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当今时代，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湾区地带，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地区^[1]。曼哈顿、旧金山湾、东京湾、伦敦湾等等，这些人口最密集、经济最繁荣的大都会，以高额的经济总量、宜人的环境和多元包容的氛围，成为湾区城市发展的标杆。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对于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新模式、打造国际竞争新平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全面推进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十九大之前，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与发展已经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进入了国家顶层设计；十九大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又增加了新的发展动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两大核心优势

（一）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

艾媒咨询2017年5月发布的《2017～2018中国粤港澳大湾区专题研究报告》显示^[2]，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3%，超越旧金山湾区且仅次于纽约湾区，人口数量达6765万，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在世界四大湾区居首位，未来有望成为超过东京湾区的亚洲经济总量最大的湾区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集中了金融、科技、贸易、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要素汇集，创新能力突出，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增长爆发力和极强的扩散效应，对其周边的海峡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中部城市群，东南亚地区国家，都具有很强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可以内强腹地、外促东盟，重塑周边经济，必将成为内地经济发展的新引力、“一带一路”战略的新支点。

（二）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

与我国其他湾区如长三角湾区、京津冀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一国两制”下的港澳的融入。在这里，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又要充分利用世界先进发展经验、大力融合创新要素、直接对接各种先进经济平台。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既有着“先行先试、敢想敢干”的政治勇气，又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对港澳的融入、与港澳的合作，对三地的融合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香港是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化中心，在人才、服务、技术与国际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大湾区建设中，粤港澳三地充分利用“一国”之利，“两制”之便，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是重要的课题。

粤港澳大湾区的政治优势决定了大湾区建设实践过程中的政策高度。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既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发挥各地所长、克服各地所短，更要从中央层面考虑“国家所需”。所谓“国家所需”，从政治上考量，粤港澳大湾区某种意义上是为港澳提供强大的经济腹地，为其融入内地发展提供契机。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协调机制不但要尊重历史基础、利用各地的现有条件，而且必须要从中央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全面考量。粤港澳湾区建设提升合作联系机制具有重要的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牵涉到广东9市的内部协同融合，也牵涉到粤港澳三地的协同融合，这必然要求在现有协同机制的基础之上，在国家层面研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调机制，统筹研究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重大问题，协调落实重大合作事项。

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级湾区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发展前景是可以预见的：必将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增长极。但是立足现实，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肯定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限制其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并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公共设施缺少系统规划和有效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但是缺少系统规划和有效对接。交通基础设施有效对接问题非常明显，高铁、公路、港口、机场等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实现互联互通，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很多地方公路、轻轨和高铁都是独立运行，三者之间不能形成一体化的有效接续联通，交通方式之间的转化非常困难，灵活性、便利性上都不尽如人意。除了交通设施以外，湾区的公共配套如医院、学校等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尤以大城市中心为甚，缺少统一规划、系统配置。

因此，在大湾区未来的建设中不管是高铁、港口、机场还是其他重要公共配套，都应该以大湾区为整体来统一规划，践行一体化举措。并加强相关基础设施的定位、配套和协调，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效运营，提高交通总体运行效率。

（二）产业分工不清晰、发展存短板

大湾区的每个城市都具有自身的核心产业和分工体系，但整体看第三产业占比都处于较低水平，仅占62%，而纽约湾区占比高达89.5%^[3]。而且各城市存在定位特色不突出、经济发展空间差异过大、产业空间结构不平衡、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金融产业发展必须考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的协调。比如金融产业，香港是湾区的金融中心，深圳是南中国内地证券业、股份制银行和对接香港的金融中心，广州就不能在证券交易所等方面重复建设、无序竞争，那么是行政化地提出打造深圳内地金融中心、而限制广州发展金融产业？还是允许广州发展差异化的特色金融产业？这需要进一步明确各自定位，进而实现统一协同。

湾区内每座城市首先要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兄弟城市的协调合作，最后走出一条有湾区特色的产业分工体系。

（三）地区间缺乏深度融合，制约整体优势发挥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多个城市和地区，打破行政壁垒，消除阻碍地区融合的各种因素，是湾区建设的难中之难。区域差异巨大，城市发展不一，应该消除人才、资金、信息交流的障碍，实现行政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与文化融合。社会融合比经济融合更难，比如说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的国民待遇问题，养老和教育很难与内地体系对接。既然上升到国家战略，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重点要关注湾区整体优势的发挥。

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议

（一）发挥优势，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核心区，以珠海、东莞、佛山为核心的工业核心区，以江门、中山、惠州和肇庆为核心的次一级工业圈的产业发展格局。香港是国际著名的自由港和深水港，是联系欧美市场和东南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澳门的旅游业和博彩业非常发达，与葡语系国家有很密切的社会文化交流。粤港澳大湾区根据自身优势不同定位，形成的集聚能量非常强大。这一产业发展格局势必影响未来大湾区城市群的功能定位及布局。

香港贸易、航运、金融和专业服务等优势产业需要与珠三角的制造业对接起来，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格局。比如说创新发展已成为全球趋势，深圳具备成为全球创科中心的潜质，香港金融和现代服务业发达，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以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系列制造闻名。香港贸易、航运、金融和专业服务等优势产业需要与珠三角的制造业对接。深圳的创新为其他地区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提供支撑，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格局。

因此区域政府既要发挥本地区的优势，更要实现区域间协同发展，实现1+1＞2的整体效应，构建具有湾区特色的产业分工体系。

（二）统筹协调、系统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的长远发展

在国家大力倡导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以及国际大湾区经济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多区域经济跨境联动机制的突破，显得十分迫切。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进一步合作发展，需要有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创新，即在现有行政区划不变的前提下，大胆打破行政区划的掣肘，真正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经济各个领域的合作更为紧密。

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需要成立一个由中央有关部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珠三角各市一级的政府部门组成的新型的行政协调机构，代替区域政府，履行一些职能，让人才、资金、信息的流动畅通，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降低交易成本。

成立城市群层面的规划机构，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及地位，推进城市间的分工合作。例如以定期联席会的形式，对重大合作事项进行磋商与决策。同时，设立常驻协调办事的实体机构，负责落实由协调委员会通过联席会议决策制定的战略、合作项目等具体合作内容。并定期组织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本地民营企业等代表参加的社会民意调查咨询会，了解具体合作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有待协调的事项。

打造新的平台，让人才、资金、信息的流动通畅，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降低交易成本，例如构建高端人才平台、金融平台、物流平台、市场平台等创新平台。解决统筹问题一方面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发，由国家级规划上升到国家级战略，形成国家级的统筹和协调机制。另一方面需要从各个城市的实际出发，主动把自己定位为湾区中的一员，共同谋划未来的发展蓝图。

（三）错位发展，全面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业态，按照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统筹协调，以整体的思维，全面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这就需要加强湾区城市合作网络的建设，联动制造业、物流服务、商贸服务和金融服务等，内部优势互补，形成合作，推动优势产业抱团，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一带一路”的国际运营中心。

按照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统筹协调，以整体的思维全面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结合沿线国家的需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发展的格局当中，大湾区应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