当于获得了更多收入,或者相反。因而,消费结构的自身调整又具有相对的收入功能与效应。
3.农民消费结构的状况决定了农民的素质及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从而,决定着农民获得收入的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目的的更好实现。农民素质及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农民的物质文化精神消费形成。无疑,即使收入不变,如果能使农民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消费结构越合理、越丰富,农民的素质及人力资本就能得到培育和提高。相应,能找到更满意的工作,达到收入绝对增加;也能又进一步科学合理消费和使用收入,实现收入相对增加。如此形成不断的良性循环。
4.农民消费结构的取向决定着农民增加收入的愿望及其强度,从而采取的行动,导致收入增加与否及其多少。为了消费结构升级,购买和使用更多的耐用消费品,需要去获得更多的收入;反之,安于清贫的生活,则可不考虑去创收。
5.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收入的变化。因为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成不同的产出及其收入,而消费结构的优化会使一些消费对象减少或消失与另一些消费对象增加或产生,由此导致相应的生产及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新的消费对象出现或新的消费热点形成,会推动新的产业兴起和发展,形成新的收入来源。这种情况,已被我国农民消费结构逐渐丰富多样化即优化与农村产业门类增加及收入增加互为因果或同步化的事实所证明。
显然,从“1”到“5”都反映出农民消费结构及其改变,具有直接或间接决定或影响收入的功能与效应,使收入得到相应的变化或增加。
综上所述,农民收入与其消费结构的现状及其改变,存在一定的互为因果关系,又可以相对独立存在,离开对方进行自身的调整与改变。仅从消费结构来看,这种自身调整和改变就正面讲,实际上就是消费结构的一种优化。因此,无论收入处于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从事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因此,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有直接和间接与相对和绝对的作用与意义。不仅如此,随着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农民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将直接影响和提高农民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二、农民消费结构现状及其对收支的影响
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现状,虽然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但是远低于其消费水平方面的差别。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农村基本情况仍然相同,因此,其共同或相同方面是主要的,即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相对差别不大。对此,朱信凯在《中国农村消费市场: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一文中有具体的论证①。因此,可以通过多个或一个地区,来探讨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其对收入的影响。
本文着重从四川农民消费结构变动的总体情况和四川部分农村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现实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对绵阳市江油东安乡9村与三台县紫河镇3村和遂宁市射洪县陈古镇6村与金家镇11村进行了重点走访与座谈调查,对四川宜宾、泸州、内江、巴中、广元等市部分县的共30多个村作了问卷调查所获得)来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总体情况依据《四川统计年鉴》(2000—2008年),用消费支出额变化、消费结构变动值、结构变动度和结构变动度贡献率等来说明。计算方法是,用期末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百分比减去期初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百分比,即得一定时期各项消费变动值;将各项消费变动的绝对值相加,即得的一定时期的消费结构变动值;将结构变动值除以考察年数,即为平均每年结构变动度(结构变动度 = ∑│Xi1- Xi0 │/ 年数);将各项消费变动值除以消费结构变动值,即得各项消费对结构变动度的贡献率。同时,由于重点是探讨农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其对收入的影响,所以,不需在时间上向前追溯较远。
从表1可见,2000-2004年这4年,四川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为9.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的结构变动度为2.33个百分点。从表2中可见,这4年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是住房和交通通讯分别为32.47%与28.92%,但前者是下降、不过其数额在表3中居第二位;医疗消费结构变动值不到1个百分点,变动贡献率10%;其他项5消费除食品外结构变动值都为负。
2004-2007年这3年,四川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提高到14.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结构变动度上升为4.89个百分点,与前4年相比结构变动度上升了109.87%。这3年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是食品、交通通讯和住房,贡献率分别为22.9%、16.63%、
11.52%。与前四年相比,食品消费是负增长,其结构变动值降低了4.39个百分点;住房消费的结构变动值变为正,增长了4.71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衣着消费结构变动值分别增长了1.54与1.33个百分点,结构变动贡献率为8.59%与7.36%;文教娱乐消费结构变动值由-0.31百分点降为-3.98个百分点,进一步下降了3.67个百分点,十分突出;医疗消费消费结构变动值下降了0.41个百分点。
同时从表1、表2中可见,2000-2007年这7年,四川农民消费结构变动值为16.8百分点,平均每年结构变动度2.4个百分点,变动最突出的是食品、住房、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消费,其结构变动值为-2.33、-1.34、5.13、-4.29、1.46个百分点,变动贡献率为13.87%、7.98%、30.56%、25.54%、8.69%,但有正有负,其中文教娱乐消费极不合理。不过,对于问题的分析,本文认为应着重依据近3年。
表3提供了2000-2007年以来四川农民消费支出额变化,显示了结构变动的计算依据,并可为下面具体分析提供一些说明或参考。
从上述数据及分析可见,近些年来,影响四川农民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住房、食品、交通通讯,而文教娱乐也较为突出,医疗消费作用正在加大,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则跟随其后。同时,这些影响有正有负,明显存在问题。如果再结合农民消费结构现实具体情况进一步分项分析,将会看到这些主要影响农民消费结构变动因素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否等等,也能了解其他情况,从而便于农民消费结构优化与收入增加的具体探讨。据所调查的四川部分农村地区农民实际消费情况:
1.食品消费不断由量到质提升,主食细粮及副食增多,有的家庭已注意营养搭配,但还不很均衡。到目前为止,所调查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粮食及禽蛋肉类蔬菜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自给性获得,生活用水一般来自山泉或地下,燃料来自稿杆或山林,如此等等,虽可俭省现金支出,但毕竟缩小了消费的范围及种类。同时,80%的农民户现金消费支出尽管多少有别,但从2005年至2008年四年看,春节期间都占到了全年扣除储蓄的现金收入的70%左右,婚丧嫁聚生日庆典约占13%,农忙时节约占11%左右,其他节假日约占3.5%左右,而平时大多数时间仅占2.5%左右,且种类贫乏简单,仅随季节变化,其消费效果较差。由于同城镇居民仍有差距,食品消费还会增加,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相对比例会减少即所谓恩格尔系数还会下降。所有这些,与收入有待提高,大量农民长期外出打工及种种不良消费习俗等直接相关。
2.衣着消费对于今天的农民,大多数已超过基本必须的支出,温暖已不是问题,且成衣化基本普及,其数量质量在不断增加提高。虽与城镇居民仍有20%差距,但这是所调查地区农民在现有条件下的整个消费结构中,相对问题最少的一项消费,其变化也最自然。因为这项消费虽仅次于食品,但消费弹性却大得多。当基本必须的需要满足,多数农民会将此项消费放在其他消费之后考虑,很难使其畸形发展。
3.住房消费得到了普遍改善,但不少农民投入过多且盲目,利用不足,浪费或闲置突出。一方面,农民用很大部分收入来建新房或改造旧房,居住面积和质量不断提高,有的建了几年后又撤了重建,或不断改造扩大;与此同时,又在集镇建房或县城买房逐渐增加。据调查,平均一个村3%左右的农民(家庭)在县城购买了新房或二手房,县城新建住房购买者多层60%(或高层30%)以上为农民。另一方面,无论新购房(包括二手房)或改造房在哪,半数以上农民因打工(有的村达2/3)在外使用不足或很少居住,而农村的房屋对部分不想终老农村的农民是否真正有用很不确定,对一些住入县城的农民则将其空置。同时,有的村庄建设布局面临调整,大部分现有住宅将被撤除异地重建。此外,目前农村住宅高度分散、占用土地太多,也不利于改善生存环境。
显然,农民在住房消费上存在的问题,既极大妨碍其消费的合理化和有效化,严重挤出了其他消费的改善,也突出浪费了十分有限且增长缓慢的收入,何况建房开支极大,要花3-12万以上②,一般占去农民一生投资的60%左右。显然,对农民住房消费的调整,作用和意义十分重要。
4.家庭设备日用品及服务消费数量正在增加,种类也在增多,但仍有待开发,又呈现出特殊情况。据2008年四川农村统计年鉴可知,2007年四川农村每百户拥有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分别为93.48台、50.50台、21.38台。结合所调查情况看,在农民家庭中,彩电基本普及,影碟机在跟进,洗衣机不断增加,对于电冰箱,少数家庭已买,部分家庭正在考虑购买,空调、抽油烟机、电脑出现在个别农家,但服务消费却很少近无。随着村村通公路工程的全面实施,水电设施纷纷改善,通讯网、广播电视网基本形成,从而越来越有利于农民家庭设备日用品及服务的消费。与此同时,政府也将农村作为家庭设备日用品及服务大力开拓的市场,并推出了优惠政策,农民对于此项消费面临较快增长的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相对于大多数(起码80%)农民的实际具体需要,却反映出中国农村独特的情况。如电冰箱,农民买了可能不使用。因为大量农民常年在外,不会使用留在农村家中的家用电器。而农民平时消费支出有限,日常所需如蔬菜鸡蛋等可直接取自身边的种植养殖,几乎没有必需存放和需要存放的东西,因此,又完全可以不用。不仅如此,也存在买得起用不起的突出现象。因为使用要不断支付水电费及收视费等等,一年累计下来,对于农民很难小视。无疑,此项消费同住房消费一样,如何对待,关系着农民消费水平提高与消费结构优化和既有收入合理有效使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③。
5.医疗消费正在改善,但日常支出仍然不够重视,保健消费近无。从所调查地区看,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农村医保的推广和收入增加,农民的医疗负担逐渐减轻,医疗支出在增加,看病地点日益多处化,健康素质有所提高。不过,新农合报销比例偏低、范围有限、程序较繁,保障能力仍待增强。同时,由于我国医药费较高,即使小病花费也常不小。因此,农民对一般不能报销的医疗消费支出仍然较少,总体呈现出小病少治或随便买点药治,大病努力治或尽量住院治的基本情况。表3表明2005、2006、2007年四川农民医疗保健支出人均为144.45、160.31、174.75元。显然,不能仅凭农民本身直接在此项的支出来衡量其消费的具体情况。综观农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历史与现状,可以说随着新农合及医保的完善提高,农民对此项消费的满意度正在提高,前景越来越好。
6.交通通讯消费增长最快,比重加大,对农民的实际生活影响极大,但部分浪费较为突出。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加快、增大和频繁,此项消费势不可挡,成为农民消费结构中变动值和变动贡献率最大的项目。从所调查地区看,在通讯上,除可移动座机,手机正在普遍使用,70%的家庭在两部以上。每人通讯资费平均每月30元,一般不超过40元。在交通上,90%的家庭有了自行车,70%-80%的家庭购买了摩托车。农民到省外县外或县城务工不断增多,旅途费用也不断增加。到省外回家次数少,70%左右的人一般一年一次,往返平均花费400-600元(按乘火车为主算);在县城回家次数多,按一月1.5次算,有30-40元。但是,部分农民因对于外地务工信息及其变动了解或掌握不准确或不及时,常常在外出与回家之间或外地之间盲目往返、徒劳奔波,有的一年要跑两三次乃至更多。尤其是春运期间购票等票和乘车拥挤的烦苦与过多花费,由汽车替代火车的翻倍费用等,使农民们支出更加增多。因此,减少与避免交通通讯消费增长中冤枉的无效花费,也十分重要。无疑,这也极利于农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和收入相对增加。
7.文化娱乐消费正在改善,但总体上显得单调、贫乏,支出十分不足、不重视,从而妨碍农民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意识、观念和能力的形成,进而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农民素质及人力资本的提高。在表1、表2及表3中,2000-2007年这7年该项的消费结构变动值是负增长,且居末位;消费结构变动贡献率位居第二,但为负;消费额近三年不断下降。从所调查地区看,农民此项支出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培养的学杂费等上。同时,农村中不愿报考大学的学生逐年增多,至少在25%-30%左右。农民平时的文化与娱乐消费主要是看电视或打牌打麻将,相应,滋长了农村赌博等不良社会风气,使得此项消费畸形发展。同时,农民很少在图书报刊上花钱,平均受教育只有7年,参加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培训也少,不少地方不足7%。所有这些,造成农民素质和能力不能提高,既难合理有效使用好有限的收入,也无法改变收入长期低水平。显然,此项消费是十分值得加以调整和优化的。
8.其他或曰杂项商品和服务消费绝对量有所增加,但消费结构变动值变动最少,贡献率最低。从表1、表2、表3有关此项的数据明显反映出这种情况。因为相比之下,此项消费毕竟是最次要的。也由于农民人均此项消费绝对量很小,如2004-2007年四川农民人均分别为30.92、31.54、36.18、42.26、52.56元,因此,对其深入分析意义似乎不大。但是,如将人情消费等列入此项,则表现出使人不能不重视的问题。从所调查的部分地区看,农村人情消费开支大,送礼名目繁多。而且近年来,数量、档次在提高,金额在增加,乃至一些人家不得不举债应付。如按家庭户计算,除开高收入户,不少人家实际占到家庭总支出的10%左右或以上。此种消费虽多属礼尚往来,一般有去有回,但是,该不该支出,该支出多少,则不是令人满意的,也不是多数农民都很愿意的。显然,仅根据农民有限的收入来看,此类消费可以减少,应该加以调整和优化。
三、优化农民消费结构与增加农民收入
从第二大部分可见,农民消费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总体仍低(相对城市居民),具有不均衡性、盲目性(无计划、从众、冲动、攀比)、限制性、不充分性(利用差)、不合理性、特定的轻视性及无效性等等方面。其中突出集中在:各项消费结构变动值与变动贡献率不尽合理,有的消费额过多或过低。具体反映为:食品消费支出仍需丰富,且支出时间分布极不均衡;住房消费支出盲目性大且量多;交通消费支出有部分盲目性大且量多;已购家庭设备用品花费大,并占去很多消费资金,却使用率极低;文教及保健等消费支出太少;其他消费支出或多或少违心而为;同时,对农村特有的自然福利(自然环境及产出等)缺乏利用或利用不足。所有这些,浪费了农民有限的消费资金,挤占了其他正常或更需要的消费,使农村农业农民仅有或独有的消费优势不能发挥,妨碍了农民消费质量的提高,降低了农民实际消费的真正满足感愉快感,不能取得消费效用最大化。进一步,还阻碍了农民素质及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从而增收创收能力的改观,也让与消费结构有关的各个方面的改善都受影响。如此等等,既使农民相对收入大大减少,也使农民绝对收入难以增加,不利于整个三农面貌的改变。
根据前面分析的农民消费结构与收入的关系,本文认为应对农民消费结构中问题突出的项目进行不同方面和程度的调整或优化,以实现农民相对或绝对收入增加。
1.节制或减少住房消费。从所调查地区看,平均每村每年仍有3%左右的农民家庭打算建(买)新房或改造旧房,且并不一定使用或常年使用或完全使用。如果这些农民节制或减少此项支出,则一户会少花费或相对多出平均3-12万左右的收入④;在每100户农民中,总额可达9万到36万左右。由此,可添补其他消费,使整个消费尽可能有效些,从而尽可能提高消费结构真实的合理化程度,实现相对增收。与此同时,还可提倡有房不用或少用的农民将自己的房屋出租给暂时缺少房屋使用的农民,使后者从长计议,避免盲目建(购)房,也使出租房屋者获得绝对增收。
2.慎重家庭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虽然家用电器为主的家庭设备用品逐渐普及被认为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最重要表现,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一个标志,但是对于很多农民目前的需要而言类似于住房,既无多少用处,还挤占较多资金。不过,另一方面,政府又鼓励家电下乡,给农民购买补贴优惠,并把这作为促进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措施;同时,家用电器等家庭设备用品又具有住房没有的可流动性,即可搬移到不同地方的房屋使用,因而不像住房消费支出(尤其是重建或改造)那样最好尽可能减免。因此,除收入已较宽裕,不存在影响别项消费的农民外,则以慎重消费支出为宜,最好是暂缓支出,至少如电冰箱等可暂时不买。这样在此项可支出中,每户能买能不买的农民平均将少花费或相对多出2 000-5 000元左右的收入。按每100户算有75%属于此种情况。当然如果都买,也不会在一年内完成,如分三年陆续购买算,100户中头两年每年可平均少花或节省共达5-12.5万元左右。
3.校准或避免失误的交通消费支出。近些年来,农民工外出平均占农村人口50%以上,平均每户占一半人口,其中每年平均外出8%左右人属于这种情况。综合各种徒劳往返情况,平均按每人一年1.3次共520-780元计算(按火车),在每百户(每户平均4人)农民中约16人可少花“冤枉”钱0.832-1.248万元左右。这应是一种收入相对增加。
4.避免或减少人情消费支出。对于已占到农民家庭年收入10%左右的人情消费,从所调查情况看,起码一半可取消。这样平均每户农民能节省5%的家庭年收入。按四川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 547元算,每百户(每户平均4人)农民中可节省7.094万元左右。这仍可看作一种收入相对增加。将此项与前三项相加,可得每百户农民将节省或相对增加收入21.926- 56.842万元,按每户平均4人计算每人平均548.15-1 421.05元,大约相当于2007年人均收入的15.45%-40.06%左右,取平均值为984.6元,27.76%。这对于长期处于低收入的农民来说,其数目不可小视。虽然在实际中只有与上述四项支出发生减省关系的农民才能获得这种相对增收,且多少也不一致,但总会在整个农村农民中引起突出的反应。
5.增加文教消费。这是整个消费结构中最需要的。有关研究分别表明,“如果每个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一年,那么他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会增加2.2%;一个地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将提高1%。对经济增长将达到4.52%”④。同时增加教育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比对强势群体有更高的回报⑤。因此,应尽快尽可能更多地提高农民文化教育等消费支出。在外部增收有限条件下,上面通过节省或减少的消费支出正好用于这个方面,而且主要是非义务教育上,尤其是短期技能和职业培训——因为中央确定到“十一五”末期使农村地区全部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当然不是每农民都有这种支出。不过如平均地看,其具体数量,可在上述人均节省或减少支出平均值984.6元的50%-100%之间,即每人每年平均可多使用492-985元。其作用不可低估,至少可够当年培训费用。无疑,这必将使不少农民知识、能力和技术等不断提高,从而能适应不同种类或程度的工作,找到越来越多的就业门路和创收机会,尽量避免工作中生活中的种种失误,实现收入的有形及无形的绝对增加。
6.优化自给自足的消费,主要是调整及开拓食品消费。作为最基本的消费,农民还须在品种、质量和档次上不断提高。在其收入暂难改观时,完全可以在其消费的自给性方面下功夫。虽然现有自给性消费多少限制了农民食品消费的范围和种类,但自给性本身却是能变动的。因此,农民可以通过充分挖掘种植与养殖业内部及自身多方面的潜力,调整农产品种植或品种结构,增加饲养种类,乃至发展名优特新产品,来扩大自己的消费范围和品种,丰富自己生活。这种做法如需资金也不会较多,部分农民可从上面节省部分中得到。显然,这不亚于通过新增收入去购买所得到的消费满足,尤其还十分生态绿色、安全放心。而这种做法,不仅能使自己消费得到提升,如果在生产中推广普及,也会带来农民收入绝对增加,并且这也是在大力提倡或推行的。在现实中,已有农民将自己吃的和卖的同类产品分开种植养殖,虽然目的尽有不同,但总说明农民是能够通过自身种植养殖等,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消费。与此同时,农民还应尽可能利用好身边及周围已有的种种生活资源,如对山泉或地下水及建成的沼气设施等等,保持良好地使用或利用,而不让其闲置。如此等等,都会使农民不付钱地获得不同程度效益,从而实现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收入增加。
综上所述,通过不新增收入的现有消费结构合理优化,可使农民有限的收入尽可能取得最大效用即消费满足,使农民减少大量不必要的消费或浪费而实现收入相对增加,使农民素质和人力资本提高而带来收入绝对增加,实现消费与收入最大的良性互动。这无论如何对农民都是可行的、有利的、值得实施的,对政府、社会及方方面面也是不费而惠、获益不小、值得提倡的。虽然这种调整优化涉及每户农民的具体情况并不一样,但必然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突出效果,并带来较大的影响和示范效应,使所有农民养成科学、理性和有效的消费,从而收入增加。当然如何提倡和实施需另外深入探讨。总之,优化农民消费结构实现其收入增加是大有可为的。
最后需指出的是,本文强调的相对增收与探讨的实际主要属于短期收入变化及作用可能常常被低估。因此,必须明确,收入的增加总是包括绝对与相对两个方面,总是离不开开源与节流。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源更是增收的主要方式与途径,但不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何况人类总是摆脱不了资源稀缺性的制约,何况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需要节约型经济。因此,节流即相对增收始终都不应被忽视。而对于农民,短期收入对其消费的作用远远大于城市居民。因为农民对未来的预期和担忧大大低于城市居民,他们对无保障似乎早已习惯,而且还有农村土地作最后的依靠,加之收入太低,自然会更多或主要使用其短期收入——这也有学者做过实证分析。因此,短期收入对于农民消费影响至今仍十分重要。所有这些,也正是本文最起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说明在农民消费与收入的研究中应尽可能地解放思想、拓展视野、不拘一格。
注释:
① 朱信凯.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J].经济研究参考,2008(27).
② 文中的高低数据都是各自平均数,即是去掉了最高与最低的数据。
③ 不少三农学者都持这种看法。可参见贺雪峰等人近年来在《三农中国》季刊-三农中国(http://www.snzg.net)上发表的文章。
④ 杨国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新农村建设[J].经济研究导刊,2006(6).
⑤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组.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9).
参考文献:
[1] 尹世杰.消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63-82.
[2] 邓永成.经济转型期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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